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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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习惯于遇到问题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
寻找答案，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
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
用。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经济学者遇
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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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一段，你在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你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我们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的特性上的差异，找到在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时的原因、挑战，机会在什么地方。另外，了解转型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结构、机制、发展模式等出现的问题根源。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了解，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的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应当形成自己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发生了某种转变？
林毅夫：这二十多年来，我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加，基本思路却还比较一以贯之。1987年回国的时候，我与中国一些学者一样，认为中国问题很多，制度不规范，而国外发展那么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还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以为把这个圣经读懂读通，拿到中国来就可以指点江山。我当时也经常接受国内各部门邀请去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前沿思想。
1988年，中国出现两位数字的高通胀。解决高通胀率的办法，任何教科书和主流理论都认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的成本和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的意愿。而当时中国所做的却是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降低需求，造成了很多在建的半拉子工程。国内外很多学者以西方标准经济学理论来批评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理性的错误政策选择，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如何能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连续10年的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这让我们看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照搬现有理论。当时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做法，却在经济发展中解决了实际问题。这些认识积累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
问：你的这一学说抓住了怎样的逻辑？
林毅夫：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国家作为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很多学者遇到某个问题时，习惯于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寻找答案。但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抓住发展中国家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主流理论认为公有制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不先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照着这些主流理论去私有化，结果会比原来的情况更糟。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作为经济学者，遇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里说一个笑话。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北大来讲演，我问他为何东亚经济搞得比拉美好，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从拉美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回去当部长，学工程的留在美国工作；而从东亚来美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留在美国教书，学工程的回去会当部长。
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好的工程师，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哪个方案能够最好地达到目标，根据这样的分析来进行选择，而不是盲目照搬书本或理论。而作为部长，所追求的目标，一定是稳健与发展。如果遇到问题，也要考虑有什么资源可用，在可用资源中，哪些方案是可行的，在可行方案中哪个最好。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首先考虑什么理论可用，会拿理论来解决问题。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所以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比如上面讨论的通货膨胀问题，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因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碰到通胀，就会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和消费来压低总需求，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在转型中国家，这就未必正确了。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让资源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自由配置，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为了把新增项目做上去，不惜出高利获取资金，这可能导致大型的、关系到国防和就业安全的国有企业拿不到资金，为了让这些企业活下去，就又要用财政给予补贴，政府的赤字又以增发钞票来弥补，其结果又将导致通胀，问题得不到解决。
但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为了抑制通胀，就会砍那些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新增投资和项目，而不能砍重点国企。对国企也不能提高利率，否则国企就会亏本，亏本之后还必须由国家补贴，最终仍必须维持低利率。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思维。
问：什么是好的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它与经济学理论对决策者行为选择假定是否是一致的？
林毅夫：经济学理论所反映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当其面临问题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要考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之下，可以有哪几种方案，哪个方案最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由于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有可能不同，最优的选择也就可能不同。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好的政府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是和经济学的理论对决策者选择行为的假定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时，其实经常会是违反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可选择的方案就会不一样，而是相对价格就会不一样，因此最优选择也会不一样。刚才举例的那些工程师，因为没有受到现有的经济理论的制约，反而会按照真正经济理论应有的思维来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的官员普遍是从基层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因此会比较了解国情，比较实事求是。
问：你的独立性很强，对很多问题都与所谓的主流学者不同，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我并不刻意的去追求主流或非主流，我只希望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国内有些声音很大的学者，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主要是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而且有时对国外理论是片面介绍，只是抓住原有理论体系当中的一点，以此为依据来批评出现在国内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很过瘾，但是从根本上是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进行比较，本身就缺乏原则性、客观性和严谨性，因此难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实美国的学术界也是不断地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把自己留学时读的书当作真经，没有考虑在国内是否适用，而且经常国外的“经”都已经变了，他们却还在信奉原来那本经。大家都拿根据发达国家理想条件下行成的理论去套现实问题，但国内的改革开放又不按这些理论所开的药方去解决问题。因此，就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转型中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归结于不按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去做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容易很悲观。相对而言，我认为，首先要尊重客观，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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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
化之后开放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是华尔街的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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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两年，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很多，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非常谨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确实应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而资本却有不同形式，真正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投在实体经济。而且，外国投资者为了盈利，通常会投到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问题有所帮助。并且，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企业盈利中获得回报，不会出现短债长投的期限不配套或是还本付息的问题。这种外国资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实行自由化。
