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走出了自主发展的新路。今天中国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能否避免西方已经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风险和机遇,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内因,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舆论界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媒体经济学家以改善环境、解决房地产泡沫等名义,游说中国经济必须减速的声音很大,经济下行趋势日渐加深。

一、经济下行的主因在媒体经济学的形势误判

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何在? 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内因是主因,而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外因是主因。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我们必须先知彼,看清国际大局,才能更好地知己,因而,我们应当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对策。否则会错过战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世界主要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见表1)清楚地表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2009年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

1:金融危机前后各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http://i.guancha.cn/news/2016/02/04/20160203153434669.jpg

1200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见表1与图1)。如果中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应当缓慢复苏,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没有理由反而开始下行,而且从2012年后,经济增幅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时间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是由内部原因主导。

2012 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建立,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巨大,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一举突破美国围堵中国、重返亚洲的阴谋。可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为世界所公认。美联储如今是否加息,也要看中国经济的走势,不能再像往日一样为所欲为。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势相对偏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中国的4 万亿刺激,实质是在反对中国的有为政府。舆论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中国道路要改弦易辙,美国模式仍然是普适模式,中国应当重回市场自由化的轨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笔者初步判断,这是因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地说是媒体经济学的舆论误导,导致金融等有关部门对形势误判,才会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大家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阴影下,采取紧缩政策,只会事与愿违,过剩产能不断扩大,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结构调整也越来越困难。东欧转型时期搞休克疗法的教训,几乎从未被中国主流经济学重视。恰恰相反,中国一批坚信西方普适价值的经济学家,反而力推东欧的“高人权增长”,在金融危机时借机否定中国的“大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彻底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道路。

二、国内媒体经济学误导经济决策的四大谬论

过去几年,中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要求经济减速,主要理由有四个:

1. 中国财政政策失败,美国货币政策成功,要求限制中国的有为政府

理由之一是:中国4 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QE) 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美联储的量宽花了3.5 万亿美元,中国的4 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00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

我认为,美国没有多少实际成果。美国的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起色,但美国房地产市场远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很难看到长期增长的势头,所以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奥巴马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其实是处于日本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失去的三十年”的状况。

如果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3%-4% 的水平,美国未来10 年到20 年的年均增长也就是2%,欧洲为1%-2%,日本连1% 都难以维持。

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推行量化宽松是因为债务缠身、议会政治瘫痪、无法推行有效财政刺激,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其长远后果目前还难以估量。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领袖们都承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张,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利益集团反而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巨资助救金融寡头,丝毫不敢触动虚拟经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约500 万亿-700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 40 倍,世界GDP 11 倍。美欧日先后推行量化宽松的结果是加剧货币战争,货币互换投机的交易量,已经从危机前2007 年的14 万亿美元,猛增到危机后的25 万亿美元,每日货币的交易量从2007年的3 万亿美元,猛增到如今的5 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这实际上给经济全球化埋下了定时炸弹。

中国的投资不到6000 亿美元,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而且整体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 万亿,中国能不能十年就建成这些高铁,甚至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马都将成为问题,且不说还有其他一系列民生工程的效果都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

中国主流媒体中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他们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还在全面恢复鼓吹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把“反凯恩斯主义”和“反大政府”连在一起,无视中国道路改革成功的现实。

2. 用日韩经验质疑中国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理由之二是:舆论怀疑和反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抛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世界现代史上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了20 年(从1950-1960 年代),韩国只持续了30 年(1960-1980 年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高增长超过30 年呢?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

这种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产业升级等问题都不可能在高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所以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恰恰在高增长期解决比停滞期更为容易。但中国媒体压倒性地质疑中国维持高增长的理由,就是日本、韩国的高增长没有超过30 年的先例。

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1 倍,国土是日本的25 倍。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 倍,国土是韩国的97 倍。中国发展的空间,应当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而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 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的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也就是说,中国还有60% 左右的国土没有充分开发,过去30 年仅开发了沿海地区。

为什么沿海地区开发的奇迹不能在内地重现?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图大略。历来大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兴起于海洋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日本,因为海运成本比陆运低,进出口贸易便宜,海军的机动性也大于骑兵和步兵。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资源,陆运技术的发展可以比海运更快,后起的德国、俄国、美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凭借规模经济挑战海洋国家,最终能够战胜海洋国家。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改革开放前30 年中沿海的投资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加工产品运到海外,沿海物流比较便宜)。那么现在这个局面要改变了。现在,内陆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已经延伸到了欧洲。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一定要先开发内地,尤其是大西北,恐怕30 年也开发不完。

3. 中国制造业“饱和论”,鼓吹去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

理由之三是: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的理由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这种观点对经济、企业界、金融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需要重点论述。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粗放型增长,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要发展服务业。

出过国的人知道,中国的餐饮、旅馆服务业,比国外发达多了。东欧转型去工业化后,大家去东欧旅游,餐馆里有多少顾客?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工业达到高峰,全世界都是日本游客。现在中国工业超过日本,不仅全世界都是中国游客,日本也靠中国游客维持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发达,哪来服务业的繁荣?

