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动手拆解全球化的基础架构，将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鹰派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围堵，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以粗暴的贸易与科技封锁手段，试图逼迫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并胁迫其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这让很多观察家担心，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而裂解，世界经济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

全球化进入减速阶段

如果用全球化进程常用指标衡量，从2008年开始全球化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出现两季的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下滑幅度为负1.8%，这是自2009年5月全球贸易因金融危机出现锐减以来最糟糕的纪录。[1]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FDI）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2008年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五分之一，规模为1.2兆美元。[2] 2007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3.5%，2018年这一比重已不到1.5%。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重在2007年前不断攀升，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3]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陆续推出加强金融监管措施，对金融全球化的压抑作用也十分明显。跨境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2018年36%。

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以后明显趋缓，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变化，这是判断全球化趋势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重变化，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心已经由出口移转为内需，同时正在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以追求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第一、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从出口转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货品与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高峰（36%），下降到2017年的19.8%；第二、中国不断改善其产业供应链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高价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进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沿海工业一直是以来料加工或进口零部件组装出口为主，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各类产品的先进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工业品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中国这种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分别达到41.1％与31.2％。2016年中国出口额中消费品所占比例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工业正从来料加工组装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2018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自主创造产品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4] 在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上，就必然会表现出贸易额成长趋缓，因为原来需要进口的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已改为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移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或非洲的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此外，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化，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这导致全球各种原物料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理性，以交易价格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也出现萎缩，尽管实物的交易单位数量还可能有所增加。

第二重变化，当前裂解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后者更具有主导性。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围绕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包括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物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富裕国家彼此间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40%~50%；同一时期，由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多数年份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至于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他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连续超越了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增长。这样，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14%一路增长到2014年的29%；同一期间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从45%下滑到29%；加上富裕国家向非富裕国家的出口之比重合计为48%。也就是说，目前以非富裕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几乎撑起了世界贸易的半边天，上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现在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主要是对以富裕国家为目的地的出口贸易构成障碍与干扰，而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他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部分的制造业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保护主义的作用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以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发展是应运集装箱运输、长途通讯，电脑记忆体与运算成本急遽下降而生。新技术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不过，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又有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因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最近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份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可以拖累整条生产线。[5] 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营运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非实体贸易已经成为主流。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 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逐步下降，非实体（the in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持续增长，这是数字经济与产品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指出，过去十年服务业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品贸易高出60%，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的。

非实体产品经常是与实体产品一起捆绑出售的。与跨境服务业贸易的真实规模应该已经超过货品贸易。

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是被过度宣染了。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特朗普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他们可以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同时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瘫痪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拆解全球产业供应链。

曾经成功预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教授最近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全面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6] 不过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耐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

首先，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同时不会干涉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最近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在浦东新区落地。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的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会美国压力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讯设备。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620亿美元，5G发照的进度至少会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靠其所指控理由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7]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高通、博通、美光、超威、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它们不会顺从特朗普团队两败俱伤的作法。

融合的力量大于裂解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态势，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过去推进全球化的主要群体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联结，并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充沛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过去10年，全球化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FDI的总规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FDI大幅萎缩，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在增长。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FDI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流入中国的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来源地。

从跨境非实体商品、人员、知识与信息的流动，我们可以确定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商业、信息与教育网络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在2000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1.55亿，占世界人口的2.8%，2017年达到2.58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4%。[8] 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二，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跨境移民的流向更加多元化，过去的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而现在有更多的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停留期间超过一年）估计至少在100万人。跨境移民带来了技能、知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也会增加贸易、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

另外，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从2011年不到400万，增加到2017年接近500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人，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2018年已经逼近48万人，其中85%以上是自费生，估计很快将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国际观光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2017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2577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20%[9]。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究竟是强韧还是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之间无数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比如治安与反恐、武器管制、网络通讯、邮件递送、金融交易、人员移动、技术标准、运动竞赛、教育交换、专业认证、海事纠纷、气象与防灾、健康与疾病控制、生态保育、能源运输等等，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些是政府之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机制承载的诸多制度与规范，为国家、企业、非盈利机构、个人以及为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在这一条件下，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行，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够像钟表一样那样地精密运作。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目前，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例如贸易活动不能逾越武器出口管制的红线，科技合作不能违反国防科技管制，跨国金融机构不能掩护国际洗钱等。这些框架的演进既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可观经济红利之牵引，也受到国家其他优先目标的约束，例如国防安全、人身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政体合法性等生存底线需求。

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它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如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瘫痪。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最大制造业平台，但其影响能力与范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基本上欠缺这种干扰与阻断能力。其他中型国家或国家联盟（例如伊朗可以封锁霍母兹海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可以操控能源供给）即使有局部的干扰与阻断能力，影响力还是有限。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看到当前全球社会紧密的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阻断或破坏。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交叉股权结构、知识分享机制、生产专业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类似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社会代价难以想象，而且经济剥离所导致的震荡及其后果，复杂到很难预估谁会受损与受损程度多大。

