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北京时间8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以其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自身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实施打击,将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而与此同时,日本一些产业资本到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围绕汇率问题的博弈,其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这将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美国的意图上看,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持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可见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在金融市场或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但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地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地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全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和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将是首当其冲。

几十年来,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也是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

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是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政策的合理性,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义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这样在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问题上,IMF就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的声音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度过高,这也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要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资金,更重要的是要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目前还是将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对此应尽快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编辑  季节)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摘编。


 

内容提要: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产生于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是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的产物,在经济思想史中具有应有的地位。它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使其区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在我国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既要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也要看到在未来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要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使命,在广阔的市场蓝海中求得生存发展。

关键词:实践认知 思想地位 属性特征历史使命 生存发展

 

源于实践认知的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纵观历史长河,开发性金融思想的出现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思想应当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凯恩斯、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果

在苏联建国之后,经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政府的计划组织、财政调配发挥了关键作用,解决了经济发展从01的问题。看到苏联成功的经验,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不足的一种修正和调整,这可以看成是美国版的计划经济。同时,苏联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被看成是苏联版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以财政手段来扩大需求,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各国实行战时经济的阶段,而美国由于向全世界特别是盟国供应军火和物资,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和全球经济霸主。此外,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经济恢复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使全球经济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达到辉煌的顶峰。

但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温饱和小康,进入到了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出现产能过剩,原来的经济扩张遇到了问题,经济从建设时期迅速走向产业升级阶段。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各自分工,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发达国家占据了高端制造业,在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中低端产业。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统管一切的做法开始走向衰落,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其主要措施便是去产能和私有化。同时货币主义出现,因为金本位制度消失,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形成,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货币金融政策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所取得的财富,不再是本国劳动所对价的数值,而是与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联系,因而有的国家拥有了比自己国家生产总值更高的财富。财富的积累已不是主要体现在财政税收上,各国财政税收逐渐碎片化,并与全球贸易脱钩。此时,财政政策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财政政策完全局限于财政的能力,局限于税收收入和发行国债,是有限和低效的,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工具是近视、短视的。同样,货币主义出现失灵,因为货币不仅是市场流通的一般性中介,也成为财富的标志和载体,将来宏观政策工具应该是金融和财政,而不仅是货币和财政。

二战后,美国财富大部分不是取自于国内,而是从全球贸易中获得的,因为美元发行首先变成美国的财富,同样也是世界的财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看到,货币的财富属性大于中介属性。美联储和伯南克实施的量化宽松措施,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方法向货币金融领域延伸。用货币扩张代替财政政策的扩张,干预美国金融市场,同时挽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股权和债权之间恢复平衡。

可见,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产物,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们在历史上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产物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1944年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确立的一类机构,属于凯恩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是财政政策的衍生物。新自由主义则对任何政府作用都持反对态度,没有关注和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反而强调金融放任自我发展,导致金融自由野蛮扩张。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把逐利当作金融唯一目标,金融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以泡沫方式来获取盈利而导致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开发性金融萌生于凯恩斯主义,但脱去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外壳,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发育成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发育、形成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和理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历史必然。正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而西方和美国为应对经济萧条实施罗斯福新政,从而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当然,两者的性质和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这只不过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国家信用的市场化运用,以及巨额的居民和企业储蓄存款、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些因素成为开发性金融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其成长发展。

在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开发性金融的发展空间。虽然现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没有真正承认和认识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重要本质性特征,但也开始正视它的存在并进行研究。由于偏见,他们不可能把中国的特点,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协调优势看清楚。所以,他们被限制在各种较小国家的、没有明显成效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案例中,难以总结出开发性金融的核心内容,也无法看到事物发展的全局和更全面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要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也要听取国外的一些研究意见,力争使开发性金融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更具说服力。

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决定了开发性金融的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泡沫,并在巴塞尔委员会和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推动下,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最严格的监管。该出发点立足于西方经济已经进入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除了高科技、教育和消费之外,没有其它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在低增长和零增长环境中防止财富泡沫化、流失和缩水。在新兴经济体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低增长和衰落,其金融体系的目标变成财富保值、防止缩水,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发展才能增加财富、扩大市场、扩大需求。西方国家很难跳出原有的圈子,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以防止财富泡沫化、财富流失和缩水为目标的西方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增长性国家,存量财富保值只是金融管理和金融发展的部分原则,而不是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

