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该行动起来拯救资本主义了

一个月前，在接受彭博电视台Guy Johnson采访时，Rogers Holdings的董事长吉姆·罗杰斯断定，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将陷入衰退。这位知名投资人表示，美国经济在一年内陷入下滑的可能性是100%。

这恐怕不是我们听到的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最新论调了，这样的调子至少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不绝于耳。作为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在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莱希看来，美国今日的窘境正是资本主义下的蛋。以往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寡头垄断。更可怕的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相互结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至于是否能够拯救资本主义，罗伯特·莱希也没有那么乐观。

1.

现在看起来，1991年还是个单纯的年代。那年，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出版了《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书，影响深远，这本书也是莱希得以成为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的原因之一。在当时，这的确意义非凡；然而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比起这本书里相对乐观的态度，莱希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里则悲观了许多。前后两种态度差异表明，美国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作用》极具开创性，该书重点关注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虽然该议题当时早已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我也很关注，但一直未进入政治话语体系。莱希当时主要还是把不平等视为一个技术性问题，认为能够找到一个技术性解决方案，获得双赢。但现在，他的看法变了，他提出了一个悲观的观点：他主张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号召工人阶级起义，反抗美国寡头统治集团。实际上，这场悄悄发动的阶级战争已经持续数十年了。

为了解《国家的作用》和《拯救资本主义》观点的差异，你要知道两点：第一，美国政治转向愈发丑恶（即趋向于寡头统治）。第二是“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简称SBTC）理论的兴起和衰落，尽管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场专业人士的讨论，实际上却有着巨大的政策和政治意义。这一理论曾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并以SBTC的缩写形式被频繁提及。

1980年前后，SBTC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那时候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涨幅开始远远超过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原因为何？

一种解释是国际贸易增长，美国从低工资国家进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原则上说，这种进口不仅会加剧不平等，还会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下降；国际贸易标准理论支持此原则，然而计算结果似乎并不符合实际状况。1990年前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不足以解释为何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相对收入的差距会迅速扩大。而且，贸易本该促使本国就业人群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但实际状况却是：各产业内部技术水平升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经济体。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转向了另一种解释：一切都是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对常规化人力的需求，加大了对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需求；同时，尽管人均受教育水平在提升，但提升的速度跟不上技术变革的速度，这就导致了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增加以及无相应技能者收入的相对（或绝对）减少。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技术因素是薪水变化的驱动力”，SBTC理论有待验证。莱希的《国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普及了SBTC理论，在莱希看来，技术不仅正在减少常规作业，甚至还在取代一些曾经需要面对面交流才能进行的工作。尽管今天仍然有人把技术进步视为不平等加剧和工资增长滞后的原因，但SBTC理论却在过去的25年里屡屡受挫，以至于人们已经放弃了用该理论来解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20世纪90年代，技能差距在社会底层停止扩大：接近中产的工人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不再超过社会底层工人，甚至还慢了一点。2000年左右，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也停止增长；而高收入人群（约为总人群的百分之一，比例甚至更小）的收入则继续猛增。很明显，这种收入分化和教育程度几乎无关，毕竟对冲基金经理和高中老师接受的正式教育水平相差无几。

2000年后，另一种情况开始出现：总体上看，劳动力相较于资本而言，节节败退。数十年稳定发展后，国民收入中实业工人报酬的比例在数十年中迅速下跌。当然这也可以用技术来解释：也许机器人不仅代替了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而是在代替全部的工人。但这种说法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正在经历机器人驱动的技术革命，为何生产率增速却在放缓而非加速？另一方面，如果机器人比人工更有效率，那么各大公司应该会争先恐后地抓住这新的机遇并加大商业投资力度，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机器人产业投资的增长，事实上大公司更倾向于把收益存入银行账户，或是增持股票。

显然，从科技角度简单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拉大越来越说不通；而认为单纯提升工人技术就能扭转这一趋势的观点同样说不通。什么是真正的原因？

2.

关于两极分化的问题，经济学家谈论的焦点不再是技术，而是权力。经济学家不是应该只关注市场的这只“无形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即供需关系）吗？但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考虑“市场权力”问题，或者叫做“垄断的效果”。的确，这些概念已经被好几代人忽略了，但它们正在强势回归，我们也可以把莱希的新书部分地看作对“市场权力”概念的重拾。

市场权力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经济活动参与者有能力影响他们买入或卖出商品的价格，而非被动接受由“无形的手”所决定的价格，这就是市场权力。独家垄断卖方会为他们的产品定价，独家垄断买方（市场内唯一的买方）也会为他们买入的货物定价。卖方寡头（仅有几个大卖家，求过于供）比卖方独家垄断的情况更为复杂，却也同样涉及市场权力。重点是：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经济明显由独家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卖方所操控，而非像经济学家常常设想的那样，更多地由参与价格制定的中小经营者来组成。

但那重要吗？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里写道，实际市场行为只有和简单供需分析的预测不符时，垄断才会起作用，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垄断会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1]。弗里德曼这类观点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内大为流行，事实已经扩展到了政治讨论中。垄断概念从未从教科书中消失，反垄断法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武器，20世纪50年代后，两者的影响力一直在减退。显然，对反垄断的忽视是智慧和政策的双重失误。更多证据表明，市场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甚大，未能实施有效的反垄断监管是当前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

