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成与特点
近年来，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一般认为，相比于十八世纪末以蒸汽机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十九世纪末以钢铁、电力、机械制造、石油化工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以电子、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走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纳米技术、新材料和生物等多领域技术相互融合的技术革命阶段。
在生产方式和技术革命的特征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可持续和清洁的生产方式。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之一就是要解决大工业生产带来的资源和能源枯竭及生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快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替代传统能源上已初见成效。
二是用机器替代脑力劳动，并在更大程度上替代体力劳动。在过去的40多年中，信息技术革命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替代，而今后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它将通过机器人和智能系统等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新技术革命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巨大影响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
首先，现有的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赖低廉的工人工资、更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对环境污染更高的容忍度而形成的综合比较成本优势。随着智能化制造、远程通讯等大量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绿色技术的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这一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成本已进入加速上升阶段，两者共同作用，我国的低端要素比较成本优势终将不复存在。
制造业智能化革命能最好地说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种巨大影响：虽然3D打印机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挑战不会马上到来，但近年来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以及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改善和成本下降，机器人的单位产出成本有可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比廉价劳动力的成本还要低廉，大量重复性劳动岗位将被机器人替代。目前，全球机器人市场发展十分迅速，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比例已高达33%。这一趋势将可能增加就业压力，并压抑工资的上涨。
其次，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机器人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流通、物流、社会服务、农业和家务劳动等所有领域排挤体力劳动者。“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最廉价的劳工也不如替代他们的智能技术廉价、高效。……今后几十年，各行各业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可能被智能机器所替代。”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之时，也是体力劳动近乎消亡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哪些部门或领域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呢？里夫金把人们的就业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非盈利部门）。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传统的市场经济部门萎缩或转型，吸收劳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非盈利经济”上。
目前我国尚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少将直接减少萎缩，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我国的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用资本（这里理解为机器设备等）替代劳动的过程。就业是我国的“民生之本”，那么，该如何解决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解决产业升级和就业保障之间的难题？
第三，产业升级遭遇与发达国家直接的激烈竞争。
我国的产业升级将在两个方面与发达国家产生直接的激烈竞争。
首先，在现有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面临与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我国现有产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升级的目标就是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攀升，这不可避免地与发达国家在价值链高端的产品、技术和市场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竞争，导致在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摩擦等方面的冲突不断加剧。
其次，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我国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也纷纷聚焦于类似的新兴产业，并已取得初步成效。面对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我国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困难不可低估。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赶超打开了“机会窗口”，美国和德国就是通过抓住这种“机会窗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上半段实现了对英国的跨越式赶超。就我国产业升级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我国解决资源环境、技术赶超和就业压力提供了如下三方面的“机会窗口”。
首先，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借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之力，对我国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和升级，节能降耗，提高效率。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虽然我国工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但是能源消耗总量仍然不断上升，能源自给率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
当前的可再生能源革命是一场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革命。为了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我国未来的工业化道路有必要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提升到与信息技术同等重要的高度。
碳纤维、超导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电子材料、光电子材料以及复合材料等新材料的不断更新与应用，以及纳米科技革命不仅将制造出新物质，而且也将大幅度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对解除我国工业化的资源瓶颈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新技术革命赶超的重大“机会窗口”。
随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消耗，人类正面临能源技术更新的历史关头。非常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未来新技术探索的重要领域。目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大幅上升，页岩气和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开发问题无法回避。但是，正如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经验所揭示的，我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能源技术上不存在追赶的“机会窗口”，尽早进入“可再生能源革命”技术经济体系是我国实施对发达国家赶超战略的一次重大良机。因此，我国在新能源发展战略上应该采取“综合开发、可再生能源革命优先”的战略。
我国产业升级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问题是推进技术创新支撑的产业升级。《“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显著地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能显著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能让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谋求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
“高端产业低端化”与“低端混战，高端失守”
通过案例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丧失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应具有的“战略性”之意义。
例如，我国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我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光伏组件加工制造方面，而没有掌握包括光伏组件的制造设备、高纯硅提纯技术和新型光伏材料研究等核心技术，整个产业仅占全球光伏价值链的8%-10%，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担水劈柴”的地位；其次，我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属于工序创新，这种创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导致价格下降，我国光伏产品生产者受损而进口国受益，激烈竞争和大量产能过剩相结合，导致国民福利净损失。最后，我国光伏产业进口国外关键机器设备，投入高附加值，90%以上产品却销往国外市场，这种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和融资等方面提供的扶持政策打造出来的低端加工制造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飞地型经济”。
实际上，“高端产业低端化”已经成为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无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均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从而陷入了“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这种“坏贸易”的陷阱。“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缓慢艰难的表现。这一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困难，这一状态如不能扭转，不仅使我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存在着落空的危险，而且将使我国利用新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出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局面。
“低端混战，高端失守”是我国产业升级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产业结构雷同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不仅旧的产能过剩没有解决，而且在我国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风电设备、太阳能组件、多晶硅等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地方政府还没有跳出传统发展思路，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上，有可能重蹈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低端化”的覆辙。据报道，随着机器人产业热度上升，一场席卷全国的“机器人大战”正在爆发，重庆、成都、深圳、上海、天津、青岛，还有东北等地，都纷纷圈地建立机器人产业园，争夺机器人产业的蛋糕。业界预期，随着国家机器人产业相关政策出台，这场席卷中国的机器人大战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发展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
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其价值链的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都是以最终产品的应用为市场的，我国具有高端产品应用的巨大市场，但却没有为本国高端产品保留住这块市场，反而将其拱手相让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全球价值链在国家间分解的今天，只有价值链高端才有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不保护自己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并把其国内应用市场拱手相让给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支撑”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成功追赶的历史经验以及拉丁美洲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方面都说明，如果不保护高端技术产品的国内市场，并相应支持本国企业占领其中高端核心技术环节，内资企业根本就无法与那些在核心技术、高薪吸引本土人才、研发能力和生产规模等诸多方面具有强大优势的跨国公司相竞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提出的“尽快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照我做的去做”的两面派手法。在历史上，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其经济追赶时期都是通过保护其关键产业及其市场实现国家崛起的，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史，现在很少有人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真相。但美国经济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种历史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一方面宣传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另一方面却在实行关税保护（如对我国销往美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和禁止外国企业购并其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如禁止我国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购并其任何企业）。美国的经济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从不相信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原则，因为他们认真研究了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由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导致其工业力量衰落的历史教训。
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因此，发展模式的变革已经成为我国能否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能否解决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端产业低端化”问题和所有产业中普遍存在的“低端混战、高端失守”问题，是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得到落实的试金石。
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借鉴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作为后进国家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应当对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向我国的转移，设置限制条件，提出更高的技术转让条件；同时扶植本国高端产业和高端价值链，提高关税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为本国高端产业和高端价值链保留发展的国内市场，并以价值链高端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内价值链。
其次，缓行或停止执行2010年开始的“扩大进口战略”，对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为本土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平台。
再次，鼓励和推动现有企业联合攻关，鼓励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系列制企业集团和产业链。
最后，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打造产业园区的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产业区划的统筹能力，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围绕核心技术自发形成产业集群。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指标，一有所谓“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纷纷建立低水平重复的产业园区，这是导致我国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目前，地方政府纷纷建立机器人产业园，并有可能陷入“机器人产业大战”的陷阱之中，重蹈产能过剩、产品无利甚至亏本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