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破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

【破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

近日,杜润生的去世,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推到了舆论的前沿。1980年代以来,分田入户的小农经济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到1990年代,已经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又有何经验、教训或反思。潘毅教授带着我们走进周家庄。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成功地将集体合作社存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中国人比较厚道, 在人过世之际, 一般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逝去之际,再望神州:三农问题越演越烈。空心村、留守儿童、独居老人、两亿七千万农民工,几千万个分离家庭……这是一笔死人账,还是一笔活人簿?还真是不好说。

关于杜润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三十多年来一直不能盖棺定论。此刻,人亡,棺盖,我们就大胆来个论定。

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明显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一种抛弃。1978年以前,中国的制度,主要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要标志,期间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否定和对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最新的、公有制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分田到户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为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转变为大力赞扬外资、民营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时至今日,就规模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在农村,这一改革历程最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体,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农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从1978年末小岗村宣布包产到户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枪,到1985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个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仅仅6年时间,就把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从而使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去多年,人们给予杜润生力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小农经济的弊端

然而,农村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九十年代以来,小农经济不单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既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亦无力通过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亦使得农村变成了纯农业社区,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无从谈起。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无法完全被小农经济吸纳,于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便出现了,这是中国半无产阶级化的前奏。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和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打工潮19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促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隐患。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旦国际市场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劳工工资长期偏低造成内需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而在农村,由于农业产出低,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精壮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更带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街知巷闻的社会问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化经营被政府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现出的公司+农户以及扶持种田大户的做法,无不着眼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这样的规模化经营操控在公司和少数大户手中,广大农民的生计依然难以改善,甚至沦为农业雇佣工人。

人民公社效率低?看看周家庄合作社

人民公社作为集体合作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主流的论述对人民公社都持否定的态度。关于过去的历史,我们有待探索,目前,还留下来的集体村庄,我们出于好奇,终于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来到周家庄集体村庄,土地面积21046亩,人口4495户,13029人。周家庄实行两级管理,下辖10个生产队。由于短暂停留,除了惊讶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就是村庄内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条,家家户户分有一套不算豪华、但是整洁的别墅。对于带着对人民公社许多负面印象的我们,周家庄作为一个特例,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很大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建构。2010年的三月份,我们再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在这里小住五天,集中走访了2个生产队,浏览了丰富的档案。为了深入研究,我们留下了研究助理,她们对村庄进行了多次的深谈,也做了录像记录。直至2012年,我们每年都有研究生到周家庄做田野研究。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六十多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生活在周家庄的许多社员今天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机会。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早已取得主导地位的今天,周家庄合作社存续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周家庄,没有一个到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外嫁女。我们有开小店的,也有开小工厂的,但也是在村庄周围,没有去远的。在走访中,不止一个村民对我们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当我们多次问:你们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劲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我们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里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年龄比较大,年分红收入达到25000元到28000元,占村里总劳动力比例25%。其他的年轻人,在集体工厂里工作,年分红收入大约是30000元到35000 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呆在家里,说:不操心!待孩子长大一点,就可以回到工厂里上班。周家庄没有退休的概念,八十岁的老人家如果愿意工作,譬如做一个看门人,年收入也可到一万多元。乍看,周家庄的生活无忧——“省心两字是我们在村中听到最多的词汇;间中,也会听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满生产队队长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个小卖店。他说:我生意好的时间,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们这里一年考虑一趟。

对于一个多年研究农民工的团队来说,这个安居乐业的村庄似乎展示了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劳动力剩余、免于离土又离乡的打工命运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却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另类的可能性。如果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集体企业体现了优势的话,那么,周家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劳动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效降低监督和管理成本呢?请看李长江的《集体经济养懒汉?周家庄劳动管理有办法》。

集体村庄的优势分析

周家庄走的是一条工农牧业共同发展的道路,有效地解决了城乡分隔、工农分家的发展模式,改变了城乡空间永久性的分离。

周家庄的经济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前者以生产队为单位,后者则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由于合作社的再生产的投资主要来自于自身积累,因此在工业发展初期,以农补工,用农业生产的收入来进行工业投资,兴办了一批集体企业。

