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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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农民?

贺雪峰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3期 2014.03.05 17:39:28
当我们今天为农民讲话、替农民谋利益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农民应该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是站在当前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民百姓,以及虽然进城务工经商,但仍未能体面地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的立场上。不能用“抽象的农民 + 抽象的权利”来讲所谓“普世大字眼”,而要为仍处在社会底层的多数人考虑。

今天的中国农民是许多完全不同的人群

谁是农民?这在今天是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

常常可以听到有人深情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为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尖锐时,全国人民对农民充满同情;取消延续2000年的农业税,全国人民都支持;给农民财政补贴,建设美丽乡村,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所有人都认为正确。总之,凡是为农民办事谋利益,道义上都具有正确性,语气上都不容质疑。

为什么为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就具有正义性?舆论就支持?人民就赞成?为什么无论是高官、学者还是媒体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亲戚朋友都是农民,所以我要为农民谋利益?”原因是,为农民说话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正确。如果说“我是官员的儿子,我的亲戚朋友都是官员,所以我要为官员说话”,或者将官员换作资本家、地主、电影明星、学者……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都会舆论哗然。

何也?

因为农民是中国最大规模的群体,是为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但至今仍然收入不高、处境不佳的弱势群体。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就是站在道义和正义一边,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以是政治正确。

然而,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虽然为农民说话谋利益政治正确,其农民所指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今天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称,而是许多完全不同人群的总称。因此有必要分清楚,我们在为农民说话的时候,到底是在为哪一群农民说话。

为农民讲话,还是为土地食利者讲话?

首先来看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一种是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另一种是占极少数的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近郊以及城中村的农民。

前一种农民占农民总数的90%以上。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中老年父母的务农收入和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一个农民家庭主要靠代际分工来形成半农半工的结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决定了务农收入不可能很高;外出务工的收入受市场平均工资率决定,也不可能太高。这种农民家庭,务农收入解决温饱,务工收入成为积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这部分农民与世无争,既不上访,也不争利,很少发生群体性事件,也缺少社会的关注。

后一种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处在经济发展带来城市扩张的推进面上,可能被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住房可能被拆迁。而因为征地拆迁,这部分农民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和安置。虽然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形式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农民也多少分享到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好处。而且,城市发展带来更多就业和经商的机会,使这部分农民更容易获得更高收入。这部分农民还可以从城市发展中得到出租住房、获取房租收入的机会。

因为存在巨大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一些农民会借征地拆迁的机会,要求更大更多的补偿。农民与地方政府在如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上进行利益博弈,产生激烈对抗,并因此引发占全国农民上访总数一半以上的上访事件。这部分农民的状况也因此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

但实际上,就笔者的调查来看,这部分农民的状况远远好于全国农民的总体状况,且农民盼征地盼拆迁是一个被很多媒体和学者有意遮蔽了的常识。这些农民不是不愿意被征地拆迁,而是在得到征地拆迁机会时,希望借机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在有些地方,城郊尤其是城中村农民已经成为土地食利者,他们的状况不仅远好于全国一般地区的农民,甚至好于普通城市市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分土地食利者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与全国90%以上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完全不同的群体。

然而,当前媒体和学术界主流意见似乎都是站在这部分农民立场上讲话,要给这部分农民以更大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会。但如果这部分农民其实只是土地食利者的话,媒体和学者表面上是在为农民讲话,实际上只是在为食利者讲话。

究竟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讲话,还是站在土地食利者立场上讲话?这是一个大问题。

注重“老人农业+中农”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

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称谓。首先要区分承包土地的农民和经营土地的农民。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是承包到集体成员并长久不变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但土地经营者却在变动。其中一个重要变动是,大量的且还会越来越多承包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将他们的承包地流转给仍然留在村里种田的农民经营。截至2013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3.9%

站在承包者的立场,土地租金越高越好。站在农业经营者的立场,农业本来就是弱质产业,利润不多,土地租金太高,经营者利益就会受损。从土地权利安排上讲,离开土地、不具体经营土地的承包者,土地权利越大越好。但对于经营土地、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讲,当前农村耕地产权分散,地块零碎,耕作不便、灌溉不便、收割不便、植保不便,总之是生产不方便。因此,他们需要将耕地整合起来进行连片经营的产权安排,希望村集体有一定的统筹管理能力,而不是片面强调承包人的土地承包权。

种地的农民也是一个高度异质的概念,包括几种不同情况:有种自己承包地的农户,有通过口头协议流入土地、形成适度经营规模的“中农”,还有通过正规合同流入土地、形成一定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主、租地的专业大户、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等等。这当中,种自己承包地的农户一般是中老年农民,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经营规模太小,地块分散,生产环节缺乏集体统管的力量和社会化服务的支持。以口头协议为基础、流入进城亲朋邻里土地耕种的“中农”,土地租金不高,农业收入不低,自办一些机械,若再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种田就既有效率又可持续。以笔者估计,目前“中农”占农户的比重大约在10%-20%之间。这些留在村庄务农的“中农”,因为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就成为村庄治理的有生力量。以上这两部分农户,由于生产能力强和社会稳定性强,构成了今天农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

通过正规流转土地形成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一般会要求耕地连片。带来的问题是,土地租金一般较高,种田风险很大,难以赚钱,因此尤其指望国家补贴,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优惠。而当国家补贴通过正规协议流入土地形成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就会挤压自发土地流转所形成的“中农”的生存空间,因为原本低价流转给“中农”的土地,很快就会流转到大户手中。而且“老人农业”也越来越受到挤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国家政策不慎,给大户农业补贴,结果是不利的。这会破坏具有极强农业生产能力和良好社会稳定性的“老人农业+中农”的农村基本社会经济结构。