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把维护其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利用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采取像特朗普这样的激进单边主义，无章法的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机器的确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是巨大威胁，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发起的全面对华经济冷战，以及打算把中美两大经济体彻底“脱钩”的极端想法，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很难贯彻到底。

网络时代的无烟战争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困绑在一起，共同创造享受了全球化的巨大经济红利。但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国家间彼此伤害对方的机会与选项大为增加。

所有高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这种风险之下，融入程度愈高风险愈大。[10] 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假设与自己在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科技、教育、文化、能源等各领域最密切交换合作的国家是不可能利用相互依存来做相互伤害的事。

但是如果在全球的产业、资讯与金融关系网络中扮演枢纽角色的大国，经常把相互依存当作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大国战略搏弈的武器来用，这就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经常有这种冲动，同时也具备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大范围干扰、阻断与破坏的能力的，主要就是美国。对许多中小型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拥有让这些国家经济瘫痪与金融崩解的各种武器，而这些国家的报复手段却很难让美国伤筋动骨。

如果在缺乏正当性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条件下，把相互依存当作武器使用的作法，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将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著名的智库“欧洲外交协会”在最近的报告中公开主张，欧洲应该建立绕过美国的国际支付系统，以及劝阻欧洲企业不要轻易屈服于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进行无烟战争的杀手锏武器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互联网封锁。不过，即使在美国与俄罗斯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曾全面启用，这些杀手锏武器仅在小范围内使用、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美国极少数极端鹰派虽然可能设想过对中国启动这些杀手锏武器，但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否则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否则必然会在全球范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过去，美国曾经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或伊朗。这些手段包括贸易禁运，网络黑客攻击、冻结网络账号，没收寄存黄金，冻结金融资产、金融封锁、海上封锁、遮蔽卫星定位功能，或切断互联网。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让对手蒙受惨重损失，但必须有相当的正当性才可能获得其他大国的配合，而且对这些小国的制裁，还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当时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部分议员都曾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应该升高到将俄罗斯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这势必会切断俄罗斯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政府最后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当时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Ewald Nowotny就公开提出警告，不应以此作为制裁手段，这个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不能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不然会严重损及 SWIFT 的信誉。[11]

SWIFT是一个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并在布鲁塞尔注册的行业组织，全球有一万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安全、标准化的和可信的通道与同业交换报文（message）从而完成金融交易，等于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SWIFT不是一个根据政府间条约而建立的国际机构，所以仍须接受欧盟的管辖。同时SWIFT也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管辖，甚至受制于纽约州的监管。通过SWIFT系统的跨境美元支付功能，需要搭配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简称CHIPS）才能完成。也可以把CHIPS视为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元跨境支付的主要渠道。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所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对冲与拨付，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美国政府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想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会是什么呢？这个假设问题是值得严肃评估的。只要有任何迹象表露美国政府有可能动用这个金融相互毁灭的终极武器，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崩盘式强烈反应。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外汇存底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政府债的最大境外持有者，一直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就等于是自毁长城，这对美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冲击。这样做只会逼使中国，宁可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互联网封锁这一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透过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国际信息会峰会”平台，与美国政府经过10年以上的交涉后，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的排它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最重要的掌控就是对域名体系、IP地址以及全球13台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DNS Root Servers）[12] 进行统一管理。最初这13个根域名服务器，1个为主根域名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为辅根域名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由于ICANN在法律地位仍属于在加州注册的法人，总部设在加州，因此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网络上马上就出现新的呼吁，因为有些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伸手到网际网络领域。长远来看，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还是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至少应该先将ICANN的注册地与总部迁往中立国（例如瑞士），就像国际奥委会与红十字会一样。

目前，网际网络的技术基础协议已经演进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六版”（IPv6）。相对于IPv4，IPv6不仅大幅扩大了地址空间，大幅提高网络的整体吞吐量，让网际网络可以配合万物联网时代的海量需求，它在技术上可以完全突破IPv4时代全球根域名服务器总数量的限制。2015年到2018年之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画”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成功地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互联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领导层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对任何不顺从自己意旨的对手或贸易伙伴，轻易让他们跪地求饶。但美国动用了手上所有的外交筹码、情报威吓、禁止采购、出口管制与司法武器来打击中国特定的高科技企业，不但无法达到预期的一剑封喉效果，反而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甚至动摇美国独角兽企业在诸多全球高科技系统平台的独占地位。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三级标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 Pro平版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德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13] 对于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14] 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

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以及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这种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凌驾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