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至2018年初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显示，美国已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和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调整对华大战略、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期、国际体系深刻演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
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中美战略博弈：表现、根源、影响及对策”研讨会于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科研生产计划部副处长柴卫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雷少华、国投创新研究部研究员简练、新华社编辑毛伟等学者与会，围绕中美贸易战、中兴事件、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清醒认识中美根本性矛盾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中美关系不断演变的新形势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一判断应该被重新审视。合作面收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因素上升，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近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是通过“接触”把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通过经济自由化使中国实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化”。但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超乎预期，美国政界和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是否成功”问题出现了大的辩论。中共十九大以来，“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彻底失败”成为美国朝野共识。
丁奎松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期在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的《中国重估算：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一文，反映了近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结论性看法。该文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美国对华既用过大棒、也用过胡萝卜，都以失败告终；二是美国政府原来认为中国会通过改革开放走上西方道路，这一判断错了，中国不仅没有跟着美国走，还“另搞一套”，并且已经强大到可以跟美国竞争的程度；三是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手法过于片面，把双边经贸关系作为抓手处理中美关系缺乏效率。丁奎松认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的前提就是要认清：“美国对华定位的转变是战略性转变，千万不能当成策略转变”。
雷少华介绍了近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美国学者、官员与智库代表团交流的情况。美国方面对华的新判断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将“输出政治模式”，美国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准备输出中国模式的信号，例如“管控网络”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这将极大地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世界”价值观。第二，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业已壮大的海军对美太平洋舰队构成巨大挑战，美海军已逐渐失去在南海的优势地位，制衡中国海军的能力将越来越弱；由于缺乏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将越来越无力应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增长。第三，中美处于1972年以来关系最坏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相对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当时因力量对比悬殊，“声音虽大，但行动妥协”；现在是“声音大、行动坚决不妥协”的态势。这次中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快速而强烈的反制远超美国各界的预期，对美国政界造成了不小震动。
丁原洪认为，对中美关系大势的认识要有历史纵深感，要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看待中美关系。从长远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国试图永远称霸世界，而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逻辑下，出现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情况无法避免。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抱有把中国视为挑战者加以防备和打压的思路。老布什时期，在苏联颓势已现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认为，未来为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必须全力防止再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中国在当时就已经被美国视为应该防备的对象。美国之所以后来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不是出于和平的考虑，而是全面遏制已无法奏效时的策略改变，希望通过接触战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显然，美国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不仅没有能够系统地遏制住中国，对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容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允许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和促进投资等行为还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崛起。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说过，中美关系最关键的时刻，将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中共十九大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可改变，所以公开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比较平稳的局面不容易，要抛弃过去那种通过双边会晤就能够缓和关系的幻想。
柴卫东也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将是全面的、长期的、全域的“掰手腕”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我们对中美关系一定要摒弃幻想和幻象。所谓“中美国”的提法是一厢情愿。只要中国做个严格守规矩的“好孩子”，美国就会放过中国吗？市场换技术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高端技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幻想、幻象会妨碍对对方行为的客观判断，可能有三种情景：不知道、知道而不相信、知道也没办法。而中国目前很多情况属于第二种，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承认美国对华存在威胁，但遇到具体问题仍心存幻想，以为它“不至于对我那么坏吧”，如此只会让我们对美国对华敌对行动缺乏准备、甚至不准备。
中美或形成全面竞争态势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未来美国将在战略、安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持续施压，从而实现对华全面遏制，以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
针对近段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战，雷少华认为，国内关于“特朗普是为了中期选举而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评论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贸易以及阻碍中国发展方面已经达成空前一致。奥巴马时期已经认为中国利用全球化、WTO和美国市场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并推进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当时民主党的策略是通过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TPP和TIPP），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隔离”。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慢，因此通过直接发动对华贸易战，直指“中国制造2025”。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分歧。由于对华强硬态度，特朗普在美国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上升。
雷少华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中美两国产业政策及其实现方式的竞争。中国的产业道路和德国、日本不同，德日重视依托零部件带动产业发展，而中国主要通过整装带动产业发展，其竞争势头正迫使德日企业节节败退。一旦产业集群成熟，中国会通过国有企业迅速推动其升级。美国过于强调靠市场竞争，产业升级速度慢。中美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决策和执行模式，导致两国在产业领域高度竞争，二者的冲突无法解决。美、欧、日虽有矛盾，但都属于美国的盟国体系，故美国不必担心产业链是否完整。而中国工业所需中高端零部件目前还依赖美、日、韩和欧洲，随时可能断供，加强上游零部件和元器件升级、建立尽可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当前西方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怀有很深的疑虑，在此形势下，日本和欧洲势必跟美国拴在一起。
“中兴芯片事件”引发了舆论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高度关注。学者们认为，这一事件说明，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直取命门而来。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芯片、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还有10年以上的差距。这个迟滞非同一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资金、产业政策等，需要一个过程。 “中兴芯片事件”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它的实质是美国力图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遏制中国的追赶速度，所以不是孤立的事件。