其实媒体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高端服务业,说白了就是金融服务业,就是要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金融可以赚大钱,做制造业利润很薄。这个说法现在在中国最有诱惑力,但也是最危险的。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吗?脱离实体的金融效率能持续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估计在12 万亿-22 万亿美元之间,美国把从中国赚到的大量利润转回到美国,危机发生了就找替罪羊。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批评说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美国人过度消费,是因为中国人低息借给美国的钱太多了。如此荒唐的理由,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居然能够全盘接受。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幅度,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难以想象。

现实中,美国几万个桥没钱修,美国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不改善基础设施,要搞房地产泡沫?既然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为什么去搞次贷危机?所以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害,远远大于利,事实上,已经把美国经济架空了。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最有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MIT 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2009 年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上写过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叫《安静的政变》。文章中说,美国经济在20 世纪70 年代前为什么重视实体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美国里根总统搞了减税革命后,债务急剧增加,导致美国金融集团取代了实体的工业集团,已把美国的工业经济架空了。所以金融危机的根源,类似发展中国家的政变,即金融寡头集团取代了军工寡头集团。只有拆分金融寡头,才能走出危机。但是奥巴马总统没有勇气采纳他的建议。

英国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12 年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曾经在家里跟我对谈。当时我提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的观点,金融的高利润挤出了其它实体经济产业,霍布斯鲍姆补充说,应该是“英美病”,英国早已因为同样的病走向衰落了。他说,1850 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了全球一半,但赚钱不多。赚钱最多的是海运和金融。因此,英国从1850 年后就开始搞去工业化,结果一战前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

最近一位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史学家阿瑞吉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本书总结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金融霸权盛衰的周期:最开始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建立金融资本强国,接下来是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波的金融霸权更迭,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都是金融恶性扩张取代实体经济导致帝国的衰落。

从这一点来讲,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弱,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如果把金融扩张作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弄不好就会把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比如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就值得我们警惕。互联网金融的试验必须逐步推进,不能一哄而起。金融监管,不能搞“负面清单”,不能取消金融从业资格的认证,因为金融涉及的规模太大,反应速度太快,后果难料。

现在中国最应反思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坚持实体经济,还是学美国搞金融投机,自我毁灭?

4.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意在中国成为美国的依赖经济

理由之四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这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家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正在误导中国经济转型。

前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鼓吹经济自由化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比如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们好歹还是做过一些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这些年来,忽悠中国的世界银行报告的一些作者,比如世行2012 年提出《中国的2030》的报告,里面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这一报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该理论提出者把历史上过去50 年里,101 个国家无论大小的人均GDP 放在一起做一个统计回归,得出结论说,能够从低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只有13 个,然后拿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榜样。

显而易见,他们的方法论很成问题。假如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类放在一起,拿一个指标做一个回归分析,得出生物演化的规律,你们能相信吗?但世行的计量经济学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这13 个国家暴富有什么窍门。

有一些窍门你想学也学不到,有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发现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一百万人口,而且是独裁腐败的国家,值得中国学习吗?在13 个国家里,10 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中国一个省,最少的冰岛人口只有30 万,多的以色列几百万,葡萄牙、希腊一千万,就是把日本、韩国、西班牙全算上,才仅相当于中国的5 个省,何况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一些小国可以提出一些发展经验,比如小国可以发展旅游、房地产、离岸金融,暴富很快。这对有地理条件的某些区域经济也许可以借鉴,但是对人口是发达国家2 倍的大国而言,不可能以此种模式维持基本的就业。在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世行推荐的样板国家,其中有一半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比如著名的冰岛银行危机,还有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陷入了富国困境,失业率达到20% 以上,年青人的失业率高达50%。欧洲目前的难民危机,实质就是西方国家的就业危机。西方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解决不了外来移民为主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才会形成恐怖分子自杀式袭击的经济土壤。世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继续鼓吹这些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样本,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大的讽刺。

世行理论最大的误导是,否定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公认共识: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的是“依赖经济陷阱”,因为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经济发展,不为当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 世纪初的时候,富裕程度和美国相当,却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子。

即使发展最好的“亚洲四小龙”,包括日、韩、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属于依赖美国的经济。比较典型的是日韩,在二三十年高增长之后陷入停滞,真正的原因正是他们的经济政策无法抗衡美国的压力。他们战后一直有美国驻军,没有独立的国防、科技,扛不住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当时日元被美国逼迫大幅度升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被迫开放金融,将核心企业股权廉价卖给跨国公司,所以在高增长之后未能持续发展。

中国要超越日韩,只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历史上建立独立的科学、军事、金融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现在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还有谁拥有如此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和经济政策?历史上的文明大国甚至大帝国,要全盘西化搞现代化的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情况怎么样?哪个能比得上中国?

所以中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领导人,要分析清楚中国下一步发展目标,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掌握科技军事的制高点,才会有独立的金融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理论,盲目地去搭世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车,不但会失去金融市场话语权,也会失去国际合作的话语权,这一点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三、判断世界大,看清中国定位

习近平主席在军队改制提出的略目,就是能打仗,打仗,要占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要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能满足世界银行提出的什么高收入水平。

为此,我们不但要客观认识中国道路的成就,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也要认识我们和竞争对手的差距,认清大局,抓住时机,提升中国的发展地位。

1.人均GDP的发展速度,中国道路远超西方和东亚模式

展的程来看,即使用人均GDP统计,中国道路发展的奇迹也是史无前例的。目前各国公认的可做国际比较经济史数据,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汇编的《世界千年经济史》。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1950年),中点(1978年),和可比数据的近年(2010年),把中国人均GDP的发展历程,做国际美元度量的横向比较。