开发性金融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防范发展中的风险,而不是把增长空间压缩和管死,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之道,也是“发展是硬道理”在金融业的直接体现和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巴塞尔协议III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它没有回答应该由谁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监管部门也没有指出开发性金融应该怎么做,而这都要依靠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寻找支持发展的有效方式。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从巴塞尔协议III中跳出来,走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达到促进发展和保值增值两方面要求。这才是金融体系正确的发展之道,也是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

开发性金融具有独特的属性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以发展为导向意味其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提炼升华,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方向和全局利益永远紧密相连。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支持重点,是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有自主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开发性金融之上就是国家,它不由任何一个经济管理部门所指挥。唯有如此,开发性金融才具有市场自主权,才能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和中心,服务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开发性金融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和实施者,这是衡量其性质和检验其成败的基本因素和关键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

以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类比,开发性金融就是国家指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像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那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开发性金融才能奠定自己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主要实施者的地位。

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其中有一次红军打了败仗,即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刚开始时敌情不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战斗打响之后,形势极为不利。后来摸清敌情之后,中革军委下令整个部队以个人为单位,迅速撤出战斗,要求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重新集合。土城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对部队士气有极大影响,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直下达到所有战士,大家都遵照命令自行撤出战斗,寻找有效的避敌方式。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三万红军不缺一人一枪,全部集中归建,部队又重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长征的道路,走向下一场战斗。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感慨道:“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充分体现了红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命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开发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不断强化、巩固自己的地位。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密切合作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是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应该明确,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不是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关系。

过去,金融界中存在着一些短视观点,认为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体现于地方政府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听银行意见、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就是从部门对部门、权力对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关系。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将一些地区评为高风险地区,不提供融资支持,不主动扭转局面、开展工作。现在金融机构正在转变这种做法。开发性金融要努力推动政府功能为金融化服务,推动全社会融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力量,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金融发展中受益,同时也支持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

从金融角度看,不管是人求我、还是我求人,只有密切合作、深度信任、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出金融的力量。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就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服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并通过服务金融、支持金融最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全国性行业和项目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打破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的鸿沟,开发性金融才能与政府部门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别于历史上开发性金融机构

历史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具,是将能否盈利作为划分政策性、商业性机构的出发点。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保本微利为特征,是财政补贴的产物,以财政补贴方式来利用金融,战后60多年实践证明,以财政补贴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失败了,这条路走不通。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再以财务是否盈利作为开发性金融区别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保本微利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标准。保本微利是指财务生存能力,带有划分政策性和商业性机构之间的界限的含义。以保本微利来指导和经营发展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终也会失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将实现国家战略为目标作为基本特征。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财务持续和自主发展能力。能不能盈利是个生存问题,有什么发展,做什么目标,则是个发展问题。以货币金融政策体系及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了成功。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营核心是发现国家战略,制定实现方案,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化的认识过程,不是一个人和少数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靠集体的努力。这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复过程。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是一个对客观世界反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认识的空间基于国家战略、国内外大形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发现开发性金融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什么。它和实体经济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能动的市场化、法律化的过程。

不同于财政政策的行政性决策,开发性金融业务更多是主动为实体经济建设市场的过程。开发性的贷款有完整的贷后管理,拥有信贷资产管理过程;财政化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的建设、市场的信用、市场制度的发展则往往具有负面的作用。当财政越界以后,市场得不到发展,金融得不到发展,而且还会倒退,所以应该主动划清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间的界限。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本质区别

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只有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大多是在红海当中的锦上添花,是一个运行的产物。相反,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使命,它的生存、运行更多是为了发展,是在蓝海里补短板,雪中送炭,支持国家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项目,是发展的产物。尽管商业性机构存在发展的成分,但是它的发展目标比较抽象,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必须肩负相应的国家使命,不会在红海当中去竞争,强烈的目标导向是它的重要特点。

开发性机构是一个长焦距,望远镜头,商业性机构是一个标准镜头,主要是聚焦短期性领域,这是两种功能运营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商业性机构的运营基本是自下而上,下面发现、提出项目,最后上层拍板决定。而开发性机构是专门找短板,聚焦解决这些短板。商业性机构有自己明确的存量市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运营。目前国内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模式主要适用于商业性机构,不是很适用于开发性机构,以致开发性机构难以运行。

开发性金融兼具国际主义情怀

开发性金融产生于中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他国家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开展开发性金融。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内容是统一和一贯的,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是一贯和一致的,即开发性金融是富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武器,它的原理可以运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世界银行、其它多边性金融机构也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服务第三世界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发展方式和模式。

现在发达国家产能逐渐萎缩,财富出现泡沫,没有发展前途,只有和开发性金融结合、走向发展中国家的蓝海,才能真正释放发展潜能。如果龟缩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市场内,它在全球70亿人(未来将达到100亿人)的市场中仅有十几亿人的市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衰落。只有走向全球化,而不是反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正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都会使经济受损、衰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遭受损失

