经济导刊

全体国民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涵盖56...

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了一个从多部族帝国、部落国家、王国及世袭封建贵族领地等各种传统形态的政治实体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迈进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确定与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全体国民对于自己国家所具有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外部势力只有在内部凝聚力瓦解之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文化精英们就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帝制的“维新版”、君主立宪、共和制、训政体制等都曾在讨论议程之中。但是,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塑造“中华”文化,使之成为新生中国全体国民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从而把国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置于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结构清晰、内容鲜明的基本框架。我们要在21世纪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将设计并实施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无疑是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华文化必须建构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之上

新政治体制的构建只能脱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从石头中蹦出一个猴子来,那只能是神话故事。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更是不能脱离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体系,作为“文化”基本内容的语言文献、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生活习俗、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产品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都是彼此交汇融合的文化构成元素。尽管这些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仍在不断演变与重塑,但是脱离了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基本文化元素而去重新设计的“新伦理”和“新文化”,很可能经不起社会动荡和外部文化冲击而短命,并使国民陷入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真空”的境地,人们就会失去道德底线,彼此毫无信任,一切唯利是图。

如果要建构一个全体中国人共享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首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64%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5个省级的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第二,在中国的13亿国民中,有1亿多人属于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这两个构建国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出发,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人口上必须涵盖56个民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必须建构在中国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之中。

社会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文化机构、出版社、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作家、剧作家、导演们所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原地区即汉族人口聚居区,很少关注边疆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进程、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和连续剧,除了入主中原并被奉为正朔的元朝和清朝外,大都是汉人中原王朝的历史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历史上边疆政权和边疆社会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吐蕃王朝、大理国、西域诸国、蒙古各部、云贵川各部的政治领袖、思想家和社会精英们)则十分少见,虽然近年来数量有所增加(如《贺兰雪》、《尘埃落定》、《奢香夫人》、《木府风云》),但是与充斥在电视屏幕上的汉人题材节目相比,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在汉人观众中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人)认真收看这些节目?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边疆少数民族观众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中内容几乎全都是汉人历史剧和汉人80后、90后白领的“小时代”节目。这种文化隔膜不仅无法创建一个涵盖13亿国民的共同文化,恰恰相反是在持续不断地构建和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区隔和感情区隔。

中国的电影在类别上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在“普通题材电影”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藏、维、蒙、彝等边疆民族的角色,甚至很少看到回族和满族角色。“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总是围绕着“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等过于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少数民族在观看国产电影时同样感到某种隔膜。那些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观众在看国产(普通题材)电影时,就像观看韩国和日本电影一样。

自从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各民族传统的地理居住格局已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居住的藏族人口已经达到54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在新疆以外各省市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口已有6.8万人。从发展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积极正面的迹象。只有在居住和就业格局中逐步打破传统的民族隔离状态(藏族居住在藏区,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等),才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建立一个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沿海和中部各省市的政府和民众,应该努力帮助这些来到东部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成员在本地定居和就业,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障碍,努力使他们感到全中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家园,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做了哪些促进的具体工作呢?如果通过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他们在居住和就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进行介绍和描述,相信一定可以挖掘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做出贡献。

在中国,从电视上最普通的广告(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电器等)中很少能看到少数民族形象,中央和东部省市电视主播人、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也很低。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广大汉族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中国还生活着上亿的少数族群人口;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主流媒体中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在感性上他们如何能够树立起“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北京是自己的首都,东部省市也是我们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信念呢?

我们呼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全国人民首都的北京电视台选拔并增加来自藏、维、蒙、彝等各少数民族的电视主播人和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大藏族或维吾尔族电视观众的感受一定是很不一样的,这将拉近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感情距离,有助于他们把这些电视台看作是“自己的电视台”。近年来,《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手,非“少数民族题材”的《雪蓝刀锋》中出现了蒙古族角色,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希望今后这些努力包容中华各民族成员的影视节目会越来越多。

我国设有特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非“少数民族”的汉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参与这一赛事?如果中国的“全运会”所设竞技项目是比照国际体育项目并为国际比赛培养选手,那么与之相区别的全国性“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应当包括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并更名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些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同一个地区各族共享的区域性体育娱乐活动,其实不如组织跨省区或省区内的区域性传统体育运动会,让各族民众混合编组,共同参与,加深当地的民族交流和团结,还可以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队的队员选拔,也应该注意选拔少数民族运动员。当我们的国家篮球队里有维吾尔族球员、摔跤队和马术队里有蒙古族队员、射箭队里有朝鲜族队员、登山队里有藏族队员时,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的心情会完全不同,汉族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也会增强对各少数民族的亲近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文化、娱乐、体育等领域中形成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造成汉族年青一代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也造成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心理隔膜。这些习惯性制度化区隔带来了这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文化隔膜、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构建。