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448美元,不仅低于当时的伊朗(1720美元)、土耳其(1623美元)、马来西亚(1559美元)、菲律宾(1070美元)、埃及(910美元)、越南(658美元)、印度(619美元),而且低于清代中国(1870年为530美元),古代日本(1150年为520美元),古代欧洲(公元1年,意大利为800美元,英国、法国为600美元),近代美国(1650年为587美元),近代俄国(1885年为865美元),近代韩国(1820年为600美元)。和周边国家比,中国只略高于蒙古和缅甸。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978美元。这相当于英国的公元1600年、法国和德国的1700年、美国1820年、日本1890年、韩国1953年的水平。换言之,新中国头28年按人均GDP测算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法德700年、英国600年、俄国400年、日本390年、美国220年获得的进步。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8032美元,超过了前苏联的7733美元,接近俄国同期水平(8660美元)。这相当于韩国1990年、日本1969年、德法1962年、英国1958年、美国1941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发展,等于英国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国的120年、日本的80年、韩国的37年。

加起来,中国1950-201060年的经济发展,相当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国430年、美国340年、韩国170年的发展。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日本的11倍,韩国的28倍。这足以证明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优于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原因是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加贸易,只适合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铁路、电网、计算机出现后的大工业和网络经济,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协调的能力远远超过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主席说,人的因素第一。中国的有为政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科学家、实业家、受过教育的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是比西方劳力、资本、资源三要素更重要的比较优势。

2.真实的中国经济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按区域比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8032美元,接近欧的8678美元,超过拉美8个富国的7770美元、苏联7733美元。

美国中央情(CIA)购买力平价算的中国2015年的GDP19.5亿美元,已过欧盟的19.2万亿美元和美国的18.0亿美元。清楚表明国际经济的三大格局中,中国最具经济活力。中国经济率下降1%世界经济的冲,已联储加息的影响。足以明中国经济规模的话语权

购买力平价算的人均GDP,中国201514300美元,低于巴西的15800美元、墨西哥的18500美元、土耳其20500美元、俄罗斯23700美元、希腊25600美元、波26400美元、西班牙35800美元。世界行把高收入国家的准,故意划在土耳其之上(其早在富国俱OECD 1961年成立之初,土耳其、希腊就是成员国),欧国家之下。

依笔者的察,中国沿海地区的展,已了南欧国家,内地的展也超拉美和部分欧国家。中国整体的平均水平估可超苏联欧,肯定高于拉美。所以中国真的人均GDP水平,当在15000-30000美元之,平均25000左右,可能已跨越高收入国家的下限, 至少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什么防止“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小内地和沿海的区域差距,同防止沿海大城市陷入西方的“富国病”。国家统计局低估中国GDP的原因,第一是还没有全面的财产制度基础,税的人口不及一半,金融的信用制度基薄弱。第二,地方政府了降低税,低估实际的服务业收入,忽视农民的建房投灰色经济管相当落后。第三,从西方引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原本是为资本主体制设计的,搬到国内必然重低估非私有部经济贡献。如果改中国目前的统计制度,估人均GDP和居民富的真数字会大幅增加。可以加观调控的可靠性,以及增强大众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中国的经济才有健康展的空

如果考内地展的巨大空,中国目前基本不存在民生品的问题,主要面对的是淘汰技落后、高染的设备问题经济下行的根源,既不是需求的消不足,也不是供给侧剩,而在区域布局的人口、源、生、体制的失衡。在社会主制度下不转,西方议会制政府反而是寸步难行

3.中国的国际竞争定位类似于1900年的美国

如果不看人均GDP的指,而看国际竞争格局。我以中国目前的国定位,不像1970年代的日本,而1900年代的美国。原因很简单1900年美国工世界第一,但是科学制高点在德国,海军和金融制高点都在英国。所以美国在国中,没有主地位,而是后来在两次大机下注,改力量平衡。

美国在二后,才取得事和金融的主地位。美国的州立大学,都在小城市,地价便宜,才能在二之后,接受数以十万的欧洲科学家和百万的各国人才。史上的科学中心,如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普林斯大学都建在乡间的小,学者才能避免商和政治的干心研究。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商学院可以,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非常困。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得例外,因波士主要是教育而非商中心。美国到1970年代才真正超越苏联建立起在科学与教育的主导权,从而确保美国事科技的主导权。但是,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金融危机一步打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国的金融霸经动摇

中国目前和美国的差距,事技如航母、航空发动机至少落后30年;金融还处在美国大条以前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国地位大约和法国1970年代的水平接近。如果中国能整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布局,利用金融危机大量吸收西方培养的科技人才(我指的不只是海中国人,应像美国那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估计少则10年、多20年可以全面完成科学、教育、金融和事的赶超。中国的事科技只要和美国接近,美日事同盟阻碍中国一的企就成泡影。

如果中国金融能避免目前模仿美国金融的老路,账户管制,使国投机本无法入侵我国经济,同时扩大“一一路”的金融略,打造几支在国金融上能打硬仗的伍,发现和重用类似粟裕这样的金融将才,我估10时间,中国金融也可以掌握世界的话语权此,国委有必要整政,把国有资产保值改为次要目标,把占相关行制高点作为战略目为稳定民生的产业政策保驾护航。

美国早在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4亿美元的2008年初,就已中美两国已于“恐怖平衡”的段,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力,相当于1970年代前苏联的核武器力,足以毁灭美国,同时毁灭世界。言之,中国如果在适当机运用金融力,可以不而迫使美国放弃美台条,以交中国在其他地区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妥协,祖国统一大业将不难实现

中国经济下行,目前唯一的隐忧是沿海大城市的房地泡沫,不但有可能像日本、中国香港那样挤出制造造成大学生和年青人的就业危机,更大的祸害是动摇中国科技教育的基础。因为中国的重点大学集中于沿海大城市。高昂的地价不但动摇科技队伍的人心,也无力接收海外可能大批归来的人才。

