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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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并重 国家基层治理渐入佳境

本刊编辑部 来源:2016年07期 2016.07.13 15:18:42
在今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没有东西可以照搬,不管是古的教条还是洋的教条,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思维,混乱我们的舆论,威胁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发展中国的事业,创新中国的理论,必须从这些教条里面摆脱出来,否则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孔丹表示,在党的认识路线上,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后来有人又加上一个“不唯西”。要脱离教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路在脚下”,要接地气。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实践。从我们自己的探索中总结经验,建立学说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当中涌现了一批新鲜的经验。

 

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进步,及时地总结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对落实党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在今年5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没有东西可以照搬,不管是古的教条还是洋的教条,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思维,混乱我们的舆论,威胁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发展中国的事业,创新中国的理论,必须从这些教条里面摆脱出来,否则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孔丹表示,在党的认识路线上,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后来有人又加上一个“不唯西”。要脱离教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路在脚下”,要接地气。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实践。从我们自己的探索中总结经验,建立学说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顶层设计角度看,目前很多改革都具备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但要把那些顶层设计加以实施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特点,比如地域广阔,差异性极大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明确提出“一企一策”,既不能把一些普遍原则简单地搬用、照用,又需要普遍性的原则进行指导。从基层治理的角度看,各地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对于挑战以及更新、更难的问题好像涉猎不多。而我国基层治理要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说起,从经验说起,从解决问题说起,从我们碰到的新挑战,新问题说起。

孔丹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应对。从国家治理到基层治理,还应该处理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他说,“工会应该做什么,妇联应该做什么,这些原有的路径和组织,不应该把它当成阑尾切掉,完全可以更新它,创新它的功能。如果处理不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变成颠覆性的创新,这对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是不利的。”

面对新的治理场域,形成新的治理界面

“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很多关于基层治理的调查研究,实践是丰富的,事情是具体而特殊的,但是作为理论或者观察,我们需要有一个思维的工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发言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概念,一个叫场域,另一个叫做治理界面,即以治理为中心的调整与改革。

所谓的治理场域,就是治理对象所存在的那个时空。过去治理社会的场域就在单位,主要是在工作场合。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这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一是场域的表现多元化,过去场域是比较集中的,现在变成了多元化,千差万别;二是高度的流动,这可能是更明显的特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不管在城乡,这个场域都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经济越发达场域的流动性越强;三是陌生人的交往,或者叫非政治化;过去中国是熟人社会,现在成为陌生人的社会。由于多元化,流动性,人们之间陌生了,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变成非政治化的。

房宁表示,传统的治理场域没有了,新兴的场域出现了,而新兴的场域需要治理的变革,主要集中在社区和社群两个地方。所谓的社区,就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存在;所谓的社群,就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特别是在年轻群体里,形成了新型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我们称之为社群或者网络社群。现在看来,社区和社群的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龙头,也就是说,如果要提升社区和社群治理,现有的体制是不行的。

然而,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现有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要把整个资源集中到管理的界面上,并且根据要求重新配置、调整和改革国家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治理界面上形成一个复合的治理主体,这称之为体制改革,也是我们对客观现实走向实践的一种观察。

房宁同时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问题,绝不能够仅仅限于中国。国外一位知名政治学者曾经说,如果你只研究一个国家,那就是没有研究。中国也有句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一定要出去走走,这样对于中国的事情,经常会豁然开朗或者猛然醒悟。

重视共有产权,促进信托契约

什么是共有产权?没有共有产权的维权会产生什么问题?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讲了一个案例。有一个社区位于中关村西区,2000年动工,2003年入住,是新型的高档商住楼。这个社区刚入住的前几年非常好,但最近3年已经成为海淀区的城中村,地下层变成了物流库房,整个配套设备不堪重负,原来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破产了。

