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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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中美关系恶化要高度重视能源安全

孙耀唯 来源: 2020.10.28 10:55:15



特朗普上台以来,大肆追求“美国优先”理念,强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与我国相继开打贸易战、科技战、文化战、金融战……,有可能直接危胁我国的能源安全,对此我们一定要给予高度警惕。

能源安全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经济学家E.P.舒尔茨在1964年指出:“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架构于能源之上。”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世界石油短缺和油价暴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伊始,正式提出了以稳定原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国家能源安全还包括了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关注。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应扩展为以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的方式,保证充足和可靠的能源供应。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安全问题,而且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但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又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亚太地区是全球石油消费主要地区,中国占据了亚太地区将近40%的石油消费量,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同比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已达43%

仅就对外依存度而言,我国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和众多的大型水电站,全球种类最多的大型核电站,全球最多的大型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球最高电压等级和最长里程的输电线路,以及远距离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其中许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调度自动化和通信等二次系统均有大量的进口,这就直接关系到工控系统的网络安全等问题。一旦战事降临,遭到袭击的后果不堪设想。在中美关系严重破损、国际商业环境日趋恶化的特定时期,一定要高度重视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通常,能源安全的判定标准主要有可靠的供应、合理的价格、充分的石油战略储备、可靠的运输通道和合理的能源结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能源安全的基础。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应有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层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内涵。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几项重点工作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能源安全,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足国家安全,全面审视规划好能源安全。在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要突出重点、谋篇布局,统筹做好《能源安全专项规划》,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我国能源安全目标、重点和实施路径。美国借助能源独立,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又一只“看得见的手”。欧佩克石油市场份额被美国挤压,内部凝聚力和整体影响力逐年下降。因此,要充分考虑国际政治因素,既研究能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又要研究国际政治对能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在美国单边主义影响下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变化,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与世界能源大国包括输出国和输入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互赢互利。打好“战略买家”这张牌,准确把握好与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外交,密切关注海上运输安全,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构筑好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二是强化国内资源勘探开发,确保油气基本供应。全球石油资源主要分布于中东和美洲地区,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石油消费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14年以来,我国原油产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9年,实现止跌回升至1.91亿吨,仍低于2亿吨。从石油资源探明程度看,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潜力依然很大,石油储量的增长处于高基值发展期,天然气勘探处在早期勘探阶段,海相地层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探明率仅为5%左右。2019年,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加大了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勘探开发形势明显好转。我国油气资源开采技术条件复杂、成本高,与国际市场对比,虽然不具有更好的竞争优势,但可以成为稳定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要加大油气勘探力度,尽快摸清基础资源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此外,结合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适时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我国煤炭工业的资源优势,保持煤制气、煤制油的领先优势;加大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利用,都是应对油气危机的正确选择。

三是推动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的战略转型。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议》提出:若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摄氏2度或1.5度以内,全球需要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碳排放。200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2006年超过美国,2015年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按照发达国家2050年、发展中国家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要求,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时也应推动实现净零碳排放。2010年以来,国内光伏成本下降84%、风电成本下降50%、锂电池成本下降85%。如果光伏、风电、锂电池成本都能够持续下降,加之氢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应用,完全可以逐步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高碳的化石能源,实现我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因此,在能源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加快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开发等关键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能源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氢能、生物质能、天然气脱碳技术的发展,气体能源+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将彻底改变目前的能源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不够安全、不够高效、不够绿色的被动局面。

四是持续提高能效,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的减量发展。与国际能源发展对比,我国能源发展的最大短板是浪费大、能效低。按照世界平均能源效率计算,我国目前能源消费量可创造比现在多一倍的GDP;以美国能源效率计算,可以创造相当于现在三倍的GDP;与日本、英国对比,能效差距还要更大。能效差距除了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偏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有关。这就是说,只要持续地提高能效,即便不增加能源投入也可以支撑经济发展。因此确保能源安全,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动力的转换,提高产品、产业和系统能效,包括推行国际先进能效标准和节能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节能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转型;以智能高效为目标,加强能源系统的统筹协调和集成优化,推动各类能源协同协调发展。城市是综合智慧能源关注的重点,城市能源消费量约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85%,其中建筑耗能占比为30%,交通耗能占比20%。因此,要及时总结我国近年来在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微电网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案例,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试想,随着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智能充电以及氢燃料电池的快速发展,就会在交通领域大大减少石油消费,在替代能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五是未雨绸缪,确保能源生产运行安全和网络安全。在确保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须臾不能放松能源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不仅要关注煤矿爆炸、原油泄漏、危化品和输油管道爆炸、水电溃坝、火电厂爆炸、电网瘫痪等传统重大安全事故,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更应关注能源网络安全工作。

20109月“震网病毒”袭击伊朗核电站,约30000个终端被感染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其危害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201512月“乌克兰电网攻击事件”,黑客利用欺骗手段,植入“Black Energy”恶意软件,引发电网主机系统崩溃,造成80000用户大规模断电。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网络安全法》等文件,切实完善网络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好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方位网络安全管理。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支持网络安全自主创新与安全可控,按照“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原则,完善结构安全、本体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建立行业、企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和行业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推进能源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重点在关键系统、重大装备、防护体系、专用芯片、密码应用、攻防对抗和检测技术等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与应用突破。关注能源生产、经营、消费等领域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大云物移智”等新技术以及微电网、充电基础设施、车联网、“互联网+”等新业务的网络安全风险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编辑  高梁)



* 孙耀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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