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所做的报告令人激动,不仅是报告的内容,还包括习总书记所表现出的风范,让人感到鼓舞。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创新的提法,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新时代”。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九大报告中非常核心的概念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概有六七次论述,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就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问题,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应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从2015年至今,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已经召开了很多场研讨会,做了大量的研究。正是在习总书记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一个重点、一个焦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因为这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献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等著作,对未来社会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和描述。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只能说是一些设想,还构不成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十月革命”后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是第一个从实践角度开始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斯大林主持编写《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说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本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的教科书很重视,也做过很多的批注,发表了非常深刻的意见。他对苏联的教科书既有肯定,也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状态。首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通常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基本上沿袭了原来苏联的理论范式,然后又加入了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理论内容,比如有关于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十四大以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再一直延伸到十八大,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形势,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占据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主流地位。虽然我们党的主流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国内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上,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尽管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困境,但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认识层面上也是不断发展的。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问题,还有宏观调控问题等等,都已经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来。

总的来说,由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尚不成熟,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处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暴露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局限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需要承认的是,到目前为止,从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当前的客观需要相比,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正是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所在。

 

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要崛起、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这是崛起和复兴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还必须有文化的复兴和崛起。人文社会科学是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中国要引领世界,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有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软”的,但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其实它是很“硬”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这一部分,直接影响到每个人,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主体,理论的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复兴极为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讲过,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占据了高校经济学的讲堂,它不仅影响学生的思想倾向,甚至直接让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腐化堕落的原因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人修养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中央某著名学府曾有教授公开宣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自然规律”,以此证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的青年学生和领导干部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么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就将统统烟消云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的认识、影响到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而且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还要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改革仍然是我们的重头戏,还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大肆传播,导致社会上很多人的思想认识很难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很多人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都不理解,确实有好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新时代”的丰富内涵

 

    习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且对未来30年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分阶段奋斗目标,确立了治国理政的全面谋略。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时代”的确立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结果,绝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十八大以来展现出很大的飞跃,我们在各个方面确实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如习总书记总结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几个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落后的条件下,在发达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中国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自列宁以来开辟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国家,因为它的前提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这条道路也仍然是这样一个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些判断是非常客观的,也非常重要。考虑这些基本判断,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概念,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和初级阶段论不矛盾、不冲突,两者是相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也指明了整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回顾历史,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曾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深远影响;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又深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这两个历史阶段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根源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产生过巨大影响;西方经济学根源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影响。我们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东西,经济学方面也是这样。我们的实践经历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经济学也大致上经历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我们现在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那么经济学也必然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政治经济学界很多学者形成的共识,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合理地批判、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成分,继承、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我们还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改革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仅仅只是揭示规律,而是要更多地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改革问题。要研究我们的发展政策,怎么样才能使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更好地沿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研究要面向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当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状态,显然是不匹配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对中国现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理解的。某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半信半疑,认为不过是局限在经验上的东西;他们认为,从世界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另类”。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任务,就是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中国长期的发展、未来的复兴,乃至成为世界强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这就是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在理论上总结出规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中央的认识很清晰全面,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糊涂的,包括经济学界内部还有很多人仍然从“本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深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学界担负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当中,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如何用党的领导、用党的理论思想和理念去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当前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一定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往一条道路去走。如果我们的思想不统一,在发展中就会出现很多阻力。

    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不只是科研条件大为改善,而且还有好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很多经验急需上升为规律性的理论认识。比如说从理论层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再比如说,如何理解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现在中国有80%的非公有企业,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不也是这样吗?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这些问题都是很尖锐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仅要认真研究哪些地方要改进,更重要的是方向性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更突出一些,这当然不是说要回归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综合体,这里面既有国有企业,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有大量的非公有经济。从现在的实际发展来看,非公占了80%左右,当前差不多90%以上的就业人口都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的“非公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一码事。政治经济学界不能一讲中国的“非公有”就贴个“资本主义”标签。我们恐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非公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要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现实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在这方面,党中央也有非常重要的新认识和新举措,强调要在非公有的企业中设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经济成分,有公有的、混合的、股份制的、私有的等等,它们之间有差异。如何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不同形式的经济成分协调发展,不要让资本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我们要看到,现在很多非常好的民营企业家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

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要鼓劲;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直面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看到,越向前发展,有些问题就会表现得越尖锐。比如财富的占有和收入分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系统、正确的理论指导,恐怕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表现出经济利益和社会的经济关系方面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是还远远不够。按照国际的标准,基尼系数达到0.4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到0.5基本上就崩溃了,而我们曾经高达0.47。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绝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的路子去改革。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去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把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到经济生活当中去,将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多理论问题,也面临着很多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赶上这样一个新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如何都要从各个方面助推实现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

 
 
                                                                (编辑 王生升)

*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习近平20177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N]。新华社,2013-12-26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其中,理论经济学不仅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因而,理论经济学(以下简称经济学)及其教育在经济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前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经济学为主,但开始介绍“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并存,但“西方经济学”逐步取得了“主流”和话语权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学及其教育仍然处于这种基本状况。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内容总是由一定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正是由我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状况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目前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并存。

需要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6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主要的学科。在习惯上,我国学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流派繁多,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和对立则是被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按其事物的本来性质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流和支配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渐占据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首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

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在全世界都备受质疑,甚至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思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这种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面。许多重点综合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属经济学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总和。许多大学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都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分析与批判(科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种状况实际上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考试复习中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

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制订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有的学校对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所给予的奖金高达8万元甚至更多)。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在教师队伍方面。近些年来,同样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名牌重点大学竞相花重金大批引进海外而且主要是英美国家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有些经济学院的“海归”人数已经占到全部教师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专业特长方面来说,各学校主要引进的是擅长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并有可能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导致同一个学院内的“海归”与“土鳖”在经济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严重不公平,国内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感到进入高校任教的前途缈茫,这严重挫伤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在专业学术媒体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规定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这主要表现在:除经济学专业外,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等)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者学分极少(绝大多数不超过4学分);即使是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也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在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在一些重点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一些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基本不接纳国内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或博士后;一些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急剧萎缩,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

把握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正确导向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

我们应该看到,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种格局的原因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又有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既有整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又有西方国家长期采取的对华战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等等。现有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正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文件也在不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地位,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导向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和弊端。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例如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甚至享有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发表了大量质疑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主流经济学”不仅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并且利用数理方法来证明,通过计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从而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误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惟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续大行其道,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经济学教育不仅存在严重西化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教学中,又存在偏重于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排斥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种过度西化甚至“英美化”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大量充满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却无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且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资本主义的崇拜。

我们应该看到,在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找到并迈入复兴的伟大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与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过度西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和事实,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

再次,从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学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这种倾向贻害无穷。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和塑造人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的形成,需要教育者提供科学的、开放地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有格局与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在本来存在多种和多元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背景下,过度偏重于给学生灌输其中一个流派的理论和知识,同时有意排斥、否定和边缘化其他各种流派的理论和知识,显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前几年在法国兴起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联合反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运动,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曼昆教授被学生罢课等案例,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另外,从中国经济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必须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对象,在广泛吸收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融会贯通和创新,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流派。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显然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

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各高校,应该高度重视和纠正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格局,通过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地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真正实现其本质和根本目的,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创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邱海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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