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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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对金融安全的警示

张云东 来源: 2018.06.06 09:49:03

 

中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是一个需要我们运用战略智慧,审视国内外形势环境,正视主客观条件,审时度势,认真思考的问题。

 

金融安全的战略思维

由美国人挑起的贸易摩擦和“中兴事件”吸引了国人的眼球,但贸易战背后还会有什么战略企图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现代世界,威胁国家安全、争夺国家利益的最主要形式有热战、显战和暗战。军事斗争的热战和贸易纷争的显战在大国之间往往是两败俱伤,真正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往往是防不胜防的暗战。其中尤以金融战对国家安全杀伤力最大,不仅摧毁国内的经济,还会颠覆国家政治制度。

在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之际,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应该透过现象,看清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客观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热战和随后的冷战对抗关系;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之间由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接触与有限合作关系。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发展壮大让美国感到深深的挫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他们全球霸权的挑战与威胁,在美国的战略逻辑里没有和平互利双赢。因此,美国朝野上下将会高度一致地形成中国威胁的战略共识。好战的美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世界霸权,就会调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对付中国。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从战略安全高度,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查找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霸主,是金融规则的制定者,金融工具的原创者,拥有因美元印钞权和发债权而获得的雄厚的资金,具有丰富的投机套利和狙击他国金融的实战经验。因此,美国不会让他们兵器库中的金融武器闲置,他们是不会错失攻击最薄弱防线的机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

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我们的应对是积极的,正确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这绝对不是美方简单的贸易平衡诉求,而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包括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们要谨防醉翁之意不在酒,对美国利用贸易冲突,敲诈谋求金融不平等、不对等开放,布局“木马”保持高度的战略警惕。

金融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与金融安全

近十来年,中国金融业务发展出现了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现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拨正了金融发展的方向,但现实中热衷金融衍生交易的势头有增无减。交易融资高杠杆依旧,场内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不断推出,却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风险隐患继续增加,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此趋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防控金融风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积极防御;二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是最传统、最普遍的防御战略,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金融市场上的被动防御表现为承认金融市场的基本现状、资源配置方向、利益格局关系,寄希望于加强监管来防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在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下,政策出了问题,资源配置方向错误,无论怎么加强监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不会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贪婪还会如洪水猛兽冲垮任何高高筑起的监管大坝。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绝非偶然不再。

因此,要贯彻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势禁锢,开展主动防御:改革金融发展模式。只有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让其回归本原,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在源头上清除风险隐患。

改革中国金融发展模式绝非易事。不仅金融既得利益者会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干扰阻挠,而且金融从业者普遍受美国金融模式样板迷惑,以为仿照美国金融样板天经地义,经济金融化、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金融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衍生品化、杠杆化是有效对冲风险、配置资源的必需。并且认为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也是现代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因此,要使金融回归本原,改革金融发展模式,首先应该破除金融迷信。我们应该明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金融的宿命,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放任金融以创新为名自我服务,必然会妨害实体经济,导致经济金融化、金融投机化,杠杆泛滥,泡沫破裂,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成为资本主义金融的劫数。

金融复杂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扮演了一个让实体产业和金融业此消彼长的角色。目前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经济总量的50倍,世界经济总量的10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量约5.1万亿美元,这其中97%的交易量是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无关的投机交易。这样的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凭什么要为这样的金融背书、为因此而发生的金融风险买单?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发展中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反对照抄照搬美国模式。金融的本意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应该严格恪守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的角色定位,重点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应该禁止金融中介参加金融交易、禁止杠杆交易、禁止为投机者套利对赌服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把金融交易市场严格定位为融资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融资配套市场。

对于金融创新,我们要理性分析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要考证对实体产业的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以此作为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试金石。服务实体经济的鼓励支持,投机套利的坚决摈除。只有这样,金融才可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正路,金融风险才可能被有效控制。

 

金融开放的风险管理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根据国际形势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金融开放应该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的重点是风险管理。

金融开放是国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则是商业利益博弈、国家利益的博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批准与否除必须符合中国法规条件之外,应该考虑在其母国的中国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牌照批设情况。批准任何国家在华同类金融业务牌照上限不得超过对方国家批准的中国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牌照数量。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风险防范的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十分认真,也十分专业、严密、严格。很多中资企业对美高技术投资和金融投资均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予批准。在金融与国家安全的审查防范方面我们要与美国采取对等的标准和准入条件。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特别是控股中国金融机构之后,一是中国公民、企业、教育、科研、军队、政府等等的金融行为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外资金融机构收集,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国防等国家安全信息也应防止泄露,以免危害国家安全。

二是对于任何申请中国金融牌照的外资机构都要进行严格、全面、详尽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背景以及该机构与母国军方或特殊部门的关联背景,盈利模式与构成,合规经营情况。

三是应审查拟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政治背景。若拟投资金融机构具有国家安全敏感性,应该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批。

为保护国家安全,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机构一律不得参与中国包括场内和场外的衍生品发行、创设和交易。并限制外资对冲基金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境外对冲基金不得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四是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应该是为我所用,因此按照什么规则展业就非常重要。美国金融近三十多年以来已经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其金融通过金融交易自我服务,不仅掏空了美国产业,而且不断制造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神,规范来华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明确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只能从事有关金融中介业务,禁止自营交易活动,使外资金融机构的在华业务纳入服务中国实体经济轨道,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

五是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与对外部门的债务风险交织且紧绷缺乏调整腾挪弹性,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风险都比较严重。由于我们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长城阻隔了外部风险的传导和抵御了可能的金融攻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再幻想“美国信用”,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管制是我们的生命线,万勿自毁。

六是预见和做好应对风险预案。金融开放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预见困难做好充分的金融风险防控预案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金融开放成败的关键。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重要且脆弱,关系国家的兴亡安危。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健康的发展方向,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维护金融安全。

                                             (编辑  季节)



* 张云东,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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