1974年,由于社队企业的发展,工副业收入已经占到约全社总收入的25%1980年代后,随着大环境逐渐走向开放,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1992年,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18家,后来虽然集体企业的个数有所减少,但在总收入中一直都占据绝对优势。这种条件进入到以工补农的阶段。1990年农业应提留66.65万元,但由于工业的盈利已经比较可观,当年不仅免除了农业的这笔提留,还从工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万元补贴农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年终分配。2009年,合作社农业生产更是获得补助合计216万元。

另外,对于集体企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为纯收入的7%3%,其他,大约86%的纯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参加集体企业生产的社员之间分配。适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过度调节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比较好地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除了工业,周家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也不断转型,实现了有自己特色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1979年以后,国家数次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棉花种植的积极性,周家庄的棉花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屡创新高,给合作社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收入。

2000年以后,周家庄开始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尤其是推广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周家庄大田作物主要种植冬小麦、夏玉米和谷子,早已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目前农业劳动力仅占全队劳动力的不到10%

近年,除了口粮田之外,小麦种植全部改为种子田。种子的收购价格要高于普通小麦10-20%,周家庄乡之所以能够做到,正在于其集体生产所具备的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土地面积,而且实行统一的耕作和管理,便于保证种子品质。

此外,果树种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园和采摘园,占地面积达900亩,主要发展观光农业,兼有果树、草莓、蔬菜、生态养殖业等经营种类。

2009年,周家庄就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亿元,农业总产值52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1736万元,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

与当下招商引资下借助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发展路径不同,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各生产单位(生产队和集体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在分配给社员之前,还要先行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用于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推行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

周家庄对社会经济的启示?

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个案,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缺失的历史条件很多已经具备。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取代小农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其农业生产还是集体企业,周家庄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种集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体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分工中的一环参与生产。当然,这并不是合作社独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业化生产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合作社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产权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避免了建立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剥削的出现,保证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劳动成果能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按劳分配。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愿死者已矣,生者如斯。

 

在富士康工作,绝对的服从是员工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

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它的劳动体制以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为特征,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无处不在的规训和绝对服从的铁律无处不在,工人在高压劳动下变得麻木,并且被碎片化。

规训与服从——富士康“管理”的秘密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拼却一身的力气/拧血拧汗拧乡愁/却拧不出/那个原来的自我

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旋转的螺丝/皮影戏里的木偶/身不由己摆弄着荒诞离奇的舞姿/转痛转泪转流年/却转不出/贫穷荒凉的影子

零件加工零件/螺丝从不关心别的螺丝/只顾及自己脚下的位置/悬崖上的舞蹈/一步都不能错/稍有不慎/便无立锥之地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富士康工人周启早

当我们在昆山富士康见到杨鸥,她身着一条收腰的短裙,显得比大多数工人都更时尚。那时的她刚刚过完她的19岁生日,看上去却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工人,一颗被磨练锻造的非常成熟的螺丝:知道怎么交朋友,怎样从艰辛的生活中保护自己。

杨鸥告诉我们,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自己生产出来的iPhone,为了这,她每天宿舍、食堂、车间三点一线地生活,还不得不长时间的加班。她渴望着生活的改变,却又不得不留在富士康,劳动、挣钱,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一台5000多元的iPhone对于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还要给家里寄钱的19岁女孩来说,实在太遥远了。

在富士康工作,绝对的服从是员工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园区俨然这个城市的“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层和保安则如同管制紫禁城的官员和士兵。在这里,有数千名维持内部秩序的保安,同时,工厂几乎所有的工作和非工作区域都设有监控摄像头。工人都说,这样的门禁和监督制度让人觉得没有了自由,“就像监狱一样”。

对工人生产过程的控制是富士康发展的命脉,这一过程需要把工人训练成服从纪律的劳动者。富士康总裁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服从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被建立起来,在高度层级化的管理中实现。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层级区分由下至上分别是:普工—储备干部—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化和层级化的管理体制。

在富士康金字塔般的管理体制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员工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和压力。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调研数据显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