开发性金融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开发性金融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始终面对着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的生存发展问题,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主动开拓市场“蓝海”的能力,在市场“增量”中谋求生存发展。

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的问题

生存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机构都面临生存发展问题。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业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关系问题。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存在一定相似与竞争。两者都是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工具和衍生物,拥有独立自主的财务,健全的发展能力,依靠市场而生存,不靠财政补贴,也不靠财政政策。但在业务和领域上很难依据一些本质性区别划分出开发性或商业性。市场中总有蓝海、红海界限不清的地方,因此开发性金融无法垄断一些特定的领域,两者是可以有竞争的。现实中,商业金融、商业银行都在学习和运用开发性金融的一些方法,主动开拓蓝海,拓展业务领域,进而把蓝海变成红海。

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商业金融的生存在于以存款为基础的存量稳定,这部分业务占其70%-80%的工作量,而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发展,其存量是流动的。存量是靠持续的增量形成的资产,存量本身高度流动、逐年缩水,随着项目还本付息和最终全部归还贷款而逐渐消失。严格来说,商业金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是流动的,但它相对稳定,我国储蓄率一直高达45%-50%,商业金融的存款规模在这个范围内小幅波动,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而言,存量稳定是生命线,特别是储蓄,这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存在本质的不同。

如果比存量,开发性金融不占优势,而比增量,开发性金融则能显示出和其他任何金融不同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开发性金融与投资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流量为中心,以流动性大的资产为中心。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必须要有巨大的、超过存量的新项目储备库,保持其生存发展的合理空间,才能具有稳定的生命力。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是个永远存在、永远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主动向前发展,拉开前瞻性的差距,拉开优质项目库的差距,才能保持其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在这之中,商业性和开发性机构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该是良性可控的,可以调整的。在国家战略中,商业性机构虽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但也可以渐进式的从事蓝海和红海之间的业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很多空白和短板,要大家共同来填补,随着蓝海变成红海,发展则进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行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自身发展方向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要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以达到国家和自身所要求达到的各项目的,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投资、债券、租赁等都要成为开发性金融有力的业务支撑。

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学会了发展银行,没有学会发展投资。目前我国投资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乱象和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影子银行、通道融资都是这些乱象的标志。要实现均衡有效的经济发展并降低风险、降低杠杆率,就要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开发性金融要充分运用投资手段,扩展自身相应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开发性金融的战略优势向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扩展。

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扩展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形成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带动效应。开发性金融的朋友圈,既要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银行,也要包括投资、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现在基金投资往往过于注重自身回报,过于注重管理费用、分红等,这些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要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充分联合和运用金融领域的各方面力量,有效拓展服务手段,这也可以为开发性金融的自身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开发性金融新时期、新时代的发展

开发性金融是显微镜望远镜,在新时期、新时代既要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又要向前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运用“规划先行”开拓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之道。

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区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初期消费阶段。中国存量生产能力自我维持和自我升级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于消费拉动作用,但对于那些贫困地区或者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的地区,消费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依靠消费拉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很单薄。

实际上,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比如,在国家高铁路网建设方面,许多东部地区高铁路网不断加密,体现出了基础设施存在不断深化完善的需求。对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只看当下,还要看到增长的潜力,即增量的人流物流。当前有些地方贫困落后、人口稀少、产业单薄,但是一旦交通基础设施建好,就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新的发展机会。增量的人流、物流、资本流、现金流会在基础设施建成后释放出来,而这些潜力和机会只靠计算原有人口数量和客流人流往往是困难的。所以,不能用停滞、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把发展局限在原有条件下的一些有限项目,而要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曾有“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20字方针,这一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我国国情,只是当前形势发生了变化,比如政府热点已逐步发展成为民生热点脱贫热点政府热点是一个形象的、基于当时情况提出的概念,它会随着客观形势和不同地区情况的变化而逐步丰富和完善。所以,“20字方针的基本内容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雪中送炭,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预见性。

开发性金融要看到未来发展的潜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已有的市场,要看到我们国家虽然接近14亿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发展潜力非常大。因此,传统开发性业务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向前聚焦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

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环境下,我国和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和短板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础性领域。追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主动发展这些基础性领域,为快速弥补短板而努力。

人们往往把科技和教育划归第三产业,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发展,但是这种完全的市场化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缺点。科技和教育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国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不能简单视作第三产业,那是缺少前瞻性的看法。科技和教育是国家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或者可称为还没有显现出价值的优质资产。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属于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支撑,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产业。