这个极端案例可以以小见大。潘维认为,究其原因,第一是政府执法懒散,执法成本太高,以及执法者高度政治化。第二是无组织的小业主们习惯于私有产权,占彼此的小便宜,占所谓公家的便宜。第三是小业主们渴盼用人民的自组织来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现为对建设业委会的渴望,以及对物业公司的严重敌意和对抗,行动是坚决不交物业费。第四,谁出面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里边有若干变数。第五,政府、居民、物业都不熟悉共有产权这个概念和特征,也不知道其文化和管理模式。

潘维说,从这个案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在这样一个失去秩序的环境里要实行重罚重法,坚决打击侵犯公益的恶霸,这样才能得民心,实现社会稳定。因为,得社区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激活有执法机关支撑的基层党团组织和社工站,充分了解居民需求,动员和组织群众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政府要大力普及共有产权的知识和文化,除了私有和公有之外,还有一个共有,而几十层的居民大楼是共有产权的东西,它必须依靠信托。政府要制定信托契约的样本,推出向物业公司集体信托的试点。

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十八大以来,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主导性得到空前的强化。在基层组织,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企业组织,还是在社会组织,要求进行党组织全覆盖和党的组织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化纵横》杂志主编杨平表示,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意义重大。

首先,在我国8700万党员中间,80%以上的党员在基层,在体制外。这部分党员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如果长期遭到忽视,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无法突出。

其次,进行了十几年的中国乡村自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缺乏党的领导,基层自治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沦为村庄的资本力量、强势家族、腐败官员和灰黑恶势力的角逐场。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社会分化的力量极其强大,并且这种分化日益悬殊,当前中国极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以弥合社会分化,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效率和凝聚力的组织。

第四,伴随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参与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组织再造,将为政治参与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并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打下坚实基础。

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北京市开始在“两新组织”中推进党的建设,出台了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并在20072008年就设立了社工委,专门分管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具体来说,北京市的党建工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模式,即“三加一”模式。所谓“三”,就是在全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中间,建立党建工作委员会,成立社会组织联合党组织,设立专门的工作部门。所谓“一”,就是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在原有的群团组织基础之上,设立了33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党建工作委员会,同时召开例会制度。

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党组织与本职业务联系,使得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较大作用;党组织通过引导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然后推动党的建设;把党建融入行业自律;把党建和公益服务相结合,等等。

目前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市场社会的流动性与组织建设的稳定性是党建中的主要矛盾;由于社会组织不稳定,财政不稳定,建立党组织的难度较大等等。

在杨平看来,党组织建设中的党内民主建设是其中应有之意,是党的组织建设完整有效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由单一管理走向协同治理

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当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由单一的政府管控走向多元的协同治理,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赵秀玲认为,这期间,我国基层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萌生时期,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社区建设概念的提出,与协同治理有关的一些概念开始出现,像综合治理、共建共管、大众参与、通力合作等。第二个时期是2003年到2011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治理逐渐走向一种协同治理。第三个时期是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基层协同治理全面铺开,探索创新层出不穷,最突出的标志就是2014年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了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多元协同共治”是指多元治理主体诸如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市场等共同参与、协作下的治理,这与政府一元化控制下的管理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来看,中国基层的协同治理的主体基本上突破了一元化的政府管控,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互动性,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

赵秀玲表示,就整体来看,当前基层的协同共治主体建设还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社会和公众的社会管理一直处于劣势,许多基层甚至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往往发挥一些经济、社会道德、文娱功能,一些政治功能则严重缺乏,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基层,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为匮乏。

“未来我们要实现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要重视发挥包括志愿者、社工、农民工在内的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当中的主体地位,建立起科学合理更具有包容性的治理主体结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赵秀玲表示,协同治理主体的素质和水平,是影响协同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基层腐败问题很严重,它实质上也影响了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必须引起重视。

此外,协同共治还需要一个平台。目前,比较好的地方创新主要包括,乡镇村社区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基层文化建设服务平台、深圳的开放式议政平台等。在大力提倡基层协商民主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探索一个丰富、多样性、现代化的与高科技密切相连的平台,使广大城乡居民能够在这一平台上自由交流、发言。