多族群的美国如何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

多种族的美国并没有“少数种族题材电影”和一般(白人)电影的区分。当然,美国也拍摄了少数以黑人、印第安人生活或人物为主线的电影,但是其他绝大多数电影通常都包括不同种族的角色,近30年来美国拍摄的电影几乎找不到纯白人角色的电影。同时,在美国的电视新闻和其他各类节目的主持人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黑人,这样的影视节目使得美国民众(包括白人、黑人和其他群体)在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潜移默化地认同并接受了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美国文化”。

美国的体育活动决不仅仅是运动与比赛,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成为“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橄榄球赛、棒球赛、NBA篮球赛、田径比赛、拳击比赛及所有相关体育明星们都拥有无数 “粉丝”。我们也注意到,所有这些体育都不是以种族/族裔来分组的,所有运动员都以完全平等的资格来参与运动和比赛。在许多体育项目的顶级明星中,大多数是黑人。美国体育文化的构建与运行使黑人等少数族裔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使黑人把自己视为美国体育的骄傲。影视文化、歌舞文化、体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利坚文化”构成了各种族国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这些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肤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美国国民彼此之间最重要的认同,就是对“美国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同。

如果我们去问美国学者什么是“美国精神”,他们在介绍美国价值观时一定不会忘记谈到美国的多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尽管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社会差距,也不时出现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和平示威,但是必须承认,自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种族关系已经得到很大改善。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美国总统,也是大多数美国白人摈弃种族偏见的一个证明。在这个改善种族关系的过程中,美国知识界、影视界、大众娱乐界等努力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以“民族”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的后果是:我国电影观众在日常文化娱乐中完全无法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这样的重要信息,更难以通过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了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现在我国电影中很少出现少数民族主人公,这就使广大汉人民众在日常生活娱乐中无法获得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知识积累甚至基本意识,如果汉族人来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误解,滋生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这对当地的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非常不利。

培育能够凝聚各族国民的共同文化

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积累

198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几千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指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虽经朝代更替而文化主线绵延不绝的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各族都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保卫传统文化的战斗中。这个千年文明的多族群政体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殊死斗争中从“大清朝”转变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

由于在几千年的迁移、混居、通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族居民之间发生了多次复杂的交往与融合,费孝通教授称之为“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中华各族的文化,也是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不仅在血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加强共性认同

我们可以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化解隔阂并加强共同认同。

从汉族方面考虑,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义,鼓励汉族民众和青少年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相对比较发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所以“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导致的一个倾向,就是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马戎,2010)。中央和各地媒体谈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谈到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作为中原皇帝象征的“龙”;媒体报刊讨论“中国精神”时,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汉人;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仅是汉文典籍著作;“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和中原皇朝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汉人和中原皇朝的传统文化;在许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和汉人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思维定式,对于构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的国民必须认识到:只有汉族,就不能叫“中华民族”;没有各少数民族,中国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广阔的疆域。近代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曾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时刻牢记。

从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考虑,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本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认识中华各族之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相互交织融汇的共同文化,认识到无论在血缘还是在文化上,中华各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藏族与汉族有漫长的通婚历史,新疆东部(如哈密)的维吾尔族也有和中原民众通婚的传统。少数民族民众需要更多地关注各族历史的共享和各族文化的共性,走出“民族识别”中重视差异而忽视共性的偏差,认识到本族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努力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放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

社会变化的主流是现代化,而非汉化

总体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流不是“汉化”,而是现代化,只是沿海汉人地区对外开放和吸收西方文化要比西部边疆地区早一些。所以,少数族群民众不应把这些源自欧洲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文化”,由于担心“被汉化”而心存戒心。同时,汉人自己也不要把少数民族民众接受这些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化”,而应当与各少数民族民众一起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共同推进现代化,并在这一进程中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发展中华各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国土地辽阔、群体众多,历史上中原皇朝直接统属的行政疆域在不同朝代有很大变化。因此,我国族群关系的演变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今天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上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从另一个方面看,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警惕西方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中国

中国在许多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依然保持着“战国称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不能正视中华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磊落胸怀,更习惯于“零和游戏”而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双赢”。它们在国际交往中习惯于树立一个“敌人”,然后极力削弱这一“战略敌人”的实力。它们采用的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利用其“潜在敌国”内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运动。欲使这些国家内部持续的矛盾冲突也必然大大削弱该国的实力,使其无法完成现代化目标并丧失国际竞争力。苏联解体后,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的“霸权竞争对手”,只是“911事件”打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计划,而当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并致力于“重返亚洲”以来,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此刻,全体中国人必须头脑清醒地认清这一国际大形势,不能过于天真。

我们必须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与巩固。以“中华民族”为单元建立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共同的政治认同,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56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兄弟姐妹,每个群体无论人口多少和发展基础如何,都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每个公民的利益和每个群体的文化传统都将受到保护和弘扬,同时在继承发展各族群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地相互融合。

中国在21世纪的文化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努力梳理和调节国内各族群、港澳台群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维护“和而不同”的长期共同发展、平等交流的文化格局,引导各群体学会欣赏并吸收其他群体的传统文化,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文化。

(编辑  萧枫)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大社会学系前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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