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习和模仿渗入社会意识形态，大众传媒既扮演了意识形态传播者的角色，其自身也成为被转换、被改造的对象——以美国的行政性研究为代表的信息传播理论被认为可以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相匹配。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曾经长期批判西方“市场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的问题，却在中国逐步出现，进而又被刻意地回避了。与此相关的是，在传媒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再用传统的媒介理论话语和媒介管理体制进行监管，接连陷入了舆论失守的境地。
如何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统？如何把它与中国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改革密切结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研究实践对接？2015年由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包括“批判传播学文论”、“批判传播学译丛”和“批判传播学实践”三个系列，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该丛书主题涉及“传媒公共性”、“网络与中国政治”、“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世界传播体系研究”等；“译丛”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的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经典文献包括霍尔的《如何管控危机》、达拉斯·斯迈思的《逆时针》、沃思科和默多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福克斯和莫斯可的《马克思回来了》以及迈切斯尼的《数字失联：资本主义何以令互联网反民主》等；“实践”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的作品，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传播理论中作为重要的批判理论资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几乎与“主流”的行政性研究同时进入中国。但是，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一方面，当时中国更注重嫁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评的理论已被“结构性地忽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媒体所有权”、“受众商品论”等也就隐而不彰了；另一方面，行政性研究的定量方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传播学界颇为新鲜，诸如传播效果的测量等，也是对“文革”以来中国新闻体制中“宣传腔”的反拨。
《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第1期刊载了林珊摘译自赫伯特·席勒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文章[1]，传播政治经济学只是被当做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的理论资源而引进。上世纪末，又有相关学者开始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2]，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源于1990年代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导向使得传媒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和传媒改革引发了学术界的反应。1999年第5期的《现代传播》刊载了郭镇之的文章《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3]，从郭在加拿大访问期间采访莫斯可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切适性有了新的认识。2008年以来，在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遭到强烈质疑，也使得今天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种种幻象再次“去魅”，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相关学者多年来的论著成为不能被忽略的声音。他们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资本，但是当不受管制的资本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媒体是控制资本还是被资本绑架？今天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传播，其背后也必然是一个更强大的话语体系的博弈，必将带来话语权的争夺。
简单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脉络，即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坚持观察传媒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视角将理论与历史相勾连，反思既有的传播秩序和传播制度。在这个视野下，我们看到一批中国学者正在关注“媒介内容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著作权与资本控制”、“新媒体时代传播与阶级”等问题的研究。这也印证了莫斯可所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个核心特点（central characteristics）：社会变迁与历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社会整体性分析（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实践（praxis）。[4]
中国与世界：重新梳理社会主义遗产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5]一文，此文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长期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今天回望，这篇文章提示中国人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文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迈思，为中国传媒与社会的发展预叙了问题，预言了当下中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主义风行的局面。系列丛书中的“译丛”部分将出版一系列的国外名作和新作，表达了中国学者与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接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问题又必须回到中国自身才能解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标签，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遗产如何继承至关重要。赵月枝认为，无论是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的崛起。在赵月枝和吕新雨看来，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而丛书中不少中国作者的文章所提出和所完成的工作，是将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的接续与重新解读。只有看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能避免把中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避免把中国的传媒改革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传媒的市场化运动，进而避免割裂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
因此，怎么样既以中国为题目，又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当下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力点。中国的传播镶嵌在其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中，其传播格局是整个国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十分复杂，将这些思路注入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开辟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例如，农民工的媒体使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这些既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内容，又反映出中国人在信息技术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情况，及中国的大众传媒与城乡关系。
社会主义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党报理论。在吕新雨看来，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政治家办报究竟意味着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如何重新审视和解读，上述问题将与下列现象互为表里——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如何改革；电视“新闻联播”的存、废、改之争；所谓“南方系”报纸的功与过。在她和赵月枝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归根结底，党报理论的变革和再造和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息息相关。”[6]
学术共同体：主体意识与另类道路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在斯迈思生前没有正式发表，但却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广为流传。斯迈思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给了当时刚去留学的赵月枝。赵月枝不但原创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整套分析体系[7]，而且成为了中国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和桥梁。
正如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人数规模不大，但却有着完整而清晰的学术脉络和师承关系，最近十几年中，赵和吕两位学者的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活跃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还有她们所培养和带动的一批更年轻的学生和研究者。他们的相关研究，将有利于整个西方理论界和第三世界理论界对中国的全面认识。
有人质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共的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为何其生存环境却不乐观？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中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保持了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视角，不是“不争论”，而是主张“论从史出”。例如，中国媒体要求从业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体认，而不是简单地让记者们背诵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条条框框的教材？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等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这恰恰是西方媒体主体性的体现，而中国媒体却缺少这样的主体性。虽然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如何让理论说服普通人，依旧困难重重。学者以学术的立场，争取到思考和论述的空间，而他们提出的反思性的视野，最终要看执政党的理论与政策取向。
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是一个战场。作为和“新左派”理论有着比较接近的理论光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会遇到“右派”理论的对垒。“左”和“右”的观点能否取得正常的对话空间，进行理论对话，对于整个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是一个考验。
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林春所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动力机制与个人激励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凝聚力与公平正义之间取得平衡[8]。另一位在美国大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年轻学者洪宇也认为，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9]今天的中国，“左”和“右”的观点需要共生和碰撞，这可能是促进中国社会与传媒发展的“不坏的方式”，当然，上述平衡不是通过“黄金分割线”的计算找到的，而必须来自中国的实践甚至是舆论斗争。
这种实践可以称为一条另类的道路（Alternative），它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理论家，更在于国家领导层和普通民众，并且解决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远。因此，在他们的论文中，“可能性”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因为“可能性”是对主体的一个要求，只有不放弃，才有可能性。中国传媒改革的主导者，曾经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是让他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 陈一，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
[1] 赫伯特·席勒，林珊摘译：新闻工具与美帝国[J]. 国际新闻界，1979(1):1-9。
[2]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J]. 国际新闻界，1998(2):7-11；李琨，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J]. 国际政治研究, 1998(4):101-105等论文，都述及了西方1960年代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3]郭镇之，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J]. 现代传播，1999（5）：31-32。
[4] Mosco, Vinc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M]. SAGE , 1996:17.
[5] 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J]. 开放时代, 2014(7):95-107。
[6]吕新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A].学术、传媒与公共性[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7。
[7] 莫斯可在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中，认为赵月枝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见Mosco, Vinc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M] . Sage, 2009: 106. 相关英文原文为：“Yuezhi Zhao, who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8]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2006:223. 转引自，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J]. 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28):151-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