资本账户开放的另一种形式是允许国内企业到发达国家借款。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资金价格比较低，向发达国家借款应该比较有力。关键是借款做什么？如果是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增加资本禀赋，加速产业升级，这好像是一件好事。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投资到实体经济，应该对经济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短期出现波动时收益金减少，用外币来还本付息有困难。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投资按比较优势进行，且是外向型的，原本发展得很好，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政府也难保证本国银行和企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用于赶超型产业，或投机性的房地产、股票市场，或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如果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提高有限，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或许能使少数能够举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短期获利，但是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言，总的来讲弊大于利。
资本账户开放的第三种形式是短期的资本流动，这种资金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容易导致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另一种是，汇率有管制，大量资金流进，兑换成本币，外汇积累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因此，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放缓，短期投机性资本将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为由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显然，短期流动资金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和参与其中的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短期利润的增加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弊大于利。
问：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化后放开的吗？
林毅夫：是的。金融自由化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理论，在那之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流动都是进行管制的。1973年以后，金融自由化成为一种理论，是因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即使有资本外流，货币发行也不再受黄金储备多少的影响，只需增发美元货币就行。金融自由化使华尔街的金融家一方面提高杠杆率，另一方面握有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形成全球流动性金融资本，并将短期金融资本流动到国际上去套利。金融自由化理论基本不区分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而是把金融资本等同于实体资本，只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有利资源配置。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实体资本是长期的，而流动的金融资本是短期的，可能出现期限不匹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将来要还本付息时，可能出现货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短期资本流动还可能造成泡沫和货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
金融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家。华尔街金融家一方面支持理论界宣扬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随着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旋转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政策，美国财政部的几任部长都是来自华尔街的投行家。美国财政部就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向全世界宣传金融自由化的理论。
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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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
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谓股市泡沫，意味
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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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么看待中国近年来强调的金融改革创新？
林毅夫：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在股市直接融资的创新。金融应该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必须有金融的支持。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国内容易形成这样的观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他们金融创新能力很强，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要跟随去做。何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推介西方的现代金融理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国生产活动很大部分在农村，还有很多是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其中有些是制造业，有些是服务业。这些小农户加上大量的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小，所在的产业，技术、产品、市场都相对成熟，虽然也有风险，但风险主要在于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而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世界前沿，无论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都要自己发明创新技术，从事技术发明的投入非常大，并且风险也非常大，从各种资料统计来看，新技术研发的99%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大概只有1%可以去申请专利，而专利当中，有市场价值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企业家经营才能的问题，但最大的风险在于企业的研发能否取得突破，创新产品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这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品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研发要投入大量资金，又处在世界技术前沿，风险比较大。他们要大量筹集资金，分散投资风险的就是所谓股本融资、风险资本等。因而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天使投资等，都是适合他们实体经济的特性和需求的。
问：这是否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融资制度体系未必特别适用？
林毅夫：在发展中国家，能让小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到股票市场上去融资吗？基本无此可能，因为不配套。能够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安排，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地区性的银行，这才有办法克服以企业家个人诚信和经营能力为主的风险，动员资本来支持他们的发展。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
问：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仅靠股市的活跃或泡沫，很难满足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服务？
林毅夫：所谓股市泡沫，意味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问题仍在于资金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资金能进入实体经济的主要是IPO，但IPO每年能有几家？中国等待融资的上千家企业，资金需求怎么办？中国现在70%以上的就业、60%以上的产值，还是在农户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他们的融资不能靠上市，不能靠股本融资，也不能靠公司债，但他们却最缺资金支持。
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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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企业自生
能力问题要考虑清楚，国企改革有比产权化更
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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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企改革渐渐进入混合制轨道，这是社会所关注的，这与私有化不一样，但会不会在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令国企改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有股减持？
林毅夫：我一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看其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还是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行业，或是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国有股减持是有道理的。竞争性行业的盈利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平，市场比较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有股容易定价。但如果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垄断性行业，国有股的定价就很难，往往还存在保护性补贴。这种性质的国企，如果是国有股减持，增加私营企业进入，依靠保护补贴生存的企业，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是在垄断性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寻租的积极性也会高。
问：国企的问题说到底不就是产权的问题吗？
