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甲午之思
双石[16]
内容提要：甲午之败，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能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成功地完成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得以复苏的崭新起点。
关键词：甲午战争 洋务派 资产阶级革命
甲午之役严重摧残了民族的自信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悲观颓唐之气，从官员蔓延到民间，甚至影响了当时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孙中山说，中日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
1945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有限的胜利，是坚持抗战八年始终不被屈服取得的成果。但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从物质到精神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清算。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根本就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提出的抗战目标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
抗战前，中国政府还欠着“庚款”和对日“善后借款”等，七七事变后政府还对日继续赔付了两个月，号称“以全债信”，因为它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这不是“资敌”吗！后因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就把这笔钱存在一家法国银行，等于对“鬼子”说“我先替你存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税收告急，政府又把这笔债务分摊给各战区承担。这简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战后，存在外国银行的几十万法郎庚款，被海关洋员以“战时被俘损失赔偿”名义侵吞。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法币，最后竟然变成12元金圆券销账。这样的政府，和甲午时的大清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甲午之败，败在国家整体能力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是国家整体有病。朝廷中的主战派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空言爱国忠君；洋务派则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
洋务派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它自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因而他们存在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甚至传承至今。这些人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搞所谓“以夷制夷”，幻想不付出代价而轻取渔人之利。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原则，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个战略上正确的原则，在洋务派手中却被运用到战役战术层面。如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一味消极防御。所以，甲午之役如果洋务派当家，同样会失败。
中国洋务派与生俱来的弱点，甚至影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到处募捐，搞了70多次起义，不是依靠底层群众，而是依靠帮会、军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味依赖外援的习惯。一遇到战争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英美列强。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需要得到帮助，但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
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说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希望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同时又要规避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或牺牲，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历史实践证明：在集体中，如果有少数核心先锋分子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和做出牺牲，就可以引导集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积极的团队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复苏的崭新起点！
遗憾的是，当下这个复苏的历史进程再次受到了挫折。“集体主义”在如今的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某些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的成员及其行为模式，竟被褒扬为学习的榜样。如果这样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汲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的土壤。再造民族精神，任重道远。
脱离民众的政府难当负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对立，最主要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构建的志士仁人所面对的艰难课题。改良不成，只有革命一途。
但那个时代的革命，还是依托帮会和军阀，底层民众感受不到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当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威胁而奋起反抗时，又受限于小农的视野和环境，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无法抵御现代化的侵略力量；精英层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力量。抗战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它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我的朋友高戈里，写了一本书《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讲的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传奇故事：很多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一揪下来，就成为共产党的无畏战士。高戈里曾访问过一位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国军上校，问他：“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位前上校断然回答“不成，不成”，因为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拱”起来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如果是一个跟老百姓不沾边的政府，能面对各种可能的强敌和挑战么？现在中央大力反腐，人人称快。但需要从根源上考虑，腐败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