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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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道和治道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读书会记实
本刊编辑部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7月 2015.07.06 09:02:13
2015年4月4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召开的法意读书会上,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王绍光所著《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两本书。会上王绍光先生介绍了这两本著作的主要思想,现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征得会议组织者同意,本刊将讨论记录摘编与此,以飨读者。

王绍光*我所著的《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道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了结果,而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的经历,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到今天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中国现在体制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戴上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国家的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比如说有些民主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而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而我们没有,那肯定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却对不上。他曾经说,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梁启超比较清醒,慢慢认清并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子,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国,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谈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

欧树军*:王老师的一个核心关切点是国家能力和政治转型的关系,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国家能力上,尤其强调国家的财政能力。后来他又转向了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思考。中国很大、政府层级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理解中国体制的复杂性?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比较的方法论,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有没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现代的”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如何把中国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去设想一种更好的模式?最近这七八年以来,尤其需要回应的是我们对整个未来方向的争论,在治道意义上到底如何摆放儒家和社会主义的位置?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三者又如何来处理?在这些问题上,王老师的很多观点是和其他学者不一样的。

“群众路线”这个词,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等类似的词,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当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个原因在于我们整个政治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式的,概念、理论、基本假设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覆盖和笼罩了。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这样一种制度,了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群众路线是非常现代的,它不是落后的,保守的,也不是应该淘汰的东西,反而是应该被重新激活的东西。对于群众路线的制度化,王老师有一个观点是更加强调群众路线的政治参与特性,公民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欲望。王老师说,中国最为独特的是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就是讲群众路线,是决策者走出来,走出学者所说的“黑箱”,去主动地了解民情和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应性、针对性的政策。

这样的“走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重新激活群众在整个基层政治中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它的界定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讲要学习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解决人民群众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要“走出去”,而且是要走到人民当中,通过向人民学习,让人民群众变成非常积极的政治主体。在我看来,在新的条件下这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与此有关,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恰恰也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激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需要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不能仅仅变成一个口号。如果不能激活群众组织、激活人们自发参与,最终只能走向形式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把它制度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这种最小的共同生活的集体,哪些事物是应该共同决策的?通过群众大会或咨询会,哪种决策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不仅要满足大家的参与感,满足大家民主的诉求,同时又要有效率,这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但是在基层的制度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一个群众能够参与的机制。另外在文化层面,有没有一个形式能够把社区的公共生活重新搞活?是不是可以在节日办一些庆典?或者是办一些传统的或文化性的公共聚会?当然我们更大的方面是指向共产党,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要注重解决群众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不仅仅需要高压反腐的态势,同时需要一种治本的解决方式。群众路线本身融合了“治道”因素和“治术”因素,今天需要把这种共产党和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重新让大家认识和理解。

刘晗*:政体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老师讲的“政体”用法学的话讲叫“法律体系”,或者现在更多的讲法叫“宪法体系”,尤其是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宪法体系,有三权分立、权力保障、司法审查、联邦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谈的。刚刚王老师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好政体”,它所适用的国家未必有好的治理能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如从我研究的比较宪法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在耶鲁的导师去过利比里亚,给他们制定宪法。刚刚政变上来一批人推翻了独裁者,说要模仿美国来修改宪法,对其中规定当总统必须要35周岁以上的条文不满意。因为刚刚政变上来的年轻人只有20多岁。可是规定35岁是有道理的,条文不能改。他们就把身份证上的年龄给改了,每个人都是36岁。外国的宪法就像一件很名贵的大衣,看着别人穿在身上样子很有钱,问题在于把那件大衣拿过来自己穿上是不是就直接变成高富帅了?这就是所谓政体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讲回到中国,法律和法治当然很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能力建设的同时来思考法治问题。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或执政能力;如果不能依法严格管控具体行政官员的话,效率会很低,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思考法治的方式。

潘维*:从冷战后开始,政体逐渐变成两种,即民主、专制两分法。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大家,他认为这两个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是平等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而今天政体决定论就出来了。王绍光老师讲的政体思维,我把它叫做“制度决定论”。怎么就制度决定了一切了呢?比如说我怎么会被偷了?在某些公知那里就是一句话,是制度不好造成的。

涉及到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党是西方意义上的党吗?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走回自己传统里面去理解,我们已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太长时间了。当我们终于去了想象中的那些国家,而且一待八九年,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很多毛病。于是我们开始回归一个“道”。王绍光老师一句话就把这个说清楚了:什么叫做政道,什么叫做治道?政道就是治国的目的,治道就是治国的手段、方略。所以“制度决定论”几乎是导致国家精神虚弱的一个巨大的敌人,而对这种治国思维方式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人太容易绕过制度了,叠床架屋的事我见得多了,因为制度是人来造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学过这套东西,什么有个好制度坏人能变好人,有个坏制度好人能变坏人,但后来就不信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流行?而这种政道也好、治道也好,或者称之为大政方针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些东西反而讨论的人少了?老想推翻制度的人,老想“拆故宫、建白宫”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以至于渗透到了我们很高的层次?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出色的思想,震撼性的东西,特别的给力。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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