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舆论是不一样的。社会上普遍都认为是产权问题，所以他们更多的提出减持和私有化等解决方式。我觉得国企改革有比产权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问题是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衍生出来的问题。从前苏联、东欧、拉美、乃至非洲的经验看，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普遍出现了效率并没提高、补贴反而增加的情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很多大型国企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一些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保护补贴确实活不了，但现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竞争力。这类竞争性的行业国有股减持，可以通过将这个公司上市、将国有股一部分卖出，不就减持了吗？
问：你对国企改革的这种认识与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预判很不同，他们认为国企混改应当是朝着所谓私有化方向走才是有效的？
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声音似乎和西方主流的声音更一致。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推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改革进行反思。
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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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
的冲击。多国比较，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
周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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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到底什么因素导致这么长时间的下行？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当前我们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从2010年的两位数字，10.6%的增长速度，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而且继续下行的压力还挺大。
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三期叠加的问题，还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国内普遍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造成的，以及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我们所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所造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肯定有很多体制、发展模式问题要解决，但4万亿投资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危机，在政策推行的时候肯定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可以改进。进行多国比较，我认为，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更为主要。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也都在下行，连那些高收入经济体也在下行，而且下行幅度比我们还大，我们总不能说他们也面临三期叠加问题吧？
有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复苏，导致贸易减少，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项目已经完工，导致投资下滑造成的。既然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应该有反周期性的措施，就必须靠启动一些内需来克服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冲击。
如何采取反周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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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总需求必须以投资为主，有效的投资是补
短板；投资没有挤压消费，相反投资跟消费正
相关；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经济下行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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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你认为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很大，如何掌握好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和结构性改革？
林毅夫：作为一个发展与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我们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推行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否则，很多企业就会关门，将造成严重就业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是靠银行贷款，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关门多了，也会造成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就不利于我们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或结构性的改革。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我们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所以，在当前状况之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的背景一定要了解。
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对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进行梳理。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改革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费的，或者是抑制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问：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是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在投资方面，当前国内有很多的争论，你怎么看？
林毅夫：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我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对2008年的4万亿投资的非议，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两种观点汇总起来，就是说，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要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收入必须要不断的增长。但收入怎么才能不断增长呢？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都只是一次性的增加收入，不能持续的提高收入增长。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以后，生产的东西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多少，要努力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降低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还应该以投资为主。当然这个投资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是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另外，消费增长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过剩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我们目前过剩的产能主要在什么地方？恰恰在国资占优的部门，像钢材、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这主要用在建筑部门。过去我们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是9.7%，现在降到7%左右，据统计产生30%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这些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的有效需求。如果投资适当增加，建材领域的过剩产能就相对少了，反之它的过剩产能就会增多。
问：现在有一种看法，一讲投资就把它等同于过剩产能，你怎么看？
林毅夫：如果说你把增长的投资仍然是用来增加对过剩产能部门过剩产品的投资，当然过剩产能就会更多。其实我们可以有效投资的部门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产品都是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级。
2014年我国进口1.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在国内是短缺产品我们才进口，我们可以往这样的产业投资。我们现在每年到国外观光旅行消费约1300亿美元，那些都是高档消费品，我们国内投资到这方面，产能怎么会过剩？更何况这方面的投资，很多是国内能力不足，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如果在这样的领域投资，是在补我们的短板。在国内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以后，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出口。
基础设施也一样，比如北京和许多城市，地下管网严重不足，也需要投资。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46%，如果在城镇化中进行投资，人口的集中，规模经济的不断形成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把投资等同于过剩产能，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论述。不是说投资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是要注意投向，如果投资在我们的短缺部门，这是在补短板，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五大任务之一。
问：有一些人担心投资会挤占消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林毅夫：投资挤占消费这个说法被提出来的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外很多人说我们投资太多、出口太多，造成国际不均衡以及国内的产能过剩；还批评说这个体系维持不下去，必须放弃高投资、高储蓄，改成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2008年前后盛行的看法。
但实际情况呢？1982年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1.2%，2009年我们的投资增长是30.3%，那是4万亿投资的结果。
我们再看消费增长，2009年的消费增长是9.8%，高于我们长期的消费增长率（8%），2010的消费增长达到9.6%， 2011年消费增长是11.0%。同时，2010年的投资增长是23.8%，2011年投资增长23.8%，也高于长期平均增长率（21.2%）。反过来，当我们的投资增长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比如2013年投资增长只有19.1%，2014年投资增长15.2%，但2013年的消费增长只有7.3%， 2014年消费增长只有7.2%，都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看来，反而是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慢的时候消费增长慢。