从发展前瞻性来看,我们既要投资当前有价值的资产,又要投资未来有巨大增值空间的资产。这些有潜力的领域,可能现在还是虚拟的,但会在将来变成优质的实体资产。开发性金融要把业务领域延伸到科技、教育等优质资产,延伸到社会基础设施,这是更加广阔的市场。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对这些广阔的市场加强调研、请教专家。必须看到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我国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军,若没有科技、教育等潜在的优质资产和医疗、住房、养老等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就不能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开发性金融,只有看清了国家发展空间,才会有自身发展空间,才能不断在发展中解决生存问题。当前,这些领域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多不够清晰、不够明确的地方,缺少明晰的路线图。需要结合我国的自身特点,对比发达国家的长处、短处,认真研究补短板的方法。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关系到我们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最好的老师就是竞争对手,特别是在对手领先于自己的时候,应该认真地、批判性地吸取其长处,避免其短处,逐步明晰我国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

担负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

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体现着国家承担的国际职责以及外交利益,是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履行国际职责的“野战军”和“生力军”。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开发性金融都应当跟踪、掌握全球形势和实时动态,深入研究不同形势下国家外交政策,发现可能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做好正、反两方面预案。有充分的准备就不怕形势变化。新的资产就来源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做好规划项目库,做好全球战略的不断推演。军事上讲“兵棋推演”,从事开发性金融也要做好各种推演,并且把社会上一些专业部门、专业人才吸收进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发性金融的逻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高度匹配。在新时期响应中央号召,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拓展和延续,致力于沿线各国的国力增强、民生改善。开发性金融经过认真总结、提高以及法制化,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可在发展中国家加以运用,开拓世界市场,扩大全球的总需求,进而把发达国家的产能、财能释放出来,开展更广泛的、更全球化的同业合作、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将“规划先行”作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之道

开发性金融是 显微镜望远镜,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高价值的潜在优质资产。国家的目标是逐步明确的,它可能起步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开发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应提前掌握、运用好“规划先行”,把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进行挖掘、规划,变成现实的优质资产,变成国家发展的优质资产。

要想图生存、谋发展,就要把压力变成动力,进而变成努力。不仅要努力去开拓,努力主动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从近期看,前期工作不产生现金流,但从远期会带来高质量、高水平的项目库和预案,有助于调整、组合应对任何形势变化的最有效方案,从而抓住和扩大发展机遇。

在现实发展中,总有国内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开发性金融的前进道路也都是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的。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找到有效方法并积极推进实践,在反复试错中不断总结完善,依靠群众的力量、专家的力量、政府部门的力量,服务中央政策和国家战略方针,开辟出开发性金融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以存量资产保值为主要目的,目标是保持财富价值不缩水、不流失,而我国以服务发展为主要目的。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金融体系也曾经是支持发展的金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消费阶段,其整个金融体系的目标转变为财富管理和保值。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与我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尽管其人均财富在增长、福利也在增长,但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勉强保持相对平稳,整体经济发展处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开发性金融就分离出来,彰显了专门为发展而融资的独特之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有了区别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特点。支持发展是开发性金融的充分条件和根本特点——有发展才是开发性金融,而盈利和生存是开发性金融的必要条件。开发性金融既要支持国家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又要实现自身的盈利和生存,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开发性金融能够自求生存和发展,是市场上有活力的主体,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属性,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我感受最深的成就,是在金融和货币方面。

 

金融货币体制的几项重大改革

我国的货币体制,从过去的年代向改革开放的新年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汇率的改革。这是非常重大的、对于货币体制有深刻影响的改革。

现在看来,当时采取的一些局部性措施,如汇率并轨、取消外汇兑换券,是我国外汇从少到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外汇兑换券是汇率双轨制的产物,在当时确实也取得了短期的和阶段性的成果。之后我们取消了汇率双轨制,实行了单一汇率。

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都对我国的货币以及对世界的金融都产生影响的、产生密切关联的,就是实行结汇制。结汇制在当时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迅速地实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新的动作。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发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结汇制实行以后,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地由少到多积累起来。最多的时候外汇储备将近4万亿美元,现在回落了一些,仍有3万多亿。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货币的成长及其在国际金融界地位的提升,包括现在人民币走出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根本性意义。

