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重点不全由个人兴趣驱动
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研究重点和目标，这与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与政治的急遽变迁有关。我的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这反映了我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的关键作用，着重体现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往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不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颇大程度上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有更大的关系。
我在中学时期，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主张的影响，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肯定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承担，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修读中文和中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焦点所在。
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较诸“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关系重大。然而，我最终选取了“香港研究”作为具体科研项目。这并不是我特别“爱”香港，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关爱香港并非是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从功利角度考虑，“中国研究”应该是首选，但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才会产生“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做抽象和理论的探讨，因此不需要针对某一特定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课题。
不在象牙塔内做学问
1981年，我从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港后，适逢香港前途问题出现，中英两国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卷入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之中，我个人也不例外。作为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日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提出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政治环境的突变，使我不再可以在“象牙塔”内做学问，而要回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1992年英国派了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我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
香港回归后，各种政治、经济与民生的挑战纷至沓来，令各方面疲于应对。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2002至2012年期间，我离开了大学的岗位，进入特区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在这十年中，研究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阔，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较诸其学术性更为重要。自从1982年以来，我的学术事业与香港的前途和发展问题夹杂在一起，“纯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标不但要对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有意义，还要对发现和“解决”香港的诸般问题有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定，取决于香港面对的现实和迫切问题，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定的工作目标，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无论从背景、目标、经验或历练而言，在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界中我都是颇为“与众不同”的。
不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毋庸讳言，很多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西方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其原因有三个。第一，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就算不能直接应用于香港，稍作调整便可适用。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证普遍理论，又同时丰富普遍理论。第二，他们服膺了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第三，如果认同西方理论“普遍性”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理论在香港适用的话，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更容易发表，而这对学者的个人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以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为评审标准来量度学者的学术成就。这种种原因让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较少受到重视。
除了简单套用外，有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进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有参考或应用价值。我认为，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因为我们长期在香港生活反而看不到或者遗漏了的东西，对于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在用之以增强我们思考能力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却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盲目奉之为金科玉律。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之同时，我们必须不时地刻意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认真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般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更好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用于研究香港。
我从一开始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在香港学者中是较为罕有的，目标不单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之不足，也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知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能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是现实。香港一些显著的现象可能在西方看不到，一些西方学者假若对香港缺乏认识的话，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这正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对所谓“普遍理论”建设所能做出的“贡献”。
学术研究要接地气
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理论，则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角度（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角度，是要基于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去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事故、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着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历史角度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视野，其中，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为重要。不了解历史，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容易流于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每个社会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跃然纸上”，立即成为学者应该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角度，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的人类社会比较，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多，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思考，找寻若干有意义和价值而又可供比较或对比的现象。在我来说，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发掘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有其重要性，更可以使我们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与之密切关连的其他社会现象。
在过去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般现象，并取得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了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承担了研究的“钥匙”功能，通过它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诚然，一些批评者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对香港的分析偏颇，建筑在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说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良性的学术争论会越辩越明，我有信心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的。
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建构了一批“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香港社会的状况和变迁。这些“核心”概念通通来源于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也来源于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
在政治斗争越趋激烈的今天，我对香港的未来保持较为乐观的期盼，这样的态度对一些人来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但基于我过去近四十年香港研究的经验，我对我的论断和预测是有相当把握的。未来的变迁也许可以为我印证。
（编辑 王生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