严苛的管理还是压低工人工资的有效手段。在20105月第一次加薪后,虽然加班时间缩短了,工人普遍反映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2012年郑州富士康工人告诉我们“(员工)底薪1550/月,如果没有加班,工资都不够花。公司给的待遇太低了,每个月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要100多,还有伙食开销等就没有钱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调查数据显示,12.7%的工人曾有在工作时晕倒的经历;24.1%的女工曾出现月经紊乱的情况;高达47.9%的工人反映工作时有精神紧张的情况。龙华厂区的一名工人说:“现在控制工人加班,但单位时间的产量却猛增,很简单,原来6天的活要求你5天干完,因为企业不会傻到为了限制工人加班而不按时完成订单!”

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也驱使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为尽快把iPhoneX推向市场,跟上供应和销售,富士康工人要面对更加严苛的管理和更高强度的劳动。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四处张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为适应魔鬼般的赶货速度,工人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天持续工作10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给工人带来的身体及心理伤害可想而知。车间的生产线中,组与组之间也充满竞争。每个车间的所有生产线每月都有ABCD四种评级,以考评各条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评级最终决定各生产线的奖金。在一个纪律如此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递增,处在最低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不仅如此,富士康在职业安全方面也存在问题。电镀、冲压、抛光等车间工作环境十分不理想,生产安全隐患诸多,工伤频发。工伤发生后瞒报、谎报、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十分严重。在医院探访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大部分都被私下解决。因此,受伤的工人虽然购买了社会保险,其医疗费用和赔偿却得不到保障。用这种“私了”的手段处理工伤的现象在各个厂区都有出现。

富士康也为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诸如集体宿舍、食堂、洗衣服务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然而这些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实质上是为了将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服务于“即时生产”的全球生产策略。另外,随机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坏了工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阻碍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样孤独和流水线般的生活空间,工人丧失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单调枯燥、管理风格粗暴等原因,富士康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工人选择离开,然而辞职出厂同样是一个阻碍重重的过程。

在富士康,工人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首先要获得线长同意,拿到离职单,然后需要线长、副组长、组长、主管、课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签名同意;然后需要拿着离职单,在同宿舍工人的证明下,在宿舍管理处办理迁出宿舍证明和行李放行单,上交工衣、工卡;最后在人事科解除劳动合同,接受保安的检查。

在离职单没有被批准之前,必须正常工作;如果辞工期间不上班就按自动离职处理,工资不予结清。在整个复杂的程序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工人就不能顺利辞职。大量的工人很难顺利走完富士康的辞职程序,不是因为辞职程序过于繁琐和漫长,就是因为在辞职过程中遭遇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只能选择自动离职。然而富士康通常每月12-15号才会发放上月工资,如果工人自动离职就不能得到半个多月的工资。对于富士康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利润。每年仅凭这一项,富士康就能无偿占有上万名工人的劳动。

在如此压力之下,工人缺乏寻求有效援助的渠道。2010年的调查发现,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会主席由公司的对外联络经理兼任,并非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护工人利益可想而知。

“娘家人”的缺席

20132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首次准备在其中国的工厂举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选举。这很快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富士康表示,新选举程序将会提高基层员工工会代表的比例,并且不会再有管理层参与工会事务。另外,富士康工会委员会联合会的主席与20位委员将通过五年一次的匿名投票选举产生,工人们也将选举产生最多1.8万个工会委员。

春节后,一波又一波有关富士康的“劲爆新闻”又开始吸引大众的眼球。2013221日,《金融时报》刊登了“iPhone5S订单减少,富士康冻结招聘”的新闻;与此同时,富士康开始严控加班,减少员工加班时间并造成员工收入锐减,在集团内部各事业群和部门之间对员工实施强制分流,同时还冻结了每年一度的涨薪,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来逼迫员工辞职,利用这种变相裁员的方式来规避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据统计,3月份,在20天内富士康3地发生了4次罢工,原因都与企业在“大搬迁”中逃避赔偿责任有关。而就在这个工人最需要帮助的关头,富士康的工会却一再缺席,对关涉员工切身利益的变相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锐减等核心问题置若罔闻,选举所谓“真正工会”的事情更是不了了之。

