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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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解药

尼夫•赫拉什 来源:观察者网 2015.07.21 11:54:29
西方该如何应对非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它在“布道”前,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发展中世界,直率地证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它必须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被中国超越并甩在身后。它必须收敛自己的傲气,承认可以从中国学到长期经济计划与市场干预的经验。缩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不让中国在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得分。西方还必须真正承认民主本身的脆弱性,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成败所系。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成功地创立另一种全球领导模式,其意图是挑战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统治地位。上个月,面对美国的反对,由中国领衔、规模达千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式启动,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从事件背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势头正越积越强。亚投行将成为引领全球的金融机构,但美国却没有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几个月前,英国政府率先成为西方世界中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的国家,引爆热议:人民币最终是否会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随后又发生了南海争议,这是中国在本地区抵消美国影响力的最新举动。

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被视为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来自中国的信息很明确:对于自身的治理模式高度自信,并致力于在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之外,追寻另一条路径。

目前为止,中国式道路对大部分人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够有说服力,尽管像越南和委内瑞拉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里颇有拥趸。但西方有必要承认,在发展中世界民众的眼中,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尤其是当西方经济体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挣扎着复苏时。

当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他们看到的是选民愿景的幻灭、财政紧缩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西方对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放大了,甚至美化了中国的成功故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中国,学习经济发展的经验,将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西方的反应迟缓而费力。主要经济体没有将金融危机作为反思的机会,没有确定经济体系中哪些环节已经失灵,而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唯一的前进道路,继续鼓吹。

不作为的结果威胁了民主的未来。西方在论战中正渐渐处于下风,而中国模式,尽管也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却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誉。发展中世界将中国视为领袖,认为它不会陷入选举政治的泥淖,可以制定长期的经济计划,并不中断地执行下去。

当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开放时,政府依然维持着对战略产业的高度控制,仅举三例:能源、电信和银行业。发展中世界看到了这类政府干预具有根本性的优势:商业和贸易可以被用来巩固政权,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正如美国记者约书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言,当中国发现一个海外投资机会时,它能够要求国内的主要银行向该领域内的中国企业大幅增加贷款。他观察:“简单地讲,中国模式将商业视作提升国家利益的手段。”

相反,正在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许多人质疑西方模式的有效性。对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的健康度、可持续性等,大量西方人正越来越不安。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不愿意承认,目前的不平等已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正在损害、而不是推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至少,西方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内,对民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后婴儿潮时期,我们曾向机会更平等的社会迈进,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不仅仅是极左翼的——都将这一道路的逆反,归咎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新自由主义已变得相当有害,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鼓吹下,人们甚至相信,西方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拥抱了小政府理念和私有化。实际上,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已经证明,不自由的市场和大政府的制度设计,不仅是东亚通向工业化,也是美国在19世纪初崛起的典型特征。

艾伦与林德认为,富裕国家只有在自己通过保护主义手段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向穷国“布道”,宣扬自由市场(即削减保护新兴产业的关税)和缩小政府规模(即允许外国人收购经济体的重要部门)的必要性。

同样危险的是西方长期未破的迷思,认为中国迅猛增长的原因是改投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步调上改革,挑选、吸取了整个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发展模式中的元素,并将这些经验融入自己的国情中。事实上,发展中国模式的意图,正是要使它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弊病的解药。

所以,西方该如何应对非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它在“布道”前,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发展中世界,直率地证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它必须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被中国超越并甩在身后。它必须收敛自己的傲气,承认可以从中国学到长期经济计划与市场干预的经验。缩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不让中国在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得分。

西方还必须真正承认民主本身的脆弱性,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成败所系。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所说:“民主在古代世界存在了大约200年,在现代世界已经存在了大约200年,除此之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就没有民主的位置了。寡头统治则总是存在的。”

 

(本文原文载于《南华早报》,观察者网岑少宇译。)

*尼夫·赫拉什: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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