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宗教问题首先具有其现实性，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其次，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难，也就非常“硬”。当我们面临中国梦、面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之时，我们同样面对一些国内国际的现实问题。
宗教问题是现实的，有很多当前需要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不应回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复杂的，宗教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的，无论治标治本都要拿出办法。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尤其是大宗教）有两个面向：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宗教的出世间法，是指其超越人类生命及其认知的有限性，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解释体系和实现解释的路径指引的意义。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一种世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在世间弘扬教义，争取信徒，并且尽量扩大它在教众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当中的影响。这是宗教的世间法的面向。
在“世间法”这个维度上，宗教事实上是人类早期提出的一种将不同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构成某种信仰共同体的实践。在各种宗教当中，因为基督教在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受到压迫，因而发展出了一套比别的宗教更为严密、系统的有效组织形态。这样的一个严密、系统、有效的组织形态，经过特定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流派，即东正教。
列宁构造的所谓具有铁一样纪律的共产党，它体现的一些根本的组织原则：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这样一套组织机制，其背后的文明论传承是东正教。
东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由上而下的单维度的宗教教义传播、训导、选拔的机制之上，因而它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到人民中、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这个维度，但是它缺少一个互动的机制。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尽管从一开始是依照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原则组建并强化党的组织的，但在毛泽东主席为共产党奠定的党群关系中，党和群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它从来是强调是一个双向的——不但到群众中去，而且要从群众中来；不但有教育群众，而且要接受群众教育。中国共产党成执政党之后，曾经极为有效、双向的跟群众互为师生的关系与互相影响的交流，伴随着与现代国家管理相应的整体性的一个现代官僚体制的建立，事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要在这个时代重新让共产党恢复理想信念，并且让共产党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必须思考如何让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在当下的现实情境当中，能够重新有效的激活曾经在历史上对它发挥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
我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形态：它同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它的这样一个合体本身是承担起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精英团体这样一个身份。
如果要讲中国共产党修养的话，一般来讲，儒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它的心性论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思想资源可能更为重要——就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教有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平等，一是觉悟，这两点社会主义也作为自己特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理论。“宗教复兴”在国际层面，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带来的问题；在国内层面，是宗教问题的外溢或者社会化，宗教变成社会问题才引起了关注。
我把宗教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治理型宗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三大宗教。它的特点是有信仰、有行动、有组织。治理型宗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结构，一个类似政府或者超越政府的结构。第二种是信仰型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除了信仰之外，它也讲修行。还有一种就是邪教，犯罪型的。这几种类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治理型宗教和邪教。
中国的宗教和信仰情况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首先，这个理论要全面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这里有几个要点：一、我们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二、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应包括不信教的自由，包括退教的自由。
第二，要尊重中国的宗教治理传统。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政权层面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政教关系。宗教不干政，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二是中国传统对宗教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手段，以社会秩序和民生作为导向，尤其对宗教犯罪进行打击。三是我们的立法应当完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但不管有多少个问题，首先，政治问题它不管，管的全是行政问题；其次，在宪法层面上，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需要权威的解释。
第三，宗教本身的行动要合法，要组织有度。还有就是规范传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有序，在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的信仰权利以及社会秩序之间，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殷之光（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政治神学是超越现实的未来想象。首先，我感觉，我们现在讨论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讨论政教分离，在某些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晓得欧洲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的实际生活大部分都是和宗教捆绑在一起，只不过渗入日常而不自知。我们今天在学术讨论中过于强调所谓的政教分离，它在现实中实质性价值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宗教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当我们谈论政治再也不从理想的角度去谈了，我们也不再谈政治神学了。但实际上，政治本身就必须包含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现在与过去的重新叙述。
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片中，提出了现在的战争是一场“我们”对“他们”的战争；它希望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完全建立在以它为中心的秩序。也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建立在对自身的想象之上。同样，欧洲就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回应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应方式同样也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本身就不指向世界，更不指向未来。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到的一系列对于第三世界的论述，就超越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想象——我们把对世界的想象和对于未来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现今世界，除了前南斯拉夫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把世界人民大团结挂在自己的政治中心的，这极具象征意义。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要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理想，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