20134月,我们对富士康工会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团工会主席是谁,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对园区工会、事业群工会和事业处分会的委员和主席“都不知道”的比例亦分别高达71%74.3%69.3%。仅有24.6%工人认为自己加入了工会,而且只有16.9%的富士康工人持有工会会员证。

2010年“连环跳”之后,工会在各园区设置了员工关爱中心,虽然89.8%的工人知道集团工会关爱热线78585,但只有32.5%的人曾经使用过该投诉方式。有投诉经历的人中,56.1%的人反映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问题后曾经遇到“老大”(即上级主管)的打击报复。

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曾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有参加过工会选举的工人向我们描述了选举的过程:“20124月份,我在车间里有过一次选举的经历,在车间的写字板上面挂了几张照片,要我们选,我们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选什么工会代表,我们在车间里面都忙得很,堆货堆死了,大家都懒得理,能抬头看一眼就不错了,当时我们的线长就把我们的厂牌都收走,然后刷刷刷给一个人投票了。”如此方式选出来的工会,不能帮工人解决实际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调查中,我们要工人以百分制为富士康工会打分,富士康工会的平均分仅为55分;与此同时,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工会在提高工人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亦只有24.3%的工人认为工会在公司发生裁员和变相裁员时能够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描述现有的工会时,工人使用最多的词语是:“不清楚”“不了解”“华而不实”“虚伪”等。

面对富士康“帝国”严苛的生产管理制度,失去工会的支持,工人就无法与之抗衡,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不合理的安排,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这种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就是造成工人无助、压抑和绝望的根本原因。

要改善富士康工人的处境,使工人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必须让工会回归其本位,正视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精神生活匮乏等问题,站在工人的立场与资方谈判,为工人争取利益。工人工会参与率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富士康工会对工厂管理层的依附。要使工人参与工会、信赖工会,工会就必须在组织和运作上都使工人成为工会的真正主体,工会干部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活动由工人参与举办,如此,工会才能够真正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

目前的富士康工会未能尽职尽责,是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

呼唤更具有人性和尊严的发展模式

当人们津津乐道“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时,常常没有意识到真正承受无形之重的,是100多万富士康工人以及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才是这个“世界工厂”时代的主体,是他们用汗水,乃至血肉创造了“富士康们”的奇迹。富士康这个“超级世界工厂”,是中国众多代工厂的“出色”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工人确实可以选择“自由”地离开富士康,但是,在中国今天这种“世界工厂”的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工人只能在不同的血汗工厂之间跳来跳去。我们调查的目的,不止于揭示富士康这种管理模式的缺陷,而是呼吁全社会反思这种以损害劳动者基本权利和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连环跳楼”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不改变,悲剧难免会不断上演。

尽管富士康的2010年的“连环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是仍然挡不住它扩展版图的步伐。富士康正在深入到更广阔的内地。

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以亿计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金钢铁骨般的“世界工厂”,支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视:以“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于城市平均水平,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过着无根无助、夫妻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要扎根在城市的梦想变得困难重重。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他们有的家里土地已被征收,有的已经不懂耕种,已经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情感上,他们把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现代”作强烈对比,越来越觉得窝在农村“没出息”。

在城市,他们的青春却被消蚀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工厂和城市抛弃的命运。当他们走到尽头,看到打工并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到了这一刻,前进之路已然堵死,后退之门也早已关闭。

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的农民工随着低端代工产业的转型,必须经历一种可持续的提升。这意味着农民工——这些事实上的中国产业工人,必然转变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他们理应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获得有尊严的经济收入、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充分的发展机会。他们的种种权利,除了从法律法规上获得保障外,更需要通过工会去争取有尊严的工人生活。

在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呼唤一种更具人性和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农民工的艰难处境,继续容忍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榨,富士康工人的悲剧就难免重演。

(编辑  苏歌)

 

由于产业链高端拿走绝大部分利润,留给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

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依赖合资或外资“三来一补”方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广大一线工人的困境,很少公诸于世人。