人民币在国际上没有被广泛接受之前,外汇储备成为人们信心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这个支柱开始,人民币将会走向国际化。人民币一旦走向国际化之后,外汇储备的作用将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这个过程是不应该倒过来的。没有结汇制,就没有今天中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是19881989年一次,19921993年一次,针对这两次通货膨胀,我国都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和治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现在看来,很多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当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另外还进行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以及政策性银行的设立。这些都是金融界一些大的变化。从政策性金融银行的设立,发展到后来开发性金融的尝试、探索和最后设立、成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当初资本市场创立初期的混乱局面,在深圳要排长队拿一个认购凭证,到今天我们资本市场对经济、对企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保险产业也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后期得到了加快发展。这也跟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些都是这40年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的新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思考和实践,切实加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在我国经济中,也在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泛债券化的经济循环、泛债务化的经济循环。经济当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的不对称性,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但在中国更加突出。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国外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和处理可能比我们稍有进步,但是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股本金短缺、股本金赤字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这个问题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包括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变得尤为重要和尤为突出。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金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发展而来的。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最合理、最均衡、最有效,而是先考虑怎么对他们自己更有利,所以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他们对此并不是很关心。

这个问题存在也反映出认识的偏差,就是只看到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当中的风险,没有看到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同一性和可转化性。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经济发展中,股权短缺,只靠债权在运转,经济运转到最后会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杠杆率问题,西方国家都指责中国的杠杆率过高,同时也在指责其他国家的杠杆率过高。但这里面有一个股权、债权的关系问题。股权和债权是一对矛盾,怎么认识股权和债权的关系,怎么度量杠杆率,怎么做到二者相互匹配、相互转化?我们应该看到,短期的股权会成为债权,长期的债权也会成为股权,这是可以转化的变化过程。所以对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到矛盾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可转化的一面。

现在企业的现金流首先是考虑债权。尤其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主,贷款是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企业无论是外部现金流的来源,还是内部现金流的产生,首先都要顾及源头带来的压力。所以,很多企业被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困难运转,将所有的钱都给银行还了本息。这样企业难以积累自己的力量和资本。泛债务化的金融现象恐怕使现金流的单源头的矛盾走到一个极端,应该考虑它向相反方向来推进和发展的可能。

我们应该看到,单源头应该逐渐让位为多元的可能组合。单源头是主体不可变的产物,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经营主体、借债主体,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借贷。多源头对于中国当前经济是可能的,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应该考虑到债务和股权之间的均衡。股权和债权本身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单纯强调两个方面的区别、矛盾和风险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比如我们过去曾经用过打捆的办法,就是把盈利和不盈利的项目搁在一起进行捆绑投资,从股权和债权的关系来看,是把短期和长期的搁在一起。这些做法都可以进一步研讨和探索。

这是我对当前经济和金融泛债务化的一点看法。

 

对今后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认识

第一,当前通货膨胀在全世界不是主要现象,资产的膨胀、财富的膨胀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有限的商品组合的价格变化情况,各国政府都会对它采取增加供给、保障平衡的方法来控制有限组成部分的价格上涨。但是CPI没有代表整个以金融为特征的资产和财富膨胀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考虑。资产膨胀在各国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中国,我们也很担心资产泡沫、金融泡沫,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并深化认识,逐步解决。因为资本价格和零售物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分离、资本自身越来越多元化,可以衍生出新的迅速膨胀的方向,而CPI是可以被牢牢地管制或者调节的。所以问题就出在资产和财富的膨胀中,财富的膨胀是一种泡沫,变成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现在各国的货币和资产的膨胀非常严重,除了资本市场和其他资产的膨胀,土地和房产也形成泡沫。

第二,化解股债矛盾风险的最终出路,就是要增强股权的来源,增股化债。我们常说的“债转股”,是探索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关于股债之间的关系平衡,分析一下当前的高科技电商平台企业,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债权,主要是股权,这样企业自己就可以设法走出债务矛盾的漩涡。

第三,当前国际货币的问题。当前美联储在加息、缩表,大家都很关注。从表面上看,美国货币的过分供应是一个膨胀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有股权和债权关系的因素,如果把债权化为股权,对美元的过分扩张、量化宽松问题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量化宽松,用央行资金购买以房贷为主的债券,这看上去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国外也对这个问题多有批评,认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像八爪鱼的脚一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实际上,货币可以是债,也可以是股,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美国想从4.5万亿美元的央行资产负债降到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收回货币。其实美国并没有收回其货币,因为央行发出的货币购买的房贷债券是央行和商业债券市场的一个边界,央行是可以增发货币的,央行是货币的源头,而房贷债券市场是一个有限的部分,央行购买房贷债券只不过是使央行的边界扩展到债券市场。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五年期,央行没有购买之前它已经在市场上发行了,央行购买之后事情怎么变化了呢?房贷公司马上就得到10亿元的现金,他欠央行的钱央行要回收,是没有固定期限的。美国现在并没有说他购买的资产债券什么时候都要银行赎回,像房贷公司也可以赎回。因此企业得到了现金,债务就从央行购买债券的一瞬间就消失了,现金可以做企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包括弥补亏损、偿还其他债务、减少杠杆率、增加股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到。

