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年末，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一政策方针。这反映了中央在调整经济结构这一长期目标，与防止经济持续下行、稳定经济增长这一当前任务之间的统一认识与部署。
实际上，在产能过剩的背后是整个经济供给结构的失衡，即主要以重化工-基建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同时在生态资产、人力资源、清洁能源、科技资产、基础设施、高新产品等广义生产要素与优质产品领域存在着长期短板、严重的供给短缺。
因此，要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在于用辩证的、积极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将“去产能”和“补短板”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通过“补短板”来“用产能”，从而实现“去产能”。
如何看待过剩产能
什么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过剩产能并不是铁板一块，需要加以分类，具体分析。
其中一类过剩产能可以称为“标准性产能过剩”，即在环保、安全、消防、能耗等政策标准上不达标，丧失存在资格的过剩产能。多数“标准性过剩产能”产生在企业滚动式高速增长阶段，设备水平低、管理粗放、环保理念不足、安全措施不够、相关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来环保标准、安全标准逐年提高，执法力度逐年加大，这类产能既无法达到国家生产标准，也不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趋势，因此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落后冗余产能。
另一类过剩产能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上述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落后，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
就规模而言，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很庞大，主要集中在重化工-基建领域，涉及2-3亿吨钢、几亿吨水泥、几十亿吨煤炭、万亿度级别的电力，以及大量铝、有色金属、石化产品、几十万台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另外还有以存货形式表现的过剩，如约6亿平米的商品房库存。行业人士估计，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平均在30%以上；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产能过剩程度也将会进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相对过剩产能”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习惯上将所有过剩产能都视为是负面的、多余的，因而应该被淘汰。这种一刀切的看法十分片面。
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也就是符合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那部分过剩产能，就技术-经济标准而言，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好产能”。它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从无到有，一点一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积累起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看到，这些生产性资产是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汗水结晶与财富积累。
这些产能都曾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财富；即使在今天，也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印尼）求之不得的宝贵工业资产。如今，在我国这些“好”产能之所以被当作“过剩产能”、“坏产能”，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市场有效需求持续下跌所致。如果出现新的市场需求，今天的“相对过剩产能”不就立刻能变成明天的宝贵生产性财富了吗？
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吗
我国国民经济必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难道对上述这类过剩产能就真的不存在潜在需求了？
经济学习惯区分需求与需要，如果不谈短期需求，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国民安居乐业的长期需要，就能发现，上述相对过剩产能都是国家长期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生产资料。
事实上，从长期看，我国有四大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短缺，包括广义生产要素、高新产品、民生资产以及国家安全资产。
1.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如：
n 可用淡水：至少短缺千亿立方米。
n 可用土地：按以人为本的标准，新型城市化需用地2亿亩以上。
n 高标准农田:把农田改造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可提高粮食保障能力。
n 优质空气：北部、中部、东部的绝大多数地区优质空气天数少。
n 清洁能源：我国按现代化标准年均需要耗费75亿吨标煤当量。煤基污染将无法承受，亟需转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第五代核能等清洁能源。
n 技能-专业型劳动者：产业升级要求劳动力升级，培育数以亿计的技能-专业型劳动者队伍。
n 科学与技术资产：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队伍与产出能力；前沿应用技术-工程学的研发创新体系。
n 新型城市化与城市群所要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如城际互联互通，城市各种管网的集成化、城市立体捷运系统等。
2. 高新产品，如：
n 战略性科技产品：如集成电路、高端发动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国际垄断产品。
n 优质消费品：满足规模日益扩大的中高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品升级所必要的多种优质产品。
3.民生资产，如：
n 公共服务能力：设施良好、人员专业的学校、医院、养老、文博及体育健身场馆。
n 社会保障住房：如按全国5亿套住房中，40%作为中低收入居民保障房，则需要2亿套。按平均每套100平米计算，也需要200亿平米。
4.国家安全资产，如：
n 南海开发：岛礁建设，发展成马尔代夫式的旅游胜地；平战结合的现代深海渔业船队，租赁给渔民。
n 南疆开发：塔克拉玛干光、热、电、产城综合开发，实现高产能清洁能源和千万级人口与产业。
n 软实力与话语权基础建设：孔子学院、基金会等各种NGO组织及固定资产。
n “一带一路”战略设施所需的基础设施。
n 相应军力、投射能力建设所需的巨大先进军备装备、技术与人员。