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

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争取群众是现代政党政治尤其是执政党的一个基本功能。从我们国家来说,群团组织最重要的定位依然在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能够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群团组织的全称是群众性的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组织,同时又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其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现在谈的群团主要是参加政协的8个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青联、侨联、台联、工商联。

黄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多元化,内部应该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其中肯定少不了群团组织的作用,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织化的基础。但目前群团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概括为“四化”,就是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通俗地讲,就是现在普遍存在衙门作风,职能雷同,脱离群众,尤其是基层群团脱离群众的倾向特别明显。因此,群团改革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创新形态、体制机制,使其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涂锋表示,组织、引导和服务是群团的传统功能。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新时期群团的三种传统功能已经聚焦到服务上,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服务。目前群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功能的意义在于,群团有可能扮演一个政府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服务的角色,并且在一些新兴前沿领域发挥探索作用。

 

典型案例:

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基层治理创新

/唐奕*

 

深圳南山区是改革开放第一炮打响的地方,全区总面积185平方公里,下辖8个街道和100个社区。南山区产业基础雄厚,诞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华为等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中兴通信、诚信、麦瑞等高科技领军企业;有115家海内外上市企业,总数居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第二位。2015年全区本地生产总值3715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在全国行政区域排名第三。全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5%,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80%的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山区基层治理面对五个“新常态”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南山区面对的五个“新常态”

第一是新业态不断促进新型社区形成的新常态。20世纪80年代初,南山区的城区定位是深圳的产业配套区、轻污染工业区和能源基地;90年代后变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先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样板区;现在的定位又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之一,特别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建设,让南山正朝着深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高科技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方向发展。

    第二是城区人口结构不断调整成为新常态。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起步,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人口结构的文化素质在全国排名第三。

第三是新型阶层不断形成,利益主体日益多元成为新常态。深圳市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已达到79.45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96%90%的高科技成果由非公企业取得;并且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超高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第四是基层治理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成为新常态。南山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得较早、较多、较充分,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第五是随着基层民主有序推进,新型阶层不断挑战基层工作人员的权威成为新常态。

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的五个新探索

创新是南山的根,南山的魂,也是引领南山发展的第一动力。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第一个探索是基层治理的结构创新,即一核多元。建成一加三加A: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的社会组织、业委会、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密切配合、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

第二个探索是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即一平台一中心和PPP。在社区基础设施及物业管理完善的新型现代化社区,探索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综合信息平台和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建立基于居民评价体系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居委会,鼓励支持居民成立社会组织。此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经济总部基地和产业龙头地位突出的区域,推行PPP治理模式,就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少,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第三个探索是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强调治理平台建设。一是党内民主共治平台,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十百千万行动。二是社区协商自治平台,居民议事会,探索按住宅小区、行业、年龄、社区公共事务相对应的专业人士等因素,推选小区居民组成居民议事会。三是社情民意诉求平台,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聘请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为联络员,受代表的委托,收集社情民意,形成代表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解决,进而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一座信息沟通,对话协商的桥梁。四是社区虚拟参与平台——社区家园网。

第四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南山区出台了社会建设标准体系,设三级指标,共230项工作标准,制定了基层治理的预算体系,形成了从预算到决算的完整链条,更好推动了各部门工作的落实。同时坚持依法治理,晒出政府的权责清单,推进社区工作准入制,完善社区标准体系,使社区党建、管理、服务和自治四位一体,协调有序的开展。此外,深圳市去年12月下旬出台了社区党建标准化的相关文件,明确了组织架构,服务方式特别党员服务社区的方式。

第五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手段的创新上,南山区推行智网工程和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全区164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智网工程”,建立了“一库两网两系统”。“一库”就是涵盖人口、法人、城市部建等公共基础数据的信息资源库,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的互通和共享。“两网”就是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是指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领导决策支持系统。

 

设立平安协会 调解基层矛盾

/张新德*

 