唐杰（重庆大学讲师）：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实证性。实证性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实证性的宗教区分于自然宗教。在自然宗教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跟神是有关系的。黑格尔用实证性批判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化——即总目标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在一个细节里面。
这个概念已经说明，现代工商业社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体不能理解现代建制的前提。对于黑格尔来说，他当时之所以批评这种实证性，首先要克服“现代”的四分五裂。他和同时代的人希望以总体性的召唤把个人投入到一个无限的事业中去。以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生活才会充满意义。我的问题是，如果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实证性的宗教生活方式，那么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宗教复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趋向于一个秩序的重建，实现一个实证性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实证宗教。第二，它是对既有实证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从这个角度去看儒家思想的复兴现象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共产党自身总体性目的势弱的时候，需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来恢复秩序。第二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其实就是宗教。在这种方式下，儒家成为一种反抗式的思想存在。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今天主要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宗教虔诚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
一种观点认为有利，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信教的人越多，社会当中的暴力犯罪与自杀等问题就会越少，人本身也会越健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信教的人更服从管理。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美国人普遍支持有神论，但是根据1990年到2005年的一个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有神论其实存在很多不利的地方。谋杀率、青少年性病的发病率、堕胎率等数据证明，其实越信教越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信教并没有带来社会秩序的好转。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宗教信仰不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健康。
再看中国，2012年社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跟踪得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89.56%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信教的人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佛教，第三位是新教，第四位是道教，第五位是伊斯兰，第六位是天主教。根据2015年人民大学的中国宗教报告提出，中国的宗教治理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批准设立的，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30%的人进入到人大、政协、青联等国家体制，60%的人认为宗教政策是松紧适度的。第二，半数以上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反对政教分离原则，支持用国家力量来发展宗教。第三，信教的教徒结构已经发生了转换，不再以老人为主，半数以上的教徒在60岁以下，文化程度比较低。第四，教职人员年龄结构在30到60岁，其中11%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宗教界最希望做出的宗教政策调整有三点：第一是尽快审批新场所，第二是要登记，第三是教职人员认证。在调查中发现，信仰天主教的人文化程度最高，13%以上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伊斯兰教是制度最完备的，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最严格。佛教是最有影响的，每年的慈善事业做得较好。道教是五大宗教当中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11%的道观都有国际文化交流。
从总体上来说，世俗化更有利于社会治理。中国宗教发展的原因，可能的确和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弱化，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弱化有关系。中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衡量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理念的方向也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转变，不认同政教分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会更加密切。
从政策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一个内外的视野。内部的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与阶层分化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从外部来说，又是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突出表现为新疆和西藏边境的治理困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难民潮、人口变迁与宗教复兴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难民潮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只是当前难民潮的发生具有特定的根源。
中东人的主食是面饼，当前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是埃及。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在文明、人口还是社会和经济上，埃及都是核心国家。埃及有8500万人口，2013-2014年共进口640万吨小麦，2014-2015年是460万吨，估计2015-2016年可能是400万吨。为什么几年来小麦进口会大幅减少？主要因为它的收入在减少。
埃及的四大经济支柱，第一是石油出口；第二是侨汇；第三是旅游；第四是航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这也是埃及的四大收入来源。石油出口是中东地区普遍的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知道，现在国际的油价低迷已经持续了一年。收入减少意味着可以买到的粮食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正常情况下，埃及的食品通胀率在10%左右，今年达20%以上。作为中东的核心国家，埃及代表了整个中东的情况，今年叙利亚粮食缺口大约是80万吨。连最基础的粮食都已无法保证，这是难民潮发生的一个经济背景。
历史上每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都预示着历史的重大转折。从其他数据来看，如人口生育率，欧洲的希腊为1.3，意大利1.2，西班牙1.1；亚洲的韩国为1.2，日本1.3，中国1.6，都远低于需要维持人口数量的平均生育率2.1。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国城市人口当中，40%是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15岁以下的青年人；预计2040年法国总人口当中的穆斯林占比将超过50%。这是一种意义巨大的趋势。而且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一些国家也是穆斯林国家。高出生率并且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人口主要输出的地方。
这种人口变化跟宗教结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当前全世界考古最大的热点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它产生于1.3万年前。而根据基因科学推断，小麦的最早产地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里确实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早期的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宗教本身解决了人类的组织问题，人类因为有了超越自然而存在的理由，才能够逐渐组织起来。从人类文明产生一直到现在，最大的组织性来源就是宗教。
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有宗教复兴问题，是因为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组织形态，以国家、政党之类的现代组织替代宗教组织。但是发展到当代，个人可以不通过这种组织行为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一种脱离现代性组织结构的关头。这就是宗教在当代复兴的原因所在。
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
