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新中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1]“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新中国”。

事实上，任继愈先生所说的第二件大事，还可以展开为“三部曲”：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二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建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三部曲”的主题是“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做的一件大事，现在还在继续。

何为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新中国与新文化的关联与整合

新中国与新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怎样的契合？有三个故事可以反映。

第一个故事：《白鹿原》，政治革命离不开文化革命

《白鹿原》小说开篇讲到了一个地方——滋水县。辛亥革命后，民国派了一位县长到滋水县。这个县长百般盘剥、压榨，终激起民变，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暗地里串通，在统一时间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扛着农具来到县政府，把那些农具扔在县政府门前。老百姓的意思是，我不种地了，农具交给你们政府，你爱种你去种吧。按当今社会的定义，这是一起群体性事件。后来上级查处了这个县长，又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新县长——何县长。何县长到任后首先要走访民众，化解矛盾。他第一个拜访的就是白鹿原上的头面人物白嘉轩。何县长说，“卑职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民主、封建、政治、民众、意见”，一堆新名词堆砌起来，白嘉轩不知道县长讲什么，何县长于是换了当时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来讲。他说：“一句话，就是要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可是白嘉轩还是不明白。百姓说了算？那是张三说了算，还是李四说了算？所以这番对话有如鸡同鸭讲，最终不了了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是“民国”还只是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也没有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不彻底，原因则是因为没有发动民众，没有动员起民众。像白嘉轩这样有头有脸的士绅对现代政治及其话语尚且一头雾水，更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当时的“民”总体上是什么情形？毛泽东曾概括道，旧中国深受四重压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辛亥革命只是形式上解决了政权问题，其它“三权”还在层层压迫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

何兆武先生在新版《上学记》中提到，抗战爆发前他生活在北平，“七七事变”后回到故乡岳阳，看到了乡村诸如婚丧嫁娶的很多封建陋俗，他不由感叹当时的中国社会仍非常落后，也由此感慨，“世纪之交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他说，“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的能当家作主吗？”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像《新民说》、《时务报》“开民智”的意义所在——要实现政治革命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文化革命，要有相应的文化自觉去召唤、启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使他们成为开创历史、建立新中国的主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经过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汇聚的磅礴力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涤荡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成千成万的“祥林嫂”——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逆来顺受、在封建迷信束缚中栖栖遑遑的女人，一步步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自觉自立的“李双双”式的新女性。

这其中，文化革命、文化自觉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一篇演讲稿，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文中写道，“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什么是旧文化，什么是新文化？

新文化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涌现出大量文化经典作品，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赵炜曾是国民党专门对付高校师生的中统特务，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蒋介石曾亲授中正佩剑。他回忆，“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我闲着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寄望于共产党了。”他后来成为中共卧底，从东北战场上送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做出重大贡献。

新文化的文学领域气象万千，例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萧红的《呼兰河传》、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

音乐领域，许多家喻户晓的歌曲都出自共产党员之笔，例如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马可等，他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南泥湾》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还有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例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经历》、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行漫记》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艺术领域，中央美院原院长、著名版画家古元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比较直观的体会到新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的特点。左翼新文化所抗衡的是两种文化，封建文化和西方买办文化。古元的《减租会》、《回延安》、《同饮一井水》，都是解放战争中常见的场景。他的作品还包括《焚旧地契》、《离婚诉》、《结婚登记》、《割草》、《初春》、《秋收》等。即便是家常的场景，也能感受到现代的气息，那是不同于中国古典绘画亭台楼阁的一种风格。古元的学生徐冰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懂得古元》，文中他谈到，古元的作品“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这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他同时讲到，“这并非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以一种新理论为依据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这就是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这场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政党和先进的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由共产党领导的左联、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与里程碑。

这些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一代人共同的追求，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沈尧伊的画作《革命理想高于天》展现了长征途中的一个场景，红军将士扎营露宿。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红军将领在用德语背诵《共产党宣言》，有的红军指挥员在用法语演唱《马赛曲》，还有的红军将士即兴跳起了俄罗斯水兵舞。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文化气息，这支部队并不是一群草莽，不是李自成、洪秀全，而是用先进文化武装引领的一支人民军队、一支政治武装。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陈毅将军的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身上所具有的新文化素养。最典型的是那一时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文化人、诗人。