举例言之,笔者任教20年的北京大学,1990年代分给教授三室一厅的住房,月租不到10元人民币,如今北大附近的商业住房,月租高达5000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买房高达400-500万元,相当于教授20-30年的工资。退休老教授当年的通勤时间为骑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如今中年教职工通勤时间为1-2小时,年青教职工生活压力更大。如此不合理的房价扭曲,导致北京、上海重点大学的行政管理重点是用各种方法办班创收,而非真正的科研攻关。而二三线城市新建扩建的大学,生态和居住条件良好,但是招不到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也使当地的产业更新缺乏动力。目前降低利率、放松户口等措施,治标不治本。因为带动大城市房价高涨的源头是学区房,计算机技术用机器人取代人力,导致教育成本和就业压力大增,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源头都是教育和医疗机会的差距。中国教育布局的不平等远大于美国,而和日本接近,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也就和日本接近。不从根本上化解房地产泡沫,中国去库存的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加剧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绑架年青一代的就业、婚姻和家庭。为政者必须高瞻远瞩,不能急功近利。

依我的国际观察经验,中国经济目前下行的“危”,不难转化为改变科教布局的“机”。中国目前不缺资本,只缺人才,包括科技、金融和创业的人才。没有人才的资本是死的,能够驾驭资本的人才是活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把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为“招才引智”,才能实现中国超越美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主要方式不是高薪和重奖,而是创造安定、健康、合作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新常态要有新政,认真落实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以高教布局的改革为抓手,带动科研、工业、医疗、城乡布局的整体调整,从而化解房地产的存量,吸收基础工业的过剩产能,奠定下一个三十年高速优质增长的基础。

目前美国、欧洲深陷中东冲突和难民危机,日本经济气数已尽,安倍经济学失败之际,就是日本重新考虑从19世纪的脱亚入欧,改为脱西(方)入亚(中国主导的东亚)之时。美日在东海、南海兴风作浪,给中国发展独立科技、自主强军帮了大忙。中国只有在科学教育占领制高点,才有军事科技和工业技术的制高点。

建议中央把发展战略视为国家安全同样的高度,建立国家级跨部委的机构,统一协调科技-教育-经济-国防-外交的布局和棋局,制定25年的长期远景规划,协调五年计划之间的连接。

只要看清形势,把握机遇,中国在十年内不难掌握科技、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如果能保持下一个三十年的高速健康增长,中国梦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

 

(编辑  季节)

 



*陈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何影响?陈平教授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何影响?陈平教授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它将弥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不足。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

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此陈平教授指出,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远小于西方集团,且各具优势,正好可以互补发展。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研究的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问:2014715日,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巴西发表《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外界都把这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为摆脱美国、世行和IMF的抱团行动。在您看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对金砖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哪些壁垒?

陈平:按照现行的国际秩序,美国控制世行,西欧控制IMF,他们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主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世行政策尤其取决于美国的财政部,决策投票权美国独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行与IMF的决策,这造成几个重要后果:

第一,西方通过世行和IMF的贷款或救助,都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虑。例如,在东欧转型时期,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自由化情绪强烈的国家免除债务,并给予大笔优厚的贷款,但对乌克兰、俄罗斯的贷款不仅条件苛刻,而且数量很少,加重其转型危机。

第二,保护债权人的产权和维护借债国人民生存权之间存在矛盾。金融贷款是有风险的,问题是风险由谁来承担?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比较稀缺,谈判又缺少话语权。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涨期间,西方银行争相给拉美产油国贷款。结果80年代石油生产过剩,油价大跌,导致拉美国家产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害怕邻国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导致大批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于是就只救墨西哥,却不救巴西,导致巴西经济的大幅动荡。

第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同。西方国家出台金融政策只管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对外转嫁金融危机。举例而言,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汇率浮动,对外资开放,不得实行资本账户管制。一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良好,西方国家增长停滞,西方国家就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利率,汇率贬值,转嫁其债务负担。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发展中国家,造成股市泡沫或房地产泡沫,引发这些国家产生通货膨胀,汇率升值,出口下降。随后西方国家又放慢量化宽松或提高利率,大量热钱又撤离新兴市场,导致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汇率贬值,企业大面积破产,失业率上升。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四,危机期间,西方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在经济衰退时,美国采取刺激政策,降低利率,政府救助陷于困境的大企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陷入危机,资本外逃,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为了保护债主的利益,却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可以廉价收购民族企业。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给韩国的贷款条件就是要金融自由化,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得以趁火打劫,廉价收购韩国核心企业的大量股份。韩国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大企业的外资比例不到5%,危机后上升到50%左右。韩国企业艰苦奋斗几十年,到头来却发现只是在给西方企业打工。

第五,IMF和世行的西方高级雇员的待遇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又没有竞争风险,因而他们养尊处优,完全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只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惯例,造成西方国际机构出台的政策严重脱离当地的国情,和当地人民产生严重矛盾。

所以,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由来已久。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从20133月提上日程,到今年正式确定成立,大概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您认为,金砖国家在此时急切地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经济组织,和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平:第一,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停滞。2009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公开宣布,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采取措施防范危机重演。当时,连西欧国家都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打算小步改革世行和IMF,在增加资本的同时扩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美国签署任何改革协议。

第二,美国、欧盟、日本在危机期间,拒绝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在利益集团内斗下也无法推行凯恩斯政策,只能相继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利用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对外转嫁金融危机,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低通胀,和新兴国家的高利率、高通胀,增长率大幅波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国际投机资本乘机大施兼并民族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强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依赖。而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投资,因为周期长、收益低,很难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所以发展中国家早就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

第三,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初,曾对西方国家表达过合作共渡危机的善意,但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和日本,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把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对西方的主要威胁。美国发现世贸组织已经难以制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又另搞美国主导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试图绕过中国,建立新的保护西方的游戏规则,再强迫中国等新兴国家接受。但这促使新兴国家开始团结起来,自主抱团发展。

问: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这是不是也给了金砖国家发展的机会?

