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论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持续发生的社会政治过程,这种不平衡不仅包括了社会不公平的后果,同样重要的是追求平衡的政治独立诉求和形成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虽然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做出了很多回应,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而发展不平衡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之一。
改变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治进程中间的不平衡状况,需要形成一种追求平衡发展的政治自觉,要形成应对不平衡发展的文化政治氛围,提供更多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政策选择;要增强政策供给,尤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发展不平衡是持续发生的政治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分化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个社会进程。王绍光教授把这个进程叫做“当代中国的大转型”。这个大转型成功地延缓了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差距较大的格局。尤其是财产不平等的程度,在最近十余年来呈现持续升高的态势,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明显要高于国民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大体上来看,国家重视社会公平的持续努力并没有明显减弱家庭财产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重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策本身。这些推动社会差距缩小的政治努力,就好像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市场资本不断扩张潮流中逆水行舟,时刻面临着资本市场的牵制。在这个过程中,强弱分化的市场扩张逻辑,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趋势。虽然促进社会公平的努力在不断地加强,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间,这种努力似乎只是补充性的角色。
如何应对社会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二级标题)
最近几年,通过网络舆论展开的整个社会的讨论,大家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趋势是不是只能改变其程度的轻重,而这种格局是没有办法根本改变的?这些疑问凸显了社会失衡状态从社会经济层面向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度拓展。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意识称为社会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也就是说,对于追求公平的这种政治努力,能否达到社会平等的目标,人们还是持有深度的怀疑,甚至有些人已经失去了信心。
这种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不仅存在于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群中,也广泛存在于农村,以及数量达两三亿的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中间。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状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议程。
我们的政治努力遭遇了很重要的挑战。在市场资本不断扩张的趋势中,它面临着双重的不平衡。一种是扩大差距和缩小差距的力量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另一种是确立社会等级化的合理社会意识——认为社会就应该等级化,与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意识之间也存在不平衡。
这种双重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社会公平的政治议程不能够清晰地主张,追求公平的努力不能够自成潮流、基于平等尊严和团结诉求来确立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议程,那么就难以摆脱其逆流而行的角色定位,也就难以明确地回答,社会公平议程究竟能不能有效地制衡那些扩大差距的力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要激发出这种能够有力地制衡差距不断扩大态势的社会能量,就要重新确立公众的信心,要去应对这种不断扩张的、基于对社会公平议程的社会虚无意识的潮流,它的动力在哪里?社会进程本身未必会自然地产生这种动力,动力是来自于政治主动的政治自觉。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觉得可以较好地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论述的重大意义。这个理论本身有它的能动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能量。但这种政治能量并不是提出来以后就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文化议程去扩大和落实它,形成这种能量。
理论创新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能量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中央明确地意识到了新世纪以来这些社会公平议程所遭遇的困难,也没有回避社会公众极为关切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而是通过重新论述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重复地去强调以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公平性,而是提出更多根本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面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思考空间,呈现出新的社会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非常强的政治能量,从党的理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以及党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出发展脉络。在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党的一些理论家,通过社会史和社会理论论战,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前途和路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战略问题的论述,正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其中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成为非常关键的革命性理论论述。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样长期的、持续的理论论战,确立了共产党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领导权。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矛盾的论述,也都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创新的关键作用和重大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包含了很强的政治能量。但是从以往几个重要的理论阶段来看,理论创新需要激发出能动性和理论能量,需要非常关键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的思想交锋过程,要打开理论探索的空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对这个议题的广泛讨论和呼应,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社会共识。通过党内针对具体的社会不平衡问题所进行的充分探讨和思考,来形成能够化解不平衡问题的真正有力的政治能量。所以,理论探索和讨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呼应和讨论,那么理论创新可能就只是一个话语创新而已。如果有了这种广泛的呼应和讨论,理论创新就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潮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思想氛围中,共产党形成了“初心”,当然在那个时期,大家认为“共和”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基本上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怀疑国家能不能独立,民族能不能解放,人民革命究竟有没有前途。但正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讨论、文化创造,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能动性,从而带动政治进程。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改变社会公平议程相对弱势的状况,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文化思想讨论,形成社会氛围,来建构起支持这个议程广阔的社会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应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尤其要从供给侧方面提出。(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