通过左翼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形成这样一种宗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出一套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最终目的将唤起工农千百万，召唤千千万万逆来顺受的祥林嫂、闰土，使他们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主人公、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个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真正的解放是文化与思想的解放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现代音乐交响乐中的代表作，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内创作完成的。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何占豪和大四学生陈刚二人下江南采风，深入人民群众生活，根据流传千年的梁祝传说，合作创作出这部中国交响音乐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总之。《梁祝》从形式到主题无不推陈出新。从形式上看，协奏曲、交响乐均属现代性的产物，但同时融入民族元素。何占豪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而主题上，《梁祝》包含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自由恋爱、反对封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价值理想，包括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平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人民主体、尊严政治等，这些都在这部爱情作品中点滴渗透着。对比《白蛇传》、《天仙配》、《西厢记》等古典作品，就可以对《梁祝》的现代性有一种更鲜明的感悟。相对于那些古典作品体现的一套纯粹的古典文化，《梁祝》中包含着反封建、自由民主、自由恋爱等现代性元素。

李立三在组织安源罢工时曾提出两个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研究安源罢工时指出，中国革命是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而这正是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一步步推进的。

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一批类似作品中，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歌剧《江姐》、《红旗颂》等。即使是《刘三姐》、《阿诗玛》等表现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同样包含着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现代性。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品的导演是周恩来总理，从策划到节目的遴选，每个细节的打磨他都亲力亲为。《东方红》在上演后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冲击。当时一位清华学子在观看演出之后，忍不住写下了《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文，并刊登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位学子就是后来的总书记胡锦涛。

北大教授韩毓海老师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写道，“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政治革命必须伴随文化革命，政治自觉伴随文化自觉，这是不可分离的。他还提到，解放是双重的，既要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也要从中国封建旧文化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这就是“不破不立”。

美术领域，家喻户晓的陕西户县农民画产生的影响很大。户县农民画是由当地农民自己创作的，有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也有反映干部作风的。从构图、线条到整个绘画水平都是相当专业的。这些作者都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空闲时间作画的“泥腿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伟曾写过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他指出，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户县农民画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正是艺术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由此，在这样一批新文化作品中间，人民群众占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占据了舞台中央，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主人公，也是文化的主角、艺术的主角。

第三个故事：《这边风景》，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方向

第三个故事要讲的是当代王蒙与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这部作品跟20世纪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60年代的浩然的《艳阳天》是一脉相承的。《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这边风景》在内容、风格、价值追求上与这两本书也是一脉相通的。

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代连环画大家贺友直曾创作《山乡巨变》，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会上荣获一等奖。为了创作，他带上全部行头到湖南农村体验生活。几个月间，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粪坑，睡油枕，下地劳动，用手掏粪。凭借这样的感情投入，他完成了这部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品，如《白光》、《小二黑结婚》等。

在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王蒙发表获奖感言《想念真正的文学》。他说，“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是人与人、是金木水火土、是爱怨情仇死别生离、是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我们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用周恩来总理的补充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4]

改革开放以来，新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美国汉学家艾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说，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无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还是在音乐、艺术等领域，都出现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创作出大批优秀的作品。[5]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到的，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五四”、“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正是三个故事所隐含的三个时期。

“一手软”：反思文化领导权建设

当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这手很“硬”。而在文化、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相对的“软”。可概括为三个方面：没文化、没精神、没灵魂。

什么叫没文化？侯波在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6]中写道，“镇上李书记常强调文化建设哩，前年修了村部，盖了5间房子，图书馆还送了些书。还有篮球、象棋什么的。可至今书没一个人借，娱乐活动没一个人搞，村里还净出些怪事，老的那一套婚丧嫁娶现在全恢复了。修庙啊，信耶稣啊，神鬼啊，赌博啊，打麻将啊，整个村里人除了劳动以外天天都整这些。长这样下去，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哩？”