进一步分析,这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在五年期到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是负债,五年期以后消失了,因为到期以后债券合约就自然解除了,因为他早得到了现金。银行并没有责任偿还什么债务。所以这种缩表本身是一种市场边界的调整和美元新增的减速,跟加息、调节市场心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通过量化宽松在特殊环境下为处理美国金融泡沫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我们要看到并理解其中的一些关键的含义和措施,央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中心的商业机构,资产负债表对于央行来说是不清晰的,因为央行随时可以使新的货币既成为股权也成为负债。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分析,否则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我这里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由于美元具有全球货币的实际能力,所以美国货币把全球的财富都作为它的空间来运用和利用,来吸储。全世界的商业机构,有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但这个需求并不是全球货币含义的部分。全球的商业机构,说穿了只需要一种货币,只需要货币的一种性能。那么,多种货币是由于国家主权、经济的主权等等这些因素产生的,在多种因素作用的局面下,多种货币的互相运转关系就使得其中一个货币、最强的货币成为全球货币,而其他货币都必须跟随这个货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这也构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中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努力发展方向,本身含有货币之间的竞争含义,但是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种货币就够了,其他货币之间的相互汇率、矛盾、波动、套利,这些并不是大家最终的经济利益所在、发展利益所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考虑,以及如何调整解决。(编辑  迟晨光)



*陈元,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丝路规划研究中心理事长,原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发表的演讲摘编。

 

我们今天会议主要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各行各业的成功经验,大家互相交流,把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以及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等方面,怎么样更好地领会落实,在工作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谈几点学习体会。

关于实体经济的构成

我认为实体经济主要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是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稳定、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这方面不用多讲。

第二是能源矿产。这些大宗商品稳定的来源和供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它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国际市场。另外我们的口粮可基本自给,大豆和其它一些农产品也大量靠进口。在实体经济层面,我们对国际市场的卷入深度和对外的依赖性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第三是制造业。制造业涉及很多领域,分成很多不同的行业,我们要突出重点,抓住国家关键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一些领域,同时也高度关注民生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些产品。我想有三个重要的方向: 

一是数字经济,以设备、元器件和软件为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讯、计算、互联网。这些行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物联网中都有数字部分,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是当前发展非常迅速、作用非常显著、竞争也非常激烈的领域和行业。

二是交通运输。我们国家这几十年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高铁、机场等。除了这些设施之外,交通工具也在迅速发展当中,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设备也是我们自主设计,其中还有一些引进的部分,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汽车工业在中国发展也很快,如果说铁路运输是面对大量旅客和商业批发的大额运输需求,汽车运输主要是解决直到零售环节的门对门运输,包括货运卡车和乘用车,都在交通运输当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有航空运输业的飞机、航天飞行器和地面装备。这些交通工具的制造生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行业,从它的原理的研究发现到应用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直到形成产业,这一链条正在迅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是一个既关系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又关系到民生的一个关键领域,具有无限巨大的市场,甚至需要动员全国资源、全球资源才能建成和运转。

三是生物医药行业。这个行业近年来发展非常快,从基因的重组到一些医药制造、新的原理的发现、新的制造技术的出现、合成的技术的出现,一直到临床的应用,三者融为一体。它跟数字经济、交通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把科学、技术和产品创新三者高度融为一体的新的行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也具有巨大的和几乎无限的市场。

第四个方面是服务业。服务业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金融服务关系到生产资源和整个社会财富的高效率配置,关系人民群众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金融和贸易决定了我们跟全世界的密切关系。数字经济和交通运输,一个解决的是信息传输,一个解决的是人流、物流的传输,而贸易就是这些条件下实现各地商品的交易、服务的交易。金融业与服务实体经济是密切相关的,金融既是派生的,反过来它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防止虚拟经济出现的种种弊端。

第五个方面,我认为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教育、科研和创新,这是实体经济最基础、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完善、高效的教育体系,很多人科学知识、文化知识都很缺乏,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上不起学或成为文盲,那我们国家是不可能建成国际一流的强大、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所以,教育以及科学的研究、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个链条对我们国家来说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它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升级当中的短板。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教育问题、科学研究问题以及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问题,简单地归纳为科技创新。实际上,落点仍然主要是创新,而我们的创新相当多的是在产品层次,是产品的多样化和一些模式的拓展和发展,这些不能代替人类认识自然的发现和技术的研发,没有后者支撑产品创新,越往前这个难度越高。