祖力亚提（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的穆斯林，除了塔吉克之外大多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还有一小部分叫做苏菲派。所谓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与这两者关系密切，尽管不能等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原教旨主义开始进入到新疆地区。但原教旨和极端宗教还是不太一样。极端宗教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暴恐，其次是干预世俗的生活。比如说婚礼的时候不能唱歌。比如政府发的结婚证，它不承认；再有就是坚定的排斥异教徒。这是极端宗教的表现。
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回纥在历史上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促成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我们看待新疆的宗教问题，包括对维吾尔族的宗教政策，不能抛开这些深层次的原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化来得太急。而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精英，不管是商界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整个民族现在已经被极端宗教或者原教旨主义裹胁了，停留在最保守的状态中没有前进，已经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我们的整体教育程度，包括科技文化创新能力，怎样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代化太急，导致大家焦虑，出现了文化上的不适应。
这样的讨论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在跟进，但这似乎只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大家的关切度不高。我们要关注到维吾尔族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让他们的影响扩大。
吐尔孙（清华大学博士生）：对新疆宗教状况，我谈四方面要素：第一，现代性问题。基督教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宗教的现代化，基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但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运动与过程。大概从清朝末期开始，汉族中原地区就出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从建国初期开始，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现代化景象，但到文革中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青年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难以适应外面社会，出现了整体的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通过宗教找到一些精神的安慰。宗教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民族还难以实现或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表现。
第二，教育问题。维吾尔族的升学率非常低。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的不到40%，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不到10%。在宗教教育这方面，全国也只有几个学院能够培养出宗教人士。但是新疆有一千万人口，有宗教需求，但是没有足够的途径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文化问题。解放初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当时国家拨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时的《红灯记》，也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市场化改革以后，电影院没了，至今很多县城没有电影院，当地群众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很难通过汉语频道来了解或者接触到文化产品。在文化空虚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就转向宗教极端主义。
第四，民生与就业问题。现在维吾尔族社会，青少年就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业是导致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逐年减少，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能力比较差，劳动技能、技术不过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强调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没有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首先，要保证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现在一些学者和官员把好多问题归结到清真寺，其实清真寺本身不是问题，如何正确发挥维吾尔族人民的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维吾尔年轻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技能，把就业、民生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从战略高度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谈新疆的宗教问题，不能就宗教谈宗教，而是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当中来分析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宗教问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宗教复兴是因为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并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体现出来。比如中东伊斯兰的几次复兴运动，都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被蒙古帝国灭掉以后，出现了第一轮的原教旨主义；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也处于危机状态，就出现了瓦哈比主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再次处于一个转折和危亡的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打着现代主义旗号的宗教复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宗教复兴的根源也是在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信仰宗教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99%，现在比重降到20%，这意味许多个体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活，这些没有保障的个体，都是潜在的宗教信仰追随者。这其实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种无力、无助感在精神上的体现。
面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还是要回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一定的安全感。
反思农村宗教消极治理思维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农村的宗教在扩张，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么去应对它？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希望通过发展民间宗教去抵御外来教会的传播，但实际上，民间宗教在地下基督教面前不堪一击。还有一种观点是，地下基督教很难管理，为什么不把它合法化呢？这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管理宗教问题。
总体上现在对宗教的管理，尤其是对农村宗教的管理就是统战和行政两个思维，但都存在严重问题。统战思维落实下去就是只关注教会里有地位的。这就不是真统战，而是搞关系。行政思维就成了只要你不出问题我就不管。这两种搞法导致我们基本上掌握不了基层宗教的信众。宗教局一般也没几个人，宗教管理也没有纳入整个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内容。
现在宗教治理实际上非常消极，基本上是失控的，有几方面因素：
首先，整个基层组织，党组织也好，政府组织也好，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化的状态。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中，只要跟政府的目标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能转化成数字化管理的，基层都不太有动力。其次，农村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和党组织是同构的。党组织过去做的工作它全做，而且学得非常像。现在基层组织到小组一级已经没了，自然村已经瓦解了，很多行政村的组织是瘫痪的，但是地下教会组织却非常完善。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对待宗教的这种社会组织土壤。以前的民间宗教之所以有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的组织跟它的基层组织相配合。现在基层组织的瓦解与消极无为，是治理中的最大隐患。
（编辑 丁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