为什么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关系是这样呢？其实只要投资增长是有效的，就会创造就业，而且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这样家庭的收入就能增长，从而带动消费也会增长。反之如果投资下降，创造就业少，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不好，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比较慢，这样消费增长反而会变慢。我们要将背后的道理分析清楚，不能简单的认为投资就会挤占消费，要动态地看投资增长对现在和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影响。
问：最近有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认为会挤占民间投资，你怎样看？
林毅夫：我认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挤占民间投资。扩大投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产业方面的投资。产业方面的投资应该是以企业为主。如果要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最近也有一些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其理由一是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会挤占民间投资，二是认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低。
第一个观点忽视了政府推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例如，2008年政府4万亿的投资，究竟是因为民间投资意愿低，政府为适度扩大需求才去做基础设施投资呢，还是因为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才会造成民间投资意愿低？其实答案很清楚。当时国际经济一蹶不振，外贸出口减少了一半，产能过剩非常厉害，而过剩产能不仅在出口加工部门，也出现在装备制造部门。在那种情况下，民间怎么可能有信心投资？为了增强国民的信心，保证稳定增长，才适度扩大投资，也就是因为出现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政府才搞基础设施投资的。
第二个观点说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回报率低，有些学者有很详细的经验数据的统计来加以证实。但是，是不是因为政府投资回报率低，我们就不要政府去做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回收期可能是四五十年。一般民营经济的投资是在产业部门，产业部门一般十年以后就全部折旧光了，甚至有的还短于十年。当然，折旧期短回报率一定要高，才有足够收入来偿还投资。基础设施的折旧和回报期长，如果它的投资回报率和产业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都一样，是会太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3、5个百分点就不错了，而民间产业的回报率应该是10%以上。因为周期性不同，要求的回报率不同。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有很多方面体现于外部性，比如说交通不拥堵，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和人民，但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对外部性的收益直接收费。
因此，这种直接回报比较小的，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让民间去做是没有积极性的，除非给它垄断地位，让民营资本可以靠垄断来将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收取垄断价格。如果基础设施让民间来垄断，从投资者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在此之前，包括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倡导基础设施投资应该由民间来投资。但是随后发现民间有积极性投的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就是移动通信。为什么？第一，移动通信投资和规模太大了，所以形成了自然垄断，有垄断利润；第二，容易收费。除此类之外的基础设施，民间投资的意愿非常低。2014年，我们提出要通过PPP投资基础设施，但是最终落地的项目非常少，除非政府给民间资本垄断地位，但是这又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定要由民间做，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让政府来做。
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起责任，投资时机什么时候最好？
林毅夫：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是政府，最好的投资时间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具有这方面的好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工资的成本都相对低，还能稳增长。反过来讲，如果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原材料成本上升，就会抬高基础设施的成本。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只要项目选择好，短期能创造需求，长期是提高增长力，增加政府的税收，所以是一石双鸟。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这个观点，当时响应者少，很高兴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在国外学界和政策界变成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出的《世界经济展望》的主题就是：在经济下行时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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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将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既是需求侧的管理，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我们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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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是相通的吗？
林毅夫：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用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大家都爱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当中央提出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很多人马上说我们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以提高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而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的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执行的一个政策主张，当时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吗？实际上，我们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的。那种财政政策确实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来看也降低了我们的交易费用，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但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投新的项目，而且是消除增长的瓶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的供给侧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是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我们现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有很多领域税收过高，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含有产业政策的内容。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所以，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周期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反周期的措施。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在消除增长瓶颈的意义上做基础设施投资，既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但比较难进行。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政策的性质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没有产业政策内容，我们也不用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调控、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生搬硬套可能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良后果。
现在有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学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推行的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我们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分析，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自己创新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从上述观点分歧可以看出，国外现成的理论不能有效指导新形势下我国的实践，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
林毅夫：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创新的前面。在发达国家，如果你看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周期政策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在什么发展阶段，它都必然会有外部冲击，面对这种冲击就要有应对的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反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可以用反周期投资来消除增长的瓶颈，这就是在实践中的创新。另外，因为在我们经济产业的升级当中，要相应补偿外部性，要解决一些协调性问题，这些都应由国家来做，所以，要有产业政策，现在我国政府提出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
我们要针对中国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中国理论，而不是中国一有问题就到国外的文献找一些相应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发展才能跟社会发展同步，也才能够实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创新，而且创新的四个方面：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中，第一位是理论创新。我们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