上述这些关乎我国长期发展潜力与质量的广义生产要素、民生资产和国家安全资产，我称之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从历史国情与国际比较观察，我国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严重不足。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积累了不小的家底，但我们毕竟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底子仍然很薄，与实现工业化百余年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独有的从世界屋脊到沿海的三级梯度国土，其中复杂的地形地貌、水系山脉，我们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规模应当远超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艰苦奋斗、打造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资产，建设子孙万代能够安居乐业的绿色家园，这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显而易见，对这些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投资，涉及的项目许多都是超越都江堰规模的超级国家工程，而其投资设施的主要耗材就是当前的“相对过剩产能”。当大工程一开动，就意味着将新增加对钢、煤、电、铝、化工、建材、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建筑工人等的有效需求，直接将“过剩产能”转化成了“有效产能”。
可见，解决相对过剩产能的问题，既要坚定不移的“去产能”，即淘汰不符合政策标准和发展需求的不达标产能；更需要规划与部署对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或简称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通过实行结构性投资，实现有效利用相对过剩产能。“去产能”与“用产能”应当两手抓、两手硬，才能实现“调结构、促增长”的长期目标。
为什么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
当前产能过剩，根子在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为什么全社会对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不足呢？根本原因在于这类国家基础资产的一些特性，导致投资主体缺位。
1.规模大。属于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项目一般规模巨大，通常以千亿、万亿计，单个企业乃至企业联合，通常都没有这样的投资能力。
2.投资周期长。基础资产工程建设时间以5年、10年乃至几十年计，在企业能够接受的回报期内没有回报。
3.高度不确定性。基础资产投资项目多是超级工程，涉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规划、涉及地区间协调、甚至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磋商，这些项目的不确定风险远远高于一般制造业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远非一般企业能够承担。
4.收益排他性模糊。市场型企业的投资要求谁投资、谁获益，要求完全的排他性，而这些超级工程的收益权（定价权）如何实施，历来在各国都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因此不适合市场中的企业投资。
由于上述四个特征，基础资产投资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微观-逐利型投资。微观-逐利性投资通常要求周期较短、规模不大、收益归己，并且具有顺周期性的项目。而上述这类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排他性模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定义它为宏观-战略性投资。
虽然企业不适合作为宏观-战略性的投资主体，但国家财政同样也不合适。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型投资主体，我们将其定位为准市场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关于这一内容，笔者此前在本刊已经做过论述[1]，因而不再赘言。
如何打造新型投资主体
实施宏观-战略投资的关键是打造新型投资主体。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其要点是：
1.在基金体系下，按不同领域及其同一领域的不同地区，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如国家创新创业引导资金、南海开发基金、塔克拉玛干综合开发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等。
2.基金实行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由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优先回报的）投资者，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
3.市场化方式挑选基金管理人，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已退休但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工作经验的专业干才，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
4.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合规运行。
5.统一规划布局，分期有序实施。对广义生产要素的投资，不少都是“都江堰式”的超级工程，必须在充分论证、科学决策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而一些则是相对成熟，可尽快立项设立（如解决“去库存”问题的“国家保障房储备投资基金”）。
宏观-战略投资有没有经济效应
就宏观-战略投资的自身项目而言，因其投资周期长，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首先，宏观-战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其特点是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对其需求是长期和刚性的；其次，这类资产的收益具有固定收益的特点，不依赖竞争性行业中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再次，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往往与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具有资产收益跨时递增的特性，即社会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越高，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就越高。香港公租房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
就投资的外溢性效果来看，这些宏观-战略投资在短期就开始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这是因为，这类投资绝大部分是超级工程项目，能够直接拉动对当前过剩产能的有效需求，把那部分因需求不足而相对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转变成有效产能，从而通过“减产能”和“用产能”的双轨制，减轻产能压缩的难度；同时，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因固定资产报废的资本损失，减少工人下岗领取社保救济的财政压力，还能获取这部分被宏观-战略投资救活的产能的税收，对国家财政与社会稳定都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其中属于科研投资和劳动力升级培训投资的部分，则能增加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及第三产业发展。
总之，由宏观-战略基金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须的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开发性投资，在当前，可以显著提高宏观有效需求，抬升经济增长的底部；在长期，更是具有良好回报的超级投资机会。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