新泰市总面积1946平方公里,位于泰山脚下,和曲阜比邻,是孔子的老家。全市有61个乡镇,916个村,140万人,是山东省的第三人口大县,也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主要以煤炭资源为主。由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比较大。在此背景下,平安协会应运而生,目前协会会员达到15000多名,主要包括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等,农村主要以家族的族长为主体,他们已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年61个乡镇的平安协会以单位会员,会长以个人会员的名义加入市协会,在市协会设监事会,市协会也吸收乡镇的平安协会的会长为副会长。这样从市到镇,一直到平安协会下面的平安分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如同金字塔一样便于管理。整合后的平安协会完成了三个对接。

一是诉调对接,就是法庭和平安协会的民间调解的对接,或者是司法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在全区的9个法庭全部推广了诉调对接。

二是医调对接。原来医疗行业的一般调解主要就是卫生局,但由于卫生系统的人员出任调委会的人员,所以患方不认可这种调节,他认为你自己人肯定向着自己,缺少这种中间人的身份。通过研究和探讨,我们把这个医调会进行了调整,把它设到司法局,人员组成包括律师、专业人员以及平安协会的会员,从而形成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

三是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村镇一级的民间调解是村镇一级的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延伸。理顺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和司法局进行对接,把优秀的平安协会会员聘请为兼职人民调解员,并且给予一定的待遇。

从近一年多的实践效果来看,平安协会使得政府和百姓的双认可不断强化,特别是政府的认可进一步加强,老百姓也给予了普遍认可。

平安协会参与矛盾化解的质量保证,主要在于其中一部分同志是懂法律的,公检法出身,并且各级平安协会都会聘请法律顾问,运行过程中还有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的支撑。从2006年开始探索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这期间平安协会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道德的教化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利用当地的“孝文化”、“和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使政府的愿景和老百姓的意愿接近、融合。

此外,平安协会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转型。原来新泰主要以煤矿为主,现在煤矿通过去产能基本上已经平稳地进行了过渡,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已经落地生产,特别是跨境电商、通信等领域。下一步平安协会的发展将在规范化、去行政化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一方面,平安协会毕竟是一个社会组织,有些职能不能过度;另一方面,不能进行过多地行政干预。

 

从乐清治水实践看基层治理

/赵乐强*

 

乐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这些年乐清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过,但环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差过,山被我们挖得千疮百孔,空气不好,水也臭。乐清这个时候面临一个转折时期,首先要治水。2014年开始进行百日清淤,我们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河床冲洗了一次,现在河好看多了,也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为了治水我们创建了总督察长制度,下面设有河长制,总督察长负责全乐清的领导治水、智慧治水、协调治水。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四套班子组成的机构,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要派副主任、副书记参与。这种总督察长制在全国也是一种创新。

乐清治水之所以成功,我们用乐清治水的实践来说明基层治理的几点体会。

第一点,特事特办,打破了在治水当中,尤其河道清淤当中的招投标规制。首先,价格明白。定价很要紧,当然前提是要非常务实地调查研究。其次,测量。我们有八个字“明明白白,通体透明”。

第二点,坚持官民同治,不是政府单头治理。官民同治过程中,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说验收等重要阶段的监督,我们这是“真人秀”,不是“作秀”。同时,规定设立监督小组,村一级有监督小组,镇街道有监督小组。当时清淤项目实行三级监督制度,并且明确规定社会的力量,民间力量的比例不能少于60%

第三点就是效率。全县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八加一式,“八”是跟治水有关的水利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农业畜牧局等8个部门,这就避免了政府部门之间的无效扯皮。

乐清治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是一个长期任务,当然也是阶段性的,我们制定了五年规划。下一步乐清要使地上、地下的水岸土质实现常规化、生态化治理,治水、治气、治泥土,开展新的现代化的乡村建设。

 

经济转型中的县域治理

/徐友龙*

 

浦江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对应。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布局的不利和生态文明意识的不强,浦江的千家万户发展家庭工业小企业,这也是浙江的特色。浦江有三大主导产业,挂锁,绗缝,水晶。水晶产业最为典型,它也致使浦阳江——浦江的母亲河,成为浙江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连续8年是劣五类,连续6年浦江的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全省倒数第一。