在全球产业扩散的浪潮中,少数资本通过成功的并购和重组,并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扩张,甚至在某一产业领域迅速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主导者。在中国拥有近150万员工和30多个生产基地的电子产品组装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富士康迅猛扩张的背后

富士康的名字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意思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

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其总收入更是在200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61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尽管受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但2009年的销售额比上年只有4.1%的轻微下滑。当全球投资者和客户重获信心的时候,富士康也获得了新的生产订单并且赢得了惊人的收益,与此同时,工人不得不拼命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额高达1295亿美元,2013年富士康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0位。

 

1 富士康的工人数量与收入情况1996-2013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演变阶段

庞大的代工规模需要足够的厂房设施和充足的劳动力。利用中国大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支持所带来的区域性竞争优势,富士康的生产基地也横跨了中国大陆4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惠州;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阜宁;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庆、成都、郑州、南阳、济源、武汉、丰城、长沙、衡阳、晋城、南宁、北海

富士康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工业领头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8年,鸿海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产阶段,富士康仅有150名工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台湾雇员,他们对当地干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其管理方式更是以等级森严和严酷著称。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生产线数量激增,开始吸纳大陆籍员工进入管理层。随着生产基地的不断扩大,富士康持续地集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而当地政府也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源,良好的交通运输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

第三个阶段是并购发展阶段。这是其他竞争者无法与富士康自2000年来中国提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后,富士康通过并购其他公司和在大陆各省份扩建生产基地、搬迁等举措,构建了它的垄断型资本的角色。

2010年,富士康向内陆大城市扩张和搬迁。通过并购中小型电子厂和优化内部生产链条(从筛选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到最后的产品组装),富士康已经成功地打败了大多竞争对手并获得顶级品牌和零售商的生产订单。

地方政府助推富士康扩张

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为了与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竞争,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

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20097月,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富士康在台湾的总部,双方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将为富士康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成都高新区的一名官员曾说:“为了得到富士康的投资,过去5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协商。对于我们成都而言,能够竞逐成功拿到这次投资真是不容易。”

在基础设施支持方面,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费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专用铁路。2007年,富士康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了一个预计10万人的生产基地,以世界的“光谷”闻名,专门生产台式电脑,数码相机,以及游戏机。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则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日益增长的运输和物流的需求。

20108月,富士康开始在河南郑州筹建生产基地。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我们为富士康在郑州落户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给运输设备和建材专门开通了一条特快铁路。”富士康已从当地政府租用了一座可供10万员工使用的翻新的厂房和宿舍,而政府同时也划定了一片土地供富士康建设一座长久的生产基地,其规模可容纳30万员工。第一阶段的工程将覆盖133公顷。

西部大开发以来,富士康迅速地利用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地方政府也开办了职业培训项目,并积极地动员农民工或职业学校的学生前往这些外资企业工作、实习,由此出现了滥用“学生工”现象。

所谓“学生工”,即是通过“工读结合”,以学生的身份被雇用,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2011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

20121016日烟台富士康被曝使用学生工,也是地方政府、学校以及企业三方合作非法用工的典型。学生工为企业的生产过程提供了极其廉价、弹性和顺服的劳动力。在当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富士康正变本加厉大量使用学生工。

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显而易见,富士康的垄断地位是近些年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深入结盟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实现的。各地政府为了本地GDP政绩而彼此竞争,为外资提供了极其诱人的资源和条件。而由富士康所联系的电子加工网络也因此迅速地在内陆扩张。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苹果全球产业链中的畸形利益分配

全球化背景下,富士康是“逐底竞争”全球代工企业的典型代表,正是这种体制导致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作为跨国品牌的代理商,富士康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尽可能多的订单,富士康只能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

虽然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富士康产品确以高科技著称,但富士康本身却并不是一家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它的背后,是以苹果、惠普、索尼、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巨头,它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赚取惊人的利润。虽然它们的成功被认为是科技和创意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千百万中国工人的青春、汗水、血泪乃至生命是苹果们“功成”背后的“万骨枯”,而后者则常常不为人所知。