极少数被鼓励群体与大多数被淘汰群体

从流出土地农户来看,越是有能力在城市安居的农户,就越希望有正规长期的土地流出,以获取最高租金。而难以在城市安居、随时有可能返回农村的农民,则希望土地只是不正规的、可以随时要回来自种的流转。他们在高租金和收回自种的权利之间找平衡。

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也有不同。家庭农业中,有“老人农业”,种几亩地;也有一户承包数百亩、自己当“背手农民”的。黑龙江不少农户承包土地数百亩,自己不经营而雇人种田。这样的“背手农民”,因为具有规模经营的条件,农业现代化程度高、收入高,对国家粮食贡献大,因此成为受到鼓励的农民。这种“背手农民”比例很小,却是媒体最为青睐的对象;而“老人农业”则成了负面含义极强的词汇。

租土地耕种的农民,或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因为具有经营规模,较多资本投入,农业生产率高、产出大,而成为农业的典范和希望,成为受到国家政策鼓励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部分农民形象光鲜、含义正面,是广受追捧的群体,尤其为主管部门喜欢,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农业的未来,养活了中国人。这些群体因此被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代言和维护,获得了只有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才可以获得的权利。相比之下,中国9亿农民的大多数形象变得猥琐起来,成了落后的、要抓紧时间淘汰的群体。

除了以上“应该”得到国家大力扶持的规模经营主体外,“谁来种田”的问题被认为是重大现实难题,培养职业农民的工作刻不容缓。如何制定政策,通过财政支持培育扶持职业农民,并最终由职业农民替代“老人农业”,需尽快提上议事工程。持此种意见者认为,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农业很成功。日本有大约200万农户,通过农协垄断农产品生产与供给,有效保护了农民利益。中国也要通过农民职业化,形成人数很少、能量很大、收入很高的新型职业农民,既解决农民问题,又解决农业问题。

但问题是,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农民人数很少,农产品价格奇高,粮食自给率只有30%多一点,而政府农业补贴却极多。这样的农业模式能算成功吗?尤其移植到9亿农民的中国,能够成功吗?

这样一来,在种田的农民中,又可以区分为一般的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通过口头协议流转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以国家财政支持培育起来的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以及未来担当农业大任的职业农民。这当中,小农和“中农”,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语境下,是不应得到支持的落后生产力的象征,是要被淘汰的对象。而具有资本能力、可以进行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以及职业农民,因其规模经营和高劳动生产率,可能只需2000万个这类农业经营主体,就足以耕种18亿亩耕地。由此而来的逻辑是,中国目前2.1亿户小农要尽快被消灭,要让多余的农民进城去。是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对“谁是农民”保持清醒

今天的农民不再是一个单称,而是许多完全不同人群的总称,很多人对于“谁是农民”的认识也变得模糊甚至混乱起来。

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因为城市扩张造成征地拆迁的冲突很多,所以要站在土地食利者的立场上,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讲话。

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和职业农民代表了中国农业的方向,所以要站在这些农业经营主体的立场上,为“农民”讲话。

而另一方面,有人说,华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早已变成了雇主,如何还可以说是农民?

还有人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工人。而到农村买房置地、住在农村的人就是农民。

那么,中国今天究竟谁是农民?

在征地拆迁中,因为上面有人、当地有势力而成为钉子户,成为刁民,借农民弱势群体身份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土地食利者,他们是农民?

很多城市人到农村买房置地用于度假休闲、安居养老,以实现更高的生活品质。他们在农村有房产,需要农村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即使这些人长年住在农村,他们是农民吗?

而华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坚持集体化道路,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靠村集体的力量发展农业,过上共同富裕的日子;靠村集体的力量创办企业,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他们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未来?难道他们不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他们的父母子女长年留守农村,农业收入仍然是他们完成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收入来源。很多人进城打拼失败后随时可能返回农村,重操农业生产旧业,难道他们不是农民?

当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讲话、替农民谋利益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农民应该是,也只能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是站在当前仍然留村务农的普通农民百姓,以及虽然进城务工经商,但仍未能体面地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的立场上。不能用“抽象的农民 + 抽象的权利”来讲所谓“普世大字眼”,而要真正设身处地为仍处在中国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人考虑。让他们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让他们即使收入不多,仍然可以保持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农民进城能否在城市安居?进城打拼失败后能否返回村庄,有田种有饭吃?与其让农民落入城市贫民窟,还不如让他们可以选择返回村庄,那里毕竟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熟人社会。在那里,他们有农家小院,有土地可以耕种,有新鲜的空气。在那里,他们有根,有根就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在今天,所谓“农民立场”,就是为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谋取获得基本尊严的生存条件。占大多数的农民有出路,中国才有出路。这是一个底线标准。而农民企业家,农村出身的官员、学者、媒体人,以及已经在城市安居的农村人,都不再是这个意义上的农民。

当前中国的情况颇为吊诡,到处都在打着为农民讲话的幌子,却在为刁民讲话,为土地食利者讲话,为农业企业讲话,为农村中和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讲话。而真正最弱势且最广大的9亿农民——小农+农民工,却已经从媒体上悄然消失。甚至在涉及农民的话语上已经形成策略,出现了,且还会出现更多,以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进行包装的各种利益和个人私货。

今天中国究竟谁是农民?我们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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