陈平:我发现,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20099月,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担任过巴西财政部长,和美国谈判债务重组的巴西经济学家,在圣保罗组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竟然是《危机之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吗?》,这让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想象。会议请我去做主题发言。说实话,过去我出国做经济学基础研究近30年,只是业余关心中国问题。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在巴西经济学家的邀请下逼出来的。2009年我在巴西的讲演,第一次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十条经验,系统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受到与会经济学家的极大欢迎,当即要求把我的英文讲演译成葡萄牙文发表。会后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就来问我,中国有无可能给拉美国家贷款?我建议他和中国有关方面接触一下。

会后,组织者还安排我访问巴西总统的战略规划部,他们给我演示巴西的发展规划,把巴西和中国的大地图并列,仿照中国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布局,要发展巴西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而巴西的规划只要出炉,就立即招来西方的批评?我的回答是,中国能实行独立的发展政策,能管制资本账户,挡住国际热钱的冲击,因为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工业科技和国防体系。巴西经济学家给我介绍了他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巴西一度发展比中国还快,巴西的土地资源丰富,人民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西一位日裔经济学家告诉我,殖民地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自主意识,不像中国、日本有自己的历史,对西方经验只是选择性吸收。过去巴西的发展战略主要受欧美思潮主导。在贫富分化、受跨国公司控制的基础上搞民主,只能强化国内的阶级对立,降低国际竞争力。倒是危机下出现的军政权敢于发展国有企业,但金融和技术依然依赖西方。几十年吃尽苦头之后,才转向学习东亚和中国的经验。

巴西经济学家的认识水平,远在中国台湾、香港的经济学家之上——他们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依赖,比拉美还深,不少人存在殖民地心态,不能只给他们送钱赚,更得让他们体会被殖民之苦,才能放弃对西方的幻想,看清世界大局。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才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边缘区,比以前更难过。日本十年停滞后,经济的稳定已经离不开中国,但是政治文化还没有脱西回亚。这次经济衰退如果持续下去,东亚的政治变化也将到来。

美国在重返亚洲、利用历史问题制造麻烦牵制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外交走向拉美和非洲,实在出乎西方的预料之外。巴西足球虽然没有进入决赛,在发展中国家依然一流。中国民众千万不能重美欧轻拉美。巴西的生物能源和中型飞机工业都比中国先进,工业发展水平在印度之上,速度比俄国快,人才比南非多,和中国也没有地缘冲突。如果中国能和巴西首先搞好合作互信的关系,再加上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对抗北约,金砖银行必能突破西方的障碍稳定发展,从而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

令人惊奇的倒是,中国国内这两年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竟然发生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可见国内受全盘西化教育的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认识还落在拉美和印度的经济学界之后。

这次金融危机中,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之外,都受到国际热钱的巨大冲击。西方国家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看成是中俄联手对抗西方霸权的努力,这是不对的。我的观察,金融危机在西方的复苏缓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衰退至少和日本一样会停滞十年或更长,这迫使原来亲西方的巴西、南非和印度,决心走独立自主的路,学中国而非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才使各方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的欧亚体系,建立横跨亚欧非美四大洲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如果金砖银行能稳定发展十年以上,最终会成为“后美国时代”金融新秩序的开始。

问:金砖五国最初只有经济联系,随后政治色彩逐渐加强。那么,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考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否撼动美国称霸的全球秩序?

陈平:如果金砖五国能在实践中创出一条合作发展的新路,必将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来看如下的事实:

依据联合国统计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金砖国家的人口达30亿,占世界人口的42%,为美国人口的9.5倍,欧盟人口的6倍。真实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27%,为美国的1.3倍,欧盟的1.5倍。外贸总额为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7%,为美国的1.7倍,欧盟的1.4倍。外汇储备达5万亿美元,为欧盟的6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初期协议资本即高达1000亿美元,而IMF和世界银行的资本也不过3000亿美元的规模。欧盟2007-2013年用于援助转型国家的结构整合基金也就4600亿美元的规模,平均每年不到800亿美元。据说,中国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资,这些年早已超过世界银行,所以西方开始攻击中国是“新殖民主义”。

由此可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哪怕最初只发展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几年后就可能超越IMF和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规模,摆脱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如果金砖银行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可以考虑给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东欧和南欧国家贷款,则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体系将不得不和金砖国家合作,最终成为多元体系,否则就有被新兴国家边缘化的危险。因为金砖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发达国家。

问:在整体目标和具体运作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世行、IMF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陈平:第一,世行和IMF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辅助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的依赖经济。在冷战时期,还是西方围堵社会主义经济,约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工具,所以,金融政策和西方的政治密切相连。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整体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从经济结构看,俄国、巴西、南非都是资源输出大国,中国是制造业的输出大国,印度是服务业的输出大国,五国之间有很强的互补关系。金砖四国都急需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又有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的装备和施工能力,与其投资美国国债,汇率间接受美元控制,不如投资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

第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股份结构是平等的,没有一国能控制理事会和日常经营,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但是行长和理事长分别由印度人和俄国人担任。这不但在道德上对美国金融霸权提出挑战,而且在国际政治上打破美国试图拉拢俄国和印度制衡中国的图谋,是极为高明的政治安排。美国口头上唱民主的高调,在国际事务上却是一家独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超越了美国和前苏联的国际金融模式。

问: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些差异的干扰。在您看来,金砖五国之间应该如何协调,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差异”造成的发展障碍?

