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1日刊登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本文为译文摘要。
近日来，焦虑情绪渐渐取代了基辅等地的政治变局带来的欢欣雀跃。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政权远不止是赶走某个独裁者那么简单。即便是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民主政权，其体制逐渐暴露出的缺陷也开始引人担忧。
即便在西方社会，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随着西方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式微。
民主为何失去动力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
近几十年来，政府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
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中国的领导人已解决了民主制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养老金覆盖了超过2.4亿的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的总人数。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政策方向，而美国仅有31%的满意度。
复旦大学的张维为认为民主制摧毁了西方，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决策过程繁琐，而且还选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总统。北京大学王缉思评论“很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动荡和无序”，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
“民主的倒退”
2000年后接连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将中国的发展势头衬托得愈加强劲。第一次民主倒退发生在俄罗斯。普京封锁新闻舆论，囚禁竞争对手，同时走着民主的过场——在保证自己当选的前提下给大家投票权。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也纷纷效仿，他们没有完全废除民主制度，而是长期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这更使民主制度名誉扫地。
再一次是伊拉克战争。当美国为首的军队2003年入侵伊拉克，却找不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转而将这场战争粉饰成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正义行为。左翼人士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会带来动荡。而对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其视为“民主无法在石质土地里生根发芽”的证明。
民主的第三次严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穆巴拉克政府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垮台，但在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并不是自由激进分子（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滑稽党派，无力回天），而是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赋予了自己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首位民选总统，囚禁了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动荡同叙利亚战争、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各地催开民主之花的希望。
南非自1994年引进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专制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党统治。曾以温和伊斯兰教推动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败和独裁堕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则联合抵制近期的大选或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所有这些表明，建立能够长久维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一项进展极慢的工作。小布什和布莱尔曾强调，民主可能是一个“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崇尚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强大的行政部门和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建立很久之后才发展出投票权。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克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西方民主功能失调？
近年来，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开始显得僵化和功能失调。美国由于沉迷党派之争，在过去两年已有两次处在欠债的边缘。当权的政客为巩固权力和赢得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行为加剧了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不得不专注于争取党派忠实拥护者的支持，而忽视了大量普通选民。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集团争取特权，使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这让人们觉得，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富人与穷人的权力也不再平等——游说者和选举资助人强调，为政治花销是在行使自由言论权。结果，美国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带，民主面临的也不仅是零星的小问题，而是严重的结构问题。以民族国家、国民议会和周期性选举的形式运行的民主制，正遭到来自上下各方的夹攻。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国内政治。国家政要们向全球市场和超国家组织交出了太多权力，如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管理权，为此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IMF、WTO 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理直气壮地扩展自身影响力——单个国家如何独自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或偷漏税款等问题？为顺应全球化，国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领域限制自己的酌情决定权，将部分权力交给未选举当职的技术官僚。
下有来自想要独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国各市长的强劲挑战——他们都试图从国家手中夺回权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说客们，使领导者们更难开展活动。互联网让煽动和组织活动更加简单；在这个世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民主最大的挑战来自选民本身
事实证明，对民主制度下“民众短视”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政府将巨额赤字视为理所当然，通过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措施逐渐停止，政客们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说服选民适应经济紧缩的生活不会吸引选票。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紧缩的财政将会引发利益集团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这种竞争正随着西方人口老龄化逐渐展开。老人比起年轻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
民众对政治日益冷漠，使国家更难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调整适应。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减少。一个针对欧洲七国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选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民众一边依赖政府，但一边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逼得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它进行扩张的合法性。总之，民主的功能失调与民主的这种“怪脾气”息息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在20世纪的良好运行部分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使其他国家争相效仿。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扩大，美国和欧洲丧失了它们的号召力。如果美国这样的政府尚连预算决议都不能通过，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视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
民主在新兴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样的问题。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把持，又渐渐被反民主之风所动摇。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印度所有30岁以下的下议院成员都来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资产阶级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业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乱的民主导致基础设施薄弱，而中国却建成了高速公路、华丽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民主制具有内在优越性并终将征服世界这一观念，已被中国的发展实例严重动摇。然而，中国的发展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国家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弱不禁风：表面看起来问题多多，但隐藏实力也很强。民主政体能够选择不同领导人，提供不同的政策供人选择，比独裁政体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迎接存在的挑战，尽管他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探索出正确的政策。但是，成功的前提是要确保自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摘编自：《经济学人》周刊，译者：皆作笑谈等，2014-03-21。并参照《参考消息》2014.5.4-5.5）
(编辑 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