莱希精心挑选了一些例子，阐述垄断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宽带案件。他说，大多数美国人能否使用互联网，或多或少都由当地电信公司决定，结果，美国宽带不仅比其他国家慢，还更加贵。另一个事例比较典型，农业通常在美国被视作拥有完美竞争机制的模范行业。他注意到，孟山都（Monsanto）这一家公司，目前作为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独家供应商，占据了行业主要市场。最近《美国展望》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类似的行业垄断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包括太阳镜、注射器、猫食等等行业[2]。

统计数据也可证明垄断力量正在壮大。近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杰森·弗尔曼（Jason Furman），前奥巴马政府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合作的一份文件表明，赚取“超常”回报的公司数目正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能持续保持超高收益率，不被竞争者削弱[3]。

其他证据也能间接表明市场权力的强大作用。例如，关于最低薪资调整的影响，有很多实证分析。传统的供需分析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降低就业率。但莱希书中写道，目前我们收集了许多地方样本进行对照实验，实验数据无法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对就业率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为何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呢？目前主要的猜想是：雇佣低薪员工的公司（如快餐连锁店）在人力市场上有着很大的买方垄断权；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是特定就业市场上低薪劳动力的主要购买者。因而，在买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人工工资已经触底，买方招到的员工未必会少，就像卖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价格已经高到离谱，卖方也未必会少卖，或许还会卖得更多。

假若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迅速扩大的市场权力，如何理解当前的一切呢？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假设解决了其他解释产生的一些谜团。很明显，这解释了为何高利率没有刺激高投资的问题。试想那些控制当地网络设施的垄断公司：高收益并没有刺激他们去研发更快的网络连接设备——相反，他们缺乏提升服务水平的动力，而如果他们面对激烈竞争，收益更低，反而研发动力更强。把这种逻辑扩展到整个经济体，那么，某些行业利润率高而投资低迷的状况也就能理解了。

另外，市场权力还能够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剧烈转向为何与政策转向（尤其是美国政治剧烈的右倾转向）相一致的问题。至于哪些公司能够行使市场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来决定，市场权力和政治力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3.

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虽短小紧凑，却显得更雄心勃勃。莱希将他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考量纳入他对收入不平等的新思考。他表明自己并非主张制定新政策来限制和削弱市场的运转；确切地说，他认为自由市场的定义是一个政治决策，而政府可以制定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政府不是干涉自由市场，政府要创造市场。”

无论人们对这套政策组合的看法如何，莱希阐释，扩大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本可以反向而行。市场权力的增强表明政府正在放弃反垄断法，从结果看，反垄断法越来越缺乏正当性；而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权力的增强又是某些政治力量暗暗支持垄断的结果——例如，电信公司成功且长久地限制公众使用互联网（指当地电信公司垄断互联网接入业务且缺乏技术研发动力）。

同样，当我们发现从事金融行业的少数人收入惊人时，就要意识到这些收入的正当性应当受到质疑。正如莱希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些金融公司的高收益主要依赖于政府有意放松对内幕交易的管制。我们还应意识到，金融业的异常高速发展实际上是政府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后新型金融活动的结果。

同时，过去让广大工人群体而非仅仅少数精英分子获益的市场权力形式已经衰落了，这主要是政治决策的后果。我们常常认为，工会一蹶不振是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只要看看加拿大，就知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如今，美国工会成员的比例已降至11%，加拿大这一比例却仍有27%。差别主要在政治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策敌视工会，而加拿大的政策并未转向。工会的衰落不仅直接影响了工人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工会衰落和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提高是有密切联系的，这表明强大的工会运动能遏制财富过于向社会顶层集中[4]。

莱希认为，工会是能够遏制垄断者破坏市场的“抗衡力量”（引自加尔布雷思）。工会会通过集体谈判来协商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以此来抗衡垄断力量。其实，工会衰落的因果，和垄断力量上升的因果一样，充分展示了政治在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么，政治为何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呢？莱希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是相互促进的。那些顶级富豪通过支付竞选献金、组织游说以及允诺成功竞选后的回报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反过来也可用于改写游戏规则——反垄断法、解除控制、调整合同法、剥夺工会权利，总之用各种方式推动财富向社会顶层聚拢，而结果是寡头政治螺旋式的恶性循环。莱希指出，美国过去那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恐怕他说对了，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

4.

任何人如果想要扭转这种螺旋递增的收入不平等，都要先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认为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扭转这种不平等？其次，你会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从而让这些政策生效？而在我看来，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只是粗略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在他给出的新政策建议中，莱希主张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变革“预先分配”方式，主要是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方式，而非改变再分配方式。（莱希认为，再分配可以看作是当前规则下对“前分配”的调整实施。）这些变革将包括一些标准的自由主义主张，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转变劳工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反工会偏见，以及通过修改合同法来授予工人权利去反抗雇主、债主以维护自身权益等。

在我看来，这些措施似乎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计划内的这些要素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而这些措施值得一试。但是如何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呢？莱希表明了自己的乐观态度，给出的理由是两党的政客都开始逐渐倾向于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例如，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就曾批评那些“有权有势，走在权力走廊上（注：指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的人。而莱希也承认“这些声明的真诚性应当受到质疑”，事实的确如此。克鲁兹曾提议要大幅削减税收，而这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大幅降低，而那些削减的税收中大约有60%会流向收入分配中最顶层百分之一的人群。事实上，克鲁兹并没有把这些钱花在他所承诺的地方。

（编辑  王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