陈平:依我的观察,金砖五国之间的差异,要小于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因为金砖国家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发展,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西方国家的格局,实际上是维护二战后美国的霸权。美国至今在西欧、日本驻军,只要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就用军事政治压力迫使欧元、日元升值。在危机中,美欧日先后实行零利率政策,恰恰是互相打货币战争,转嫁危机。由于美欧日的技术水平相同,人口老化的程度也类似,所以美欧日在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远大于金砖国家。至今德国、日本的精英并不服气美国战后的独霸格局。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德国、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只是半心半意地服从,暗中大挖美国市场的墙角。

历史上,中国和拉美、非洲从无殖民关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进口自然资源,大大提高了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使巴西、南非、俄罗斯的出口都获得巨大收益。中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两国之间的依赖远远大于分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加深了俄国对西方扩张的戒心。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大突破是印度的积极参与。如果中印在金融发展上能实现合作,并在未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就可以突破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真正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粉碎西方关于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宣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外交上的最大突破。就此而言,我不同意西方媒体的宣传。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空间远比发达国家更大,所以合作共赢的机遇也就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金砖银行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内讧,而是受援国的腐败。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管理和技术人才。西方培养的人才又多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要求高官厚禄,但发展中国家养不起。结果高管贪、员工偷,本来可以盈利的贷款也会打水漂。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是培养新一代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让周边居民分利,才会减少腐败和偷盗的风险。这也是中国模式发挥的最大机会。

我建议,中国专家可以自告奋勇主持金砖银行的培训项目。对接受贷款的国家的项目,举行分期分批的干部轮训,带他们去参观中国的红色基地,介绍中国的革命史和改革史,并到中国有关的公司和大学去实习培训。如果金砖国家不能培养出一代有志于独立发展的人才,并和民众建立同心同德的关系,则任何开发银行都难以持续。

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域、资源、人口和技术的差异,这些条件差异和发展目标的差异,恰恰有助于发展贸易和互补合作。发达国家的差距越小,同质竞争的程度越高,反而增长空间越窄。举例言之,俄罗斯资源丰富但是地广人稀,军工先进,民用经济落后,和中国正好互补。印度软件业发达,制造业落后,和中国也是互补。巴西和南非的资源出口换取中国的工业品和基础设施投资,都是立刻可以上马的项目。

用开发银行的形式,对基础设施给与长期贷款,借贷国可以保持基础设施的主权,有利于建立长期的信任合作关系,比中国单独到金砖国家投资控股,大大减少了政治风险和西方离间的可能。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讨论的只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国在“全国一盘棋”下的统筹规划经验,可以介绍给新兴国家参考,这比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万能的短期行为,更有利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

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应该在金砖国家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预示着上海将成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心,长远而言,将超过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中国扮演的角色,第一,要让金砖各国常驻上海的人员宾至如归,成为吸引金砖各国金融人才的中心,建立长久的人际网络。上海的对外服务能力,包括语言和文化交流能力都需要大幅提升。例如,上海的文化娱乐事业过度西方化。如今拉美音乐舞蹈风行美欧,非洲的音乐舞蹈也对西方通俗文化影响很大,但拉美和非洲文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上海的文化界和服务业要和金融界与时俱进,把国际化从美欧化过渡到真正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第二,中国人应先当学生,后作先生。中国是农业国,现代金融的历史很短。印度人在许多国际金融机构任职,英语的写作和沟通能力都强过华裔;巴西和美国在金融谈判上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俄罗斯和西方强权的对抗经验也大于中国人;南非有处理合资矛盾的经验;这些都值得中国人学习。上海高校国际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亚非拉的历史、文化、语言研究都有待升级,除了培养英语人才之外,还应兼有俄语、法语、西语、葡语等多种语言的人才。上海各大学的经济和金融学院,在和金砖国家专家的交往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从而建立超越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学。

所以,中国可以更多组织外国金融员工参观中国各地,并和有关大学合作,一起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国内媒体大肆批评的国企和土地政策,在非洲国家却是积极仿效的对象。因为他们吃尽跨国公司垄断之苦,没有国企和跨国公司竞争,哪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最近我在牛津大学开会,遇见埃塞俄比亚的总统顾问,他们正在中国帮助下大搞基础建设。我问他们的土地政策,回答是和中国一样,是地方政府控制。他表示非洲国家必须学中国的土地政策,才能有钱搞基础建设,土地私有化是一条死路。相比之下,金砖国家许多人对中国的发展经验非常好奇,但是中国人自己却很少进行总结。

第三,中国要多出资,多出力,多干事,少出头,才能多交朋友,减少其他国家的戒心和误解。要重新发扬毛泽东时代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谦虚谨慎的作风,避免土豪式的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气派。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接轨,学的是美国而非德国,极大地拉大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中国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高管,可以用个人名义把应得的报酬降低一级或捐给社会,出差自愿降低对方招待的规格,才能突显中国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差别。西方诺奖经济学家中只有斯蒂格利茨才能做到,他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巨大声誉。西方的权威是金钱和武力造成的,中国的影响要靠以身作则来建立。建议中国派出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德才兼备,待遇适当,不可学西方的高薪特权传统。

第四,要在各个业务部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金砖银行整体必须盈利,金砖各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长期亏损补贴。但是金砖银行的利润也必须低于商业银行,才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口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的运行有许多经验,能否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也要进行实践与总结。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能成功,将是国际金融后美国时代的起点。上海的高校和文化界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期待金砖银行十年有成。