五水共治成效显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浦江进行了五水共治,就是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抓节水、防洪水,重点是治污水。从20136月份开始,浦江克服了数不清的阻力,取得了最为典型的、最为显著的治水成效。

一是成为全省五水共治成效最显著的县。原来22000家水晶企业,现在是670家。并且是把企业全部合并到1000亩的水晶园区,整个环保达标以后再生产,虽然企业少了,但是产值并没有减少。工业源头处理好之后,我们消灭了570条垃圾河、牛奶河、黑色河,是全省第一个清三河达标县。

二是生态满意度不断提高。2013年我们是全省100位,到2013年是38位,201418位,2015年第1位,这个是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第三方媒体的调查。同时我们是全省三改一拆力度最大的县,全县595万平方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拆除。

三是社会环境大为改善。2013年全县的信访总量下降50%2014年、2015年下降30%以上。

四是经济转型升级迈上新的台阶。虽然我们砸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努力地去追求新的饭碗,新的富民产业。旅游产业以75%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电子商务产业每年增长30%以上,成为全省十大电子商务示范县。此外还是浙江旅游十佳县。

浦江治水的基本经验

在短短两三年间,浦江治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完善执法治理环境。6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4天之后浦江力度最大的治水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因为基层执法力量比较分散,我们采用综合执法、立体打击,这也是毛主席的战争法则,孤注一掷地点上突破,然后面上才能行云流水。

第二,公平正义地拆除违法建筑。我们拆除的590万方违法建筑里面,经过统计,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与党员领导干部有关的重点人群,包括著名的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有170万方,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浦江拆除违章建筑,就是从党员干部开始,如果你不拆,纪委组织部找你谈话,先免掉,最后强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从你家开始拆,你不拆老百姓不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先拆,你不拆百姓也不拆。我们以重点人群为主,确保这170万方自拆率达到90%以上,他们拆了,老百姓也拆得心平气和。这样的处置坚持了公平正义,在浦江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是赢得了民心,也锻炼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第三,从严治党加强基层党建。在整个过程中,考验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格,政治的担当和政治的智慧。一是强规矩,除了中央的八项规定和省的六个严禁以外,浦江自己制定了“三个远离九个不”。远离歌舞厅,远离高利贷,远离足浴店;不参与高消费,不参与饭局酒局,不参与迷信活动,不参与散布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相背的议论等等。二是强廉洁。治水拆违过程中,我们处理了91个干部。浦江的治水战争,干部队伍是关键,总体上我们的干部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特别是本地干部,在当地的关系千丝万缕。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一栋大楼建起来,一批干部倒下。但浦江是一个楼或一批楼拆掉之后,一批敢于碰硬的干部立起来了。三是强堡垒。我们要求村主任,村民委员会每半年要向村支委汇报工作;党委是治理核心,所有的组织包括监督委员会,协会、合作社等都应该向党委、支委进行汇报。

第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浦江的郑氏家族,历经15代,332年不分家。这个家族有两大特色,一是举办了自己的学院,这个学校维持了600多年,出了一个宋濂,是明朝的文臣之首。二是有168条家规,家规里面有一条,说如果有贪腐者,其子孙生要除名,死不入宗祠。就这一条,宋元明清四朝期间,郑家173人为官,没有一个发生贪污事件,只有一个有嫌疑,但是后来自杀向朝廷抗议,朱元璋亲自受理,不仅免去他们家的罪罚,而且让他们家推荐人来朝廷为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三个频道同时播出《郑义门》这个动画片,讲的就是郑氏的家规家训和廉政文化。

浦江治水是一次全民治水,不仅政府在做,老百姓也在治水,每家每户都在建美丽庭院。整个治水行动以后,我们带动的是民生的改善,民风的改变和政治风气的改变,以及一个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也正在从生态的整治向生态文明的总体目标迈进。

 

(编辑  宋斌斌)



¨ 525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政治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治理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本刊对会议内容进行跟踪报道。

*唐奕,深圳市南山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

*张新德,山东省新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乐强,浙江省乐清市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徐友龙,浙江省浦江县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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