   

当前的短板

有几个领域是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的。

第一是能源矿产。我们国家虽然煤炭很多,但是缺油少气,石油、天然气大量地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资源都在国际上。矿产方面,我们国家的铁矿石和其它一些有色金属矿包括铜矿,对外依赖度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发展短板的一个特点,无法靠国内补,只能靠在国际上加强资源的合作、贸易开发的合作来补这个短板。

第二,现在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对海外科研成果的依赖度很高。我们善于把国外产品拿来之后经过模仿消化,掌握原理,再研发我们需要的产品,现在已经可以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些原理自行研发和创新。但是在科学探索和技术研发上,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依赖国外的,这一点如果不能扭转,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解决教育问题。我们要能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科学上具有跟国外相比肩的科学探索和发现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实践当中形成技术的研发能力,这样才能够补上我们这个短板。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认识程度还不够,还没有深切感受到这个短板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对科技落后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第三,现在金融领域还存在着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够、有脱实向虚的发展倾向问题。我们国家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以金融形式存在的。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这要从两方面看,支撑国家经济运转发展,不需要过大的金融,而是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现在的金融体量过大,是多年经济贸易发展成果的积累,是最终的宝贵财富,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能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消耗掉,也不能轻易地向国外流失,形成资本外逃,而要用在国家战略上,实现国内外的重大目标。金融怎么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还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做法,把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得更好,才能够补上经济发展的短板。如果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就会成为泡沫,成为更大的风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讲话当中,都把金融风险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认真加以应对和解决。我国的金融要和我国的经济相适应,而不是拿我们的金融去和欧美的经济相适应。当然世界经济和金融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我们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更多地分享和受益,服务中国经济,更要把我们的资源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发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作用。

第四,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新变化,就是美国想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实施一些制裁措施和打击措施,摆出了打贸易战的态势。现在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日本,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都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前他们把中国很大程度上当成合作的伙伴和可以利用的市场,现在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当成竞争的对手。这样的看法是狭隘、片面、孤立的,这会导致他们可能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采取一些新的限制和遏制措施,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崛起,以保护他们现有的世界地位。我们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应对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这不是物质上的短板,而是一个还处在初步认识阶段、需要在思想和对策上加深认识的对策上的短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应对的。

 

               教育、科研和技术研发是基础

我们首先要把教育、科学、探索、技术研发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最长远、最重要的打基础的工作。

首先,我们国家受教育的总人数在世界上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在人均受过教育和有科技知识的人的比例上,我们跟国外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不仅要靠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还要在人口平均水平上、在整体素质上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国外科技领先,在很多领域竞争力不强状况有根本的扭转,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二是要继续打牢和进一步发展基础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数学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的研究,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现在国家在基础学科上取得的成绩已经开始增加,但是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局面,在诺贝尔奖当中,有中国的科学家得奖了,还是寥若晨星,数量很少。我们基础学科相对薄弱,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补上我们在制造技术上的短板。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已经掌握,但还有很多技术不掌握,比如芯片的技术、一些计算的技术、航空航天发动机的技术、材料的技术等,还需要加以努力。

三是扩大产品的创新。广大大众的创新、创作,这是不可或缺的,不可以以这些创新取代基础学科的探索研究。

 

一带一路来开拓国际上能源矿产的稳定共赢

我们要注意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开拓国际能源和矿产,来解决弥补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赖度高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建立起大宗商品全球化稳定安全的供应链、巩固的供应体系,而且能确保供应安全,支撑国家今后的发展,支撑我们对国外经济的带动能力。

 

应对美国可能的贸易战

我们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既不要过分害怕,也不要过分地盲目乐观,要从容加以应对。因为美国求中国的事情也很多,在当前经济互相高度融合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筹码加以应对,但是要有充分准备来应对每一次贸易摩擦事件。美国经济加息,美联储的缩表,以及美国城府减税,目前看,短期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从长远看,对美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影响要加以重视。特朗普要回归美国经济,少管国外的事情,美国是利用他在世界的地位来维护美国现在的利益,这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我们要有应对的研究和准备。

 

加快金融业改革整顿发展

在国内,要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和深入整顿改革,消除脱实向虚的问题,密切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外,要从容应对国际金融的波动。应该说,从金融的总量来说,我们对美国虽然还不占优势,但是我们有相当的体量,在世界市场上,美国对自己的容量是持续的坚守,而中国是在增大。所以我们的主动权会逐渐增加,美国的影响力还会减少。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顽强的持续博弈的过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脱贫攻坚是一项重点工作