 

                                                                                                         (编辑  季节)



*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普里戈金的学生。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

文章摘编自“观察者网”。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寻求答案。

主张美国经济已复苏的声音,在中国一度颇为流行,却不时遭遇尴尬:2012年美国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1%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负增长1%(有极寒天气的影响);至于消费、制造业等具体项目,出现负增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笃信美国经济复苏者难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扰。只要对美国的“新常态”有充分认识,就不会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涨落大惊小怪。

2013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常态”来自美国的原意

国内流行的说法“新常态”(new normal)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美国投资银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2010年一次讲演中的发明,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许多人希望美国在2008-2012的危机结束后,能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现在低通胀、甚至通缩,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因为那才是美国新的“常态”,也就是重复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停滞常态,至今看不到复苏的曙光。

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2014年美国商业经济学会的讲演中,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说法,成为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国经济现状新常态的术语。

我有位朋友——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竞选经济政纲的起草人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则说得更为形象。我问他,美国经济复苏是什么性质?

他说,一个人心肌梗塞,抢救活过来了,他以后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状态吗?所以,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病常态。

如何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

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资。因为美国企业看不到投资前景,反而回购股票,给股东分利,并不能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就业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业率U3,而应看全员失业率U620154月的U35.4%U610.5%,因为U3把对找工作绝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实的美国经济晴雨表是美国移民局的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配额。美国经济繁荣时,企业缺乏技术工人,移民局就放宽配额;反之,经济不景气就收紧配额。共和党和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开战,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最好标志。因为“美国梦”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经济不景气,许多白人和从阿富汗、伊拉克回来的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业贫困黑人不断闹事,还能大量吸收移民?类似地,欧洲、日本的经济长期以来不如美国,因此移民政策更紧。

至于美国投行的数据,不能全信。因为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只能不时制造乐观预期,否则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经济新闻还比较靠谱。因为他卖的是经济信息,不是金融产品。信息相对客观,客户投资有真实的信息依据,才能赚钱。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唱响美国,唱衰对手,也不适合作为参考。想了解美国问题,英国媒体最到位,因为英国是帝国衰退的过来人,久病成良医。最近几年,阿拉伯的半岛新闻、俄罗斯的卫星Sputnik(原来的俄国之声),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对美国的观察分析比中国主流媒体深刻得多。

美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债台高筑,加上西方议会政治受利益集团绑架,使危机时期推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寸步难行,不得不依靠货币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吗啡,后果难料。日美欧先后推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他们的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相近,是同质竞争,所以汇率的升降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汇率的变化影响反而比发达国家间的竞争小。美国退出QE,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贸逆差重新大增,制造业停滞不前。制造业出走后发展的低端服务业,员工待遇比制造业更低,所以美国人真实收入难以提高。

美国之前能源搞得很热火,从大国战略上讲无可厚非,但现在油价低迷,使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工业大批裁员。

另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技术创新。但硅谷的少数创新、天使投资,都是短平快性质,难以改变整个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政治瘫痪。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就不可能有共识,因为牵涉到税收问题,两党必定死磕。而且,奥巴马政府被金融寡头收买,上万亿美元救金融寡头,不救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的改革又被共和党架空,结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改革。所以美国的大企业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美联储利率降到零,也无法刺激长期投资。

美国复苏的微弱希望,或许在于国内普遍的厌战情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屡屡制造俄罗斯、中东、中国威胁的议题,在民众中没有多少人响应。蓝领工人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反对大政府、高福利,从支持民主党变为支持共和党甚至茶党。但两党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税,又砍不了福利,实在缺钱,恐怕只能削减军费了。但是外交上又没人敢拉下美国霸权的架子。美国真要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只要没有美国外交失败的重大挫折,美国政治家没有人敢做出当年法国戴高乐做过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国走出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希望不大。

美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差别与互动

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字概括,就是“虚”。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变”。中国改革成长的空间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的富国困境,远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办得多。因为穷人的子弟早当家,纨绔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细对比各国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推论,美国制造南海危机,只能是虚张声势,为的是在国内作秀捞选票,没有多少力量来引火烧身。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铁哥们都急忙加入亚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实力不济,中国人无需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信以为真。美国国内几万座桥都因为没有资金而失修,哪来钱援助反华小国?要卖武器,这些受援国又没钱。日本政府的开支几乎三分之一靠借债,要和中国竞争东南亚的基础投资,来的正好。等美日把几个可怜的钱烧光,闹到民穷国弱,中国才好与之谈判。中国梦本来打的就是持久战,面对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戏,可以稳坐钓鱼台。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常态的目标,是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领科技创新和金融外贸的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可持续的小康社会。

美国经济停滞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拉动中国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制造业和中国竞争的压力,也只在少数尖端产业,大众消费品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性同样微茫。

但是,中国在美国投资并购的前景并不明朗。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精英至今不愿给中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幻想中国会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英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投资。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对手,对中国投资至今还是恐惧怀疑和抵制为主,只有房地产泡沫愿意中国人接手。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谈判是近期的重点,这是观察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其余的人权等等都是讨价还价的烟幕弹。

至于TPP,其进展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美日都在算计对方,保护自己。这和QE的货币战争一样,是美日的内战。同样,TTP上的争议是美欧的内战。更何况,TPP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想留政治遗产,急于推动TPP,但连自己党内都摆不平,被民主党议员认为向外国让步过多。我估计,即使达成TPP,日本只会吃亏更多。只有日本的对美经济外交得不偿失,才会彻底扭转日本朝野的共识,放弃美日共同体的幻想,老老实实回归亚洲。中国要有耐心,等着看TPP的后果。