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仍然是中美对抗的主要领域。丁奎松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指出这是美国拉拢日、印、澳搞小圈子，打造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菱形，构造新的对华遏制圈。但“一带一路”如果争取到印度的支持，不管是在亚欧大陆还是亚非通道，就将基本打通。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试图通过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王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挑起中国开第一枪，进而形成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对中国全面制裁。目前美国跟蔡英文政府很热络，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是坚定的亲台派，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红线不足为奇。而且“台湾牌”已经摆在了美国对华博弈的桌面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例如，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就赴台访问，讲了一通“印太战略”以及台美关系。丁原洪认为，美国的确在打“台湾牌”，但并非无所顾忌，它也在不断摸底，测试中国底线。它担心刺激中国真正收复台湾，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中美也将在软实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毛伟分析了中美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博弈。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全球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概念，以政府为主体推动实行，调用各方资源实现对目标受众的信息传递和施加影响，最终达到“洗脑赢心”的效果。美国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直接向总统负责，具体分工是：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防部负责心理战、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信息运作，广播管理委员会负责媒体传播及网络传播，国际发展署负责对外援助相应的传播活动，很多NGO也参与其中。此外，中情局等17个国家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目前中国对战略传播的认识、安排和理论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战略传播的整体思维。
任晶晶提出，中美之间的终极对抗是文化对抗。话语权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战略力量的对冲。中国学术界在引领文化思想建设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从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来说，应该注意三方面不良倾向：一是唯美国是从，很多概念来自美国，不少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喜欢拿美国人的说法为依据，当了传声筒还不自知。而美国人正是想通过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传播或表达美国的声音。二是看任何问题都从“经济决定论”出发。例如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有人认为半岛局势的改变是因为朝鲜内部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有很大起色，即使在1994-1998年的极度困难时期，朝鲜都没有因经济困难而生变，认为现在朝鲜会因为经济而垮掉的观点岂不太天真？近40年来，唯经济决定论成为一些人判断国际形势的根深蒂固的镜像式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改变。三是被第三方因素所干扰。很多做国际动态研究的学者，细节掌握得很充分全面，但是不看大势、不看战略，在国别或区域研究、特别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双边关系研究中，要改变被第三方因素干扰的现象。
认真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在美国政界对华辩论已经结束、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重新定位的新局面下，中国如何确保中国崛起进程不被中美关系所干扰，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第一，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力，走自己的路。丁原洪认为，中共十九大让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要相信在中美博弈中，时间于我有利。而且在朝核等很多问题上，美国依然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的心里要踏踏实实，“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威胁我，我也不怕，但我也不主动挑事”。
第二，慎重判断中美关系中的特朗普因素。作为非建制派的代表人物，特朗普独特的执政风格对处于转变中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需要认真观察和全面评估。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面临“通俄门”、“招妓丑闻”等一系列麻烦，对民主党、共和党、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掌控也显不足。但同时，特朗普通过减税等措施抓经济建设，在美国民众中保持了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的后面有军工、金融和能源三大集团的支持。对手民主党内部混乱，缺乏有竞争力人选。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保持与美国各方面精英的接触十分必要。
第三，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强化底线思维。没有国家安全的保障，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历史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镜鉴。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再怎么说走和平道路也走不动，别人不让你走。美国对华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全面博弈，哪扇门能推开就从哪扇门进。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至关重要。
第四，加速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完善自主创新软环境。中兴芯片事件让“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逻辑受到全面质疑，尤其凸显了核心技术独立研发的重要性。柴卫东表示，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往往存在幻想，不仅芯片，军舰、飞机、导弹等所有发动机的核心技术都存在不小差距。要掌握核心技术，首先要坚定基本方针，不能过一段时间美国人态度松动，表示可以卖芯片，就再度动摇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我们已经有不少前车之鉴，很多重大研发项目因为偶发事件的干扰而下马。凡是任何被外国“卡过脖子”的技术，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自主研发，不怕被诬为“极左”和“冷战思维”，不怕国际制裁与封锁。
简练认为，中兴芯片事件客观上对近年来无序并购海外技术资产和国内风险投资乱象，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有利于将资本引入支持国内高技术行业发展的正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许多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庞大的人才库充满信心。只要有合适的创新制度和竞争机制，我们一定会成为自主创新大国。中美未来以竞争关系为主，但并不妨碍我们向美国学习，尤其要积极学习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成功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经验。美国由国家招标的高科技项目的竞争机制很值得借鉴。军方设定目标，找五个团队进行竞争，从中筛选出最优的团队。我们过去一般是指定A子目标由A团队负责，B子目标由B团队负责，缺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A、B团队都垮掉。当前中国已经兴起一大批新兴力量，例如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民营企业大连光洋的崛起势头强劲，要给这样的民营科技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军民融合就是要给那些不靠关系而靠硬实力的民营企业以机会。
雷少华认为，为完善自主创新的软环境，改革高校科研的评估体系十分必要。目前高校以SCI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正在摧毁中国工科制造研发优势。一些名牌工科大学在这一评价和激励机制下，很多不相关的学科（如精密仪器应用）也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因为这个领域发文容易。结果国家资助的大量科研经费用在发SCI文章上，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贻害无穷。
第五，适度与美国经济脱钩，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部分得益于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将越来越成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武器。我们要有步骤、分领域逐渐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中美贸易战，凸显了“一带一路”的对冲战略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中国调整国际市场布局的紧迫性。中国急需加速与非发达国家的市场融通。要统一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一窝蜂；要把中国的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避免走偏而被西方利用作为攻击我的口实。也有学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情复杂，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只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力量太薄弱，国家要在多方面提供支持。
第六，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竞争不是要搞“新冷战”，中国不会跟着美国搞拉帮结派的集团对抗，但要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要加深中俄间的战略协作。要更好地发挥上合组织平台的作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通过经济合作寻求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协商机制。美国的盟国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可以做工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和印度、日本等国发展关系，努力减少对抗性。也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班农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包括班农本人、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我们都有必要与之建立联系。要尽可能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