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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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

——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二)
新闻监督要疏不要堵。政府要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解决官方自己的价值观混乱问题,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在社会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价值观共识。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以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的价值观混乱,积极、主动地开展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329-30日,在《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历史、国内和国际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1]: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

乔良[2]: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络编辑的立场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有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样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对媒体不要急于去批评指责,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我同意潘维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价值观问题,宣扬价值观理所应当,但是你得言简意赅,让大家过目不忘。而且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北京精神”那四个词儿,其中一个是“创新”。作为一国之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有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比这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把“无私奉献”也写进去了。这个是对党员的要求,怎么能作为市民公约呢?

现在有些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草率行事,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结果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吸引力和约束力,反而使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混乱。所以,在分析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状况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平庸,而话语平庸说到底是思想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对媒体更是如此。官方话语平庸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必须从领导讲话、中央文件开始,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今天,国内不少媒体方向迷失、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媒体方向上的迷失,也造成了对大众舆论导向的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个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看似是非分明,实际上是立场决定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关系。媒体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言,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和可取的方式,不如尝试创新一种更先进的方式。应该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第三,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因为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向正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思”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当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自己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和“宪政”的坚定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却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人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于是他开始大讲民主的历史,说了个把钟头。

我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什么民主?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的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按契约来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三百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年,真正稳定发展也就几十年,你给我三百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那你不是政治幼稚,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四,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明白。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不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学生给我递条子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已经成为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生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4亿中国公民,当一个人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他们与生存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亿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空间会是一样的么?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倾向,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压制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他们即使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专制的态度,几乎不允许别人讲话。这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吗?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第五,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二十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我们可以不喜欢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超越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交易的信用体系和交流的价值体系。

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走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某种意义上说,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难题。但眼下来看,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得从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话语体系改变了,才有可能赢得话语权。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遏制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

现在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体制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确立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道理。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黄平[3]: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今天的舆论环境,我们都身在其中,感受都很深。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也是一场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很同意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谈到文风时,我不加思索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我们现在的文风“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但文风问题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东西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不知所云,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潘维、乔良说价值观的概括要简洁,的确如此。过去“仁义礼智信”就很简洁,“为人民服务”也很简洁。而且要让人感到中国特色,而不是拿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用。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的正当性或者道统,那还得再思考、再提炼,要让人民听得进,记得住,留得下。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我们说不走前苏联亡国的路,很多人以为只是不采用“休克疗法”;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节奏缓一点、方式稳一点,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那里去。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包括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那舆论阵地怎么守得住?舆论环境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但这又确实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以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技术,小米加步枪而已。井冈山时期如此困难不用说,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后,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那三篇著名的整风文献,其实还有《论持久战》、《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窑洞里油灯下写出来的文献,共产党首先解决的是思想建设问题。在一个连无产阶级几乎都没有的社会,现代工业几乎也没有,但是通过思想建设,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今天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解决了政权问题,但不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在解决了政权问题后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说共产党或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还得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过来。这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可不但青年学生,连大量民主人士乃至工商业者也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诸如此类的命题有很多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走下来,恰好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这个问题,我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是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我说,你们知道吗?至少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被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由此又发展出一个命题,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现在来看,共产党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风雨雨,破破烂烂,怎么能如此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都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很接近了;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我们当然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正当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可以简单地说不争论的,比如是非、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恰恰要敢于争鸣、敢于亮剑。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技术,用钱和技术来搞文化“走出去”,不但浪费了钱,效果很可能还适得其反。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只是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这种情况下还出去讲什么呢?无非就是辩解辩解,那还不如不讲。

最后说一点,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为国分忧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一个担当。我认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个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恩格斯晚年讲到马克思时说,他和马克思这辈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势均力敌的论敌。杜林也好,蒲鲁东也好,比起马克思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是还不得不跟他们论战。列宁也一样,一开始和很多二流三流的人论战。后来列宁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述诸群众,述诸无产阶级。其实毛泽东也是走的这条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更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对于错误舆论,论战是必要的,鲁迅当年也不得不论战。但实际上,可能走出当前的舆论困境就是要直接诉诸群众,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何况世界的舆论环境大气候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步一步地做,一开始也许不是全社会,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平台。这些思想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到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来讨论、来争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这样才能改变新八股和由此形成的失语,改变游而不击或无力还手乃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编辑:苏歌)


[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2]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3]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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