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讲座的主题是“改革与革命”，韩毓海特别强调，应当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年来的改革、发展与变迁。他深入分析唐代永贞革新、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王阳明心学、以及清末魏源对边疆的治理，从历史的视野系统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轨迹，并借古鉴今，提出自己对当前国家治理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国缺乏对治理体系的总结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讲话。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韩毓海认为，习总书记讲话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启发在于，他提出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
我国的治理经验源自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方的治理经验，第二部分是中国历史沿承千年积攒下的治理经验，第三部分则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韩毓海指出，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未必就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有好的治理能力未必就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并非没有治理体系，只是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九十余年的奋斗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和经济的能力。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尚未形成完善而有效的治理体系。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他指出，有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哲学。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用10年时间绘制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这样重要的成果却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古代中国把西学当成上层社会的秘密知识，束之高阁，没有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韩毓海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动手不动脑”，没有将知识跟实践结合，这成为中国在近代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知识分子、官员队伍的管理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毓海认为，改革的目的是全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从“治理”的线索来观察中国历史，将会有更多收获。
国家统一的基础是中央财政集权
寻找统一国家的办法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第一命题。韩毓海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该文深入探讨了国家统一和分裂的问题。柳宗元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中国做治理者，其要务是保持国家的统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陷国家于分裂，那么这个治理者都是失职、失败的。
《封建论》作于“永贞革新”之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中，中国曾有两次大的分裂，其中一次便是“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尽管秦朝用强力使国家统一，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使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即在这种背景下发起“永贞革新”。韩毓海认为，“永贞革新”是在回应如何凝聚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形成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把各个藩镇的财政权和税收收都归中央，形成中央集权，这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韩毓海指出，中央财政集权的基础之一是预算制。在确定中央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将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让州郡长官负责管理财务和税收，可免除徭役，并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分析，汉朝衰落之时，叛乱的都是封国，而州郡不敢也没有能力造反。其原因在于，州郡长官的委任状是国家发的，州郡的财政也是由中央供给、管理，他们没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可见郡县制对于强化中央财政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韩毓海介绍，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归结为大运河的开通——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日本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运河沿岸城市。然而，韩毓海认为，中国在宋代以后能够长期维持统一，主要是由于文官政治的确立。
唐朝文官体制是“三省制”，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均围绕皇帝诏令工作。 “永贞革新”后，中国从徭役制国家逐渐向赋税制和预算制国家转变，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文官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宋朝设立了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文官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工作转变为管理国家的财政、预算、经济、司法等。这使得中央的财政权得以最终确立。
鉴于此，韩毓海强调，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
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专业化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十七世纪伟大的改革家”。1608年，王安石发起熙宁变法，对宋代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在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曾写过一篇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依此书之言，宋朝的国家治理之所以一团槽，原因在于国家缺乏人才，官员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教”意指教育。王安石认为，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然而官员学的是经史词赋，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因此“教不得法”。
“养”反映的是官员的薪酬。王安石认为，宋朝官员队伍庞大，不乏有才能之人，但国家却没有钱“养”他们。官员薪赋过低，甚至不足以使他们过上“体面人”的生活，助长了贪污之风，因此“养不得法”。
“取”指官员的选拔。在王安石所在的时代，朝廷对于官员的提拔皆按程序进行，每个官员几乎每个职务都要经历，但还未等他们摸到管理门道就被调走了。因此王安石认为，这样的官员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会，“取不得法”。
“任”则指官员的考核。王安石认为，宋朝对官员缺乏有效的考核办法。韩毓海解读，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是“中文系”的人，而治理国政显然需要更专业化的人才。宋代的根本问题出在人才的顶层设计上，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影响国家治理效果。
既然官员的“教”、“养”、“取”、“任”不得法，就需要变革。尽管王安石提出官员需专业化，本意打造一支擅长财政、经济和司法的专业治理队伍，但结果并不成功。其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所关注的“顶层设计”，而在于基层政权的瓦解，实际上就是南宋政治家叶适所说的“胥吏之害”。
古代中国官、吏分离——办事的是吏，在地方师徒相承、子孙相继；官员则行走于各地，频繁调动，专营升迁之事，本身并不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而是依赖吏进行实质的地方治理。因此叶适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韩毓海认为，解决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破除“胥吏之害”的是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其方法就是使儒家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办义学、建义仓、修义渠，组织乡贤替代胥吏兴办公共事业。
到农村做“父老”（乡贤），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对待乡村的人们，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乡村的子弟。朱子之学完成了中国基层的设计；其所创立的“深入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传统，经过长期发展，在晚清后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思想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用类似于“朱子家训”，奠定了基层法制的基础。
“我心光明”——官员的政治伦理
韩毓海在讲座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过治理的问题。他所讲解的治理，重点固然是治国理政，但却不仅仅是指治国理政，不仅仅是指财政、税收、司法、军事等这些富强之道，治理不仅包括“治国”与“治事”，更包括“治心”和价值观的培育。
明代王阳明曾用一年半的时间替明武宗铲除为患大明几十年的巨寇。然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韩毓海认为，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是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
韩毓海指出，王阳明本人有两个特点值得官员学习。第一，敢于作为，“知者行之始”，知行合一，不可分作两事；第二，“我心光明”。这意味着，政治家除了拥有治理经验和才能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
韩毓海批评包拯、赵广汉短视，只为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未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韩毓海认为，一些干部很有能力，但“我心不够光明”。他从文学作品中受到启发而举例，《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虽有能力，但心不够光明，处处从显示自己的能力出发，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求一己之私欲，没有大局观。他认为，薛宝钗同样心不够光明。薛宝钗为了自己的清誉和名声放弃原则、失掉基本立场，做事为“邀名”，而非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
韩毓海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治理者，需要“我心光明”，要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要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要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提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逞个人之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
韩毓海同时指出，只有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心理，才能勇敢地前进。
从《圣武记》到“一带一路”
在此次讲座中，韩毓海还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了“治疆”经验。对此，韩毓海着重介绍了晚晴魏源的《圣武记》。其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即是“治国就是治疆”。
魏源在《圣武记》中核心讨论的就是中国的边疆问题，涉及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尼泊尔。如果放在今天，可以比做“一带一路”。
魏源在《圣武记》中谈到重要的民族问题。他说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他们是突厥后裔，骁勇善战出将才；但回族分教派，不同教派之间存在冲突。而在讨论西藏宗教问题时，魏源指出，早期西藏并非佛国，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四世达赖曾说，达赖传到五世就终止了。乾隆皇帝从政治治理角度出发，决定保留达赖，改由国家任命，因此，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
韩毓海指出，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魏源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中汲取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融向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中国的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蒙古等）四处扩张而缔造的。因此，魏源才提出，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如果新疆、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中国会变得非常被动。
实际上，魏源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中国在海上必须要有朝鲜、琉球、台湾三个支点，否则就会丧失海上力量。韩毓海总结，这意味着越重视大陆，越要重视海上，治国治疆要重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魏源时代的“治疆”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韩毓海说，“一带一路”涉及世界观的变化，是让全世界共同富裕、共强起来。西方喜欢问“下一个世界的统治者是谁”。但是中国会回答，世界不需要唯一的统治者。
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从没有产生强烈的向战争和军事投资的机制，也从未因战争负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们是要欧亚共同发展”。中国当今重要的战略是将财富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不做唯一的强者，我们要带动世界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