什么是没精神？借用作家张炜的话说，当下中国处于“全民性的精神恍惚”。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回去了。《文艺研究》社长方宁评论[7]，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恰恰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病象，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早已在今天的文艺中被模糊掉了。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批评家李陀指出更深层次的问题[8]：中国的“改革”不但养出来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文化生产的上游下游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他认为，无论是国家、政府的力量，还是资本的力量，都不敌小资精英，真正把握文化上、下游各个咽喉要道的是小资精英，具体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所读的报纸、杂志，听的音乐，看的电影、书籍——这些人们所接触的文化产品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曾被各大媒体高调宣传、影院轮番播映的《色·戒》本质上是一部“汉奸电影”，在《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中，作者所思尖锐地指出，《色戒》这类电影普遍的立论基础是“人性”，它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他们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在人性的华美外衣下，既有的历史叙述被一步步颠覆和消解，在它的反面，一套新的历史叙述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悄悄建立。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所思在新作《荒原狼的嚎叫》中指出，中产阶级文化，包括与它大面积交叉、在中国被命名为“小资”的那种东西，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一面求财产，一面讲自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底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非但没有承担起为日渐失范的社会锻造新价值观的使命，反而穿上了个人主义的紧身衣，一路奔向了肉体的狂欢或精神的窄化、虚无化。这就是“没精神”。

最严重的问题是“没灵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在谈到当下文化的时候使用了“文化的沙漠化”这一概念。首先，李德顺教授对文化进行区分，一种是生产型文化，指原创的、开拓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另一种是消费型文化，指那些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属于享用、娱乐型的，因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文化。他认为，文化沙漠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消费型文化的繁荣，而在于生产型文化的动力不足，导致原创力缺乏。这才是更深层、更具根源性的问题。文化沙漠化的重要迹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越来越严重。

秦天将军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做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形势和发展经验，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是第二个苏联。[9]

一些青年人将“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灌输的教条或者党的宣传，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北大教授戴锦华在谈到意识形态的话题时说[10]，意识形态——尽管其核心要旨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却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宣讲或灌输。形式特征从来是隐形的窃窃私语、喁喁告白，是对化身为常识系统的价值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社会与时代的认同与情感结构的塑造。美国好莱坞大片，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生产、再生产，以喁喁告白的形式不断地讲，这就是意识形态。

戴锦华教授说，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有关，但与权力暴力无涉。否则，便只需国家机器自身的运行，而无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辅佐。

尤受启发的一点是，戴锦华教授讲到，美国政治始终是华盛顿特区与洛杉矶-好莱坞的“双城记”，而非华盛顿特区的独白。与之对比，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像是一场空城计——我们的政治，我们所熟悉的“两个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话语，恰恰是这种独白，没有相应的文化支撑，没有意识形态支撑，成了一场空城计，大兵压境，而城里空空如也，无人，无物。

郑永年在新书《再塑意识形态》中讲到，任何社会都需要意识形态。如果执政党不能提供而出现意识形态真空，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提供意识形态的社会角色或者力量。

现代中国社会就处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状态下，于是其他意识形态乘虚而入。例如宗教极端思想、法轮功；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欧美价值；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人性自私论等。

郑永年说，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只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社会将继续面临无穷无尽的问题。

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然而我们面临的却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化。

郑永年认为，当前执政党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主要依赖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堆积罢了，对这些口号会有多少人信呢？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将导致我们面临严重的困境，如执政党合法性基础大为削弱；党员干部失去认同感忠诚感；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蔓延；对社会行为也产生消极影响；失去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等。

北大教授潘维在《经济导刊》2014年6月刊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

韩毓海说，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失去了文化领导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领导权。

那么，如何进行文化普及，如何坚持新文化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建什么样的新中国。与之相应就会有一套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始终与文化价值交织在一起，文化自觉召唤着政治自觉，新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价值，创造新文化就是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没有硬实力，一打就倒。没有软实力，不打自倒。

习近平在8·19讲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争取文化领导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