从长远看,西方世界进入长期停滞期,按诺奖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估计,至少会在二十年以上。这必然会提升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这对中国新增的沿海开发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我估计,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体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前体量不大,但是增速会提高。总体上,中国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外交空间,比起西方主导的世贸协定,中国的话语权必然增大。

我的顾虑是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比较稚嫩,从单方面扶贫转向合作性发展,可能还要交一笔学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倒要借鉴英国殖民经济的经验教训,经济外交能否持续,关键在能否培养一代和中国长期合作的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础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双方的目光都不应放在短期的劳力和设备的进出口上。

奥巴马政府时日无多,目前已经没有改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长期停滞还将持续,二次萧条的阴影时隐时现。下一届由谁主政目前难以预测,中美经济外交需要从各派势力的折冲推断分析。

美国东部的鹰派,主张围堵中国的势力将继续衰落,有心无力。美国西部的鸽派,主张和中国联手维持全球化,在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加州为主的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超过在美国的利润,围堵中国,丢掉中国的市场损失太大。但是鸽派政治上不好公开放弃美国战后的反共传统,在竞选中好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七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局的是南部德州为主的石油和军工财团,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总统。我不看好希拉里,她的敌人太多,重返亚洲就是她搞的,为的是讨好她选参议员的大本营纽约的犹太人。

如果下一任总统又来自南部,美国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预测:一是绝不会放弃控制中东,即使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小于中国,控制中东,才能控制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在经济上有制约中国、俄国和伊朗的筹码,对中国南海的干扰就只能虚张声势。世界矛盾焦点只要远离东亚,中国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机遇,在科技和产业链上占领制高点。二是,再出现世界危机,例如经济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欧的非法移民问题恶化,或中东战乱加剧,恐怖主义冲击到发达国家,美国就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尔塔格局,最终废除美台条约,交换中国的减免债务,或合作处理热点区域的冲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终从对抗转为共处。但是,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必须牢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的长治久安,根基不在生命高收入的虚假繁荣,而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否则就会重演宋朝富而不强的历史悲剧。

目前,中国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路。比如,面对热钱在新兴国家流进流出,中国如坚持资本管制,鼓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金融选择性开放的问题不大;如在搞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放宽热钱进入股市、房市,就会出类似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问题,几十年实体经济建设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几年自废武功。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西方量化宽松时收紧银根,造成国内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和通缩,这样的应对也并不合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还不熟悉全球化时代开放竞争的经济决策,低估了外来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国际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要稳扎稳打,先开发中国内地的潜力,再拓展南亚、中亚的发展网络。同时大力缩小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实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不可能学日本、新加坡搭美国便车,变成美国的依赖型经济。中国要重视德国发展新技术和新科教体系、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为实体服务的经验。因为德国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国的崛起,只能靠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自立于欧洲和世界。

目前中国知识界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理论界要学德国人的独立创新,摆脱英美模式的话语权,才能把“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只是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难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层脱离当地实际,官僚腐败,民众离心,经济黑洞,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能否创新,也关系到中国资本和设备能否走出去的命运,必须稳步创新。

 

本文从历史和比较的分析出发, 说明中国未来的结构调整有三条道路。未来的选择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训,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挑战。中国的结构调整...

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走什么方向?第二,经济发展的战略如何整合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前人失败的教训,预见中国和世界未来的问题,研究长远发展的道路。不可照抄照搬西方经验,或者经验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是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第二条,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制造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可以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 “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可以至少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将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走向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二是盲目引进,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的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的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

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西方模式不可能创造中国的充分就业和解决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第二是农民工进城,在沿海房地产价格和劳工成本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

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趋同论,亦即迷信西方普世模式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制造业发展速度,提升地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输出低端制造业,可以提高市场经济的利润率;同时加快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费。他们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了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以来,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美国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被免于起诉,引发弗格森当地骚乱。“高收入陷阱”下的美国无力解决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其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质疑华盛顿共识2.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资源不仅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实行的去工业化,发展金融和医疗为主的市场服务业,不仅无法提供充分就业,而且造成空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动摇了福利制度的基础。

第三,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础建设吸收的农民工稳定了就业,估计也有几千万人。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说明同一个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

典型的美国案例告诉我们,即使美国模式也难以为继。最近震动全美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引发的弗格森骚乱,充分说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远比中国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严重。发生骚乱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区,2013年的人均GDP48,736美元,在美国大城市中排名第36; 远高于中国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但是,即使中国二三线的大城市,也没有弗格森那样高犯罪率的弱势群体(黑人)聚居区。而且弗格森的情况在黑人区里面还算是不错的,是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当地还有爱默生公司、波音飞机工厂、制药公司等高端制造业,和密苏里大学、医院等高端服务业。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的经济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大城市常见的种族骚乱的温床。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发现苹果公司的巨大利润留在美国,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中国决不能重走西方和东亚国家走过的高消费、去工业化、房地产泡沫、虚拟金融、和城乡分离的老路。

新中国的自主发展,超越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

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建成自主独立的科学与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过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6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总计968),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将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

深刻认识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生产的袜子一个尺码),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通病皆同。

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美国人均能源消费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盲目效仿美国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行。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的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中国可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 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

再造中国需要远见政府引导市场

西方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何祚庥2011,邓英淘 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施工现场。西水东调和新能源将再造中国的龙头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盈利的社区建设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免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的障碍。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 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陈平 2010f)。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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