2011财年,苹果净营收1082.49亿美元,净利润252.9亿美元;2013年的营业额更是高达1709.1亿美元。但富士康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却必须为不到1.4美元/小时的微薄工资没日没夜的干活。当iPhoneiPad不断推陈出新引起“果粉们”疯狂热捧的时候,年轻的中国工人却不得不在尚未竣工、铝屑纷飞的厂房内进行生产,他们要忍受长时间的站立、有害的空气、管理员的苛责、难以忍受的疲惫、枯燥的机械的重复动作,用永不停息的沉重劳动来为苹果打造漂亮的成绩单。

20117月,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雪城大学的3位研究人员发表了题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链的价值》的文章,以苹果iPad iPhone为例分析其全球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研究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的58.5%321美元的利润,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其他地区供应商在内的企业分享了其他14.5%的利润份额,而中国工人所得仅占1.8%,为10美元;而对于一部售价为499美元的低端iPad,苹果公司则获得了其中32%的利润,中国工人的劳动所得仅占1.6%,为8美元。

苹果的每一次推陈出新,对富士康工人来说都意味着一场噩梦;iPhoneiPad的全球热销使苹果赚的盆满钵溢,但产品的热销和惊人的利润只会刺激苹果在短时间内将越来越多的订单压到富士康代工厂和年轻工人的身上,但工人们并不会因此获得更多。2010年“连跳”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曾经承诺保证一线工人至少能够“六休一”,然而直到2013年年底,工人们都还存在“十三休一”的状态。尽管他们只能得到区区的1.8%,却不得不为此耗尽几乎所有的体力。

一面是苹果专卖店前“果粉”们的疯狂追捧,一面是富士康工人在高压的厂房里夜以继日地生产他们可能永远都买不起的产品;一面是外资企业扩张带来GDP的漂亮数字,一面是学生工们灿烂的青春在流水线的单调重复中无谓流逝。跨国资本巨头们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狂热来赚取惊人的利润,而这种狂热所造成的代价则由富士康工厂的中国工人承担。资本积累的秘密,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切、也最残忍的体现。

正是这种畸形的资本全球剥削链条,使得价值的分配极度扭曲,在苹果惊人的利润背后是中国工人的艰难处境。由于苹果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留给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生产线工人的超量付出和低微收入。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苹果的惊人利润还将持续,而代工厂中中国工人的处境也将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无处安放的青春

在体制和资本的协力下,富士康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生产体制,包括生产管理、工人再生产的安排,对工人的规训达到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是这种规训工程并不能实现对工人的全面管理,而且无视工人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感。

除了打造一个庞大的工业王国,富士康还塑造了一种资本主义拼搏式的企业精神,并企图让劳动者内化这种精神。但是今天普通打工者的成功之路已经被资本势力堵塞。在我们接触的许多工人中,所谓的企业精神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是其抵抗资本规训工程的一种极端形式,更多的工人是选择频繁跳厂,经常因为工厂里的一点小矛盾就愤然离开,这对郭某某为他们塑造的“美好梦想”无疑是一种嘲讽。

大部分富士康工人对未来的期望与人生规划的第一反应是“迷茫”。新生代的工人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的,在工厂里升迁或发展的可能性很小;能否在城市扎下根来,他们心里没底。“迷茫”的背后是没有方向,是不知所措,是被动与尴尬。在调查问卷中,有42.9%的被访者选择回家乡创业,28.1%的被访者希望能留在城市工作,22.8%表示还没想好,只有 0.5%打算回家乡务农。其实不少选择回家创业的工人,最终不得不再次返回城市,在大大小小的工厂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工人写过一首名为《在这里》诗,他们用呐喊的方式表达了苹果生产线工人的迷茫与不满。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在这里》富士康工人仁兴等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却转不出想要的未来”,这大概是过去30年世界工厂里大部分工人的真实写照——螺丝,没有未来的螺丝。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必须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么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社会整体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富裕了,如果仍然要靠损害广大一线工人的权益来支撑经济增长,怎么能体现时代的进步。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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