当前国家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是我们经济发展,国内需求进一步释放和解放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带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均衡化、社会发展均衡化的一个重要的长期发展的目标。脱贫到2020年基本目标实现以后,并不是说这些地区和沿海经济和发达地区就一样了,这个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脱贫攻坚扎下根去,带动全国的经济、区域均衡和一体化,更多地发挥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能和作用,使它跟全球的经济更加一致,经济整体的发展能有更强的活力和互相支持的能力。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作者2018126日在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实体经济创新论坛”上的讲话。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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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改革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要把握好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环节,激发增长动力,以应对危机、促进复苏。二要把握好贸易...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危机阴影,温和复苏态势日益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显示出其对实体经济复苏的信心;欧元区经济出现曙光,GDP增速由负变正,开始摆脱持续衰退的泥沼;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整体增速依旧快于发达经济体。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各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结构性改革压力在一些国家甚至更加凸显。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改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我个人认为,要把握好三点。

把握好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环节

结构调整是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复苏的根本途径,决定着经济复苏的后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在全球经济基本循环中的定位不同,面临着各自的结构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储蓄率过低、高福利及消费过高的经济模式,产业空心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盲目过度发展,过度杠杆化的金融结构,高赤字、高政府债务率的财政结构等。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激发增长动力,成为各大经济体应对危机、促进复苏的共同选择。

把握好贸易全球化这个深刻背景

过去二、三十年,国际贸易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近十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平均增速为10.9%,而全球GDP平均增速只有2.7%。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期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贸易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消费品等都能够通过进口实现供给,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实现销售,供需矛盾从国内平衡转向全球平衡。贸易全球化形成的商品流、服务流和资本流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需要更多地借助区域和国际合作,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全球因素。

第二,贸易全球化下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升了整体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不断调整和细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承担不同的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既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价值链条中的位置和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和金融服务输出、技术和高端制造业输出、品牌输出、资源输出、劳动力加工输出五个层级。在目前的格局中,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高附加值的层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层级迈进。

第三,贸易全球化带来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为货币和金融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贸易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转化为资本,进一步转化为投资、消费活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受财政紧张矛盾的制约,财政刺激的空间相对有限,货币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联储购买问题金融资产,盘活金融体系的资金链条,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启动欧洲版量化宽松,用欧元救助陷入财政危机的一些热点国家,债务危机逐步缓解。日本安倍经济学以提升物价指数为目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投资,扩大需求,初步带来变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的扩张对通胀的影响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环境下,一国货币扩张放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很小比例,贸易活动的增加能够吸收货币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扩张带来的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相关短缺物资来缓解。

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充分考虑贸易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影响。一是找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定位。金融危机打破了过去“消费~生产国~资源国”三元分化的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体系,各国要结合自身情况,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把握方向,重新寻找确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二是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国政策外溢对他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共同管理好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继续发挥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四是有效发挥货币和金融的作用。加强金融创新和审慎监管,探索依靠货币金融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把握好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这对关系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全球的、长期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普遍利用政府信用干预和救市,锚定市场信心,稳定金融体系,有力促进经济复苏。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发展中各有各的角色,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立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手段,但存在着自发性事后调节、催生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等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又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持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

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能够促进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在推进改革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渍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

从开发性金融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经济稳定发展阶段还是在应对金融危机阶段,开发性金融都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一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领域提供稳定的中长期投融资支持,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三是将政府信用与市场信用结合,维护金融稳定。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和政府赋予的职责,在经济下行期特别是危机期间,向重点领域提供信贷支持,克服商业金融机构“惜贷”导致的资金链条紧张和市场恐慌,锚定市场信心,缓和或避免全局系统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KfW、法国CDC、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把贸易结汇产生的货币转化成中长期建设资金,主动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实现了良性循环,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融资推动市场、信用、制度建设,把不成熟的领域变成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贷款投向公路、铁路、电力、轨道交通、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支持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比重分别占全国总里程的65%和60%;在城镇化方面,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约7万亿元,加快了中国城镇化步伐,促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支持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发展,累计发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235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总面积6.46亿平米,惠及2500多万人;在国际业务方面,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支持亚非拉地区合作国农业、加工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社会民生等瓶颈领域发展,推动合作国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提升自主发展水平,为推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推进改革转型的艰巨任务,各国应当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积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随别是发挥好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辑  萧枫)

 

陈元

曾为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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