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视野不可或缺

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 “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并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共同反抗世界霸权。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大势的政治判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国际关系下，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他描述了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他认为，“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密切联系，与下层社会之间严重错位和脱节，这既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动荡的来源。

在此书出版10年之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此后世界霸权由两极变成单极。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但是，后冷战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也如影随形，并蔓延进入第一世界西方霸权的核心地带；整个世界目睹了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后冷战时代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而史学家描述的第三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这一被遮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断裂过程今天依然延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症结。因此，“历史终结”例外的中国正在不断地被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中国崛起”具有世界史意义，但是对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解读和对待，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再次由西方霸权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冲出围困并实现“和平崛起”，在此过程中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愿景？。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使得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未来的全球史会走向何处？中国会走向何处？如何改变今天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世界的视野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先决条件。

“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终结

一些美国学者把共产党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共产党能赢得民众、战胜国民党，还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了解民众需求”，就因为有“延安道路”。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斗模式，也是生活方式，体现着人和社会的愿望，“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之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它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道路即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的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今天的执政党需要回到“延安道路”并以此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因为“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终结，不仅是鉴往知来，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延安开始，它与革命党的使命、执政党的命运休戚与共。

以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为基石的中国道路是世界的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其国家实践中，严重脱离它的理论模式，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政治形态正是世界上暴力和霸权的温床，因为它需要霸权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镇压全球化过程中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这既包括劝说、渗透性宣传，也包括赤裸裸的军事强权、勒索，以及关税保护。当教条与现实之间彻底破裂的时候，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就显露出来。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跨国联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正如同高速运转的分离器，在世界范围内，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而右翼民族主义则成为收割被全球化甩出去的底层人民不满的联合收割机。事实上，西方左翼运动的普遍失败，正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部落）主义方式兴起的前提——它所诉求的国家，必然是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危险暴力的“民族主义”浪潮，以邻为壑的右翼民族主义浪潮使得世界格局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的不同正是第三世界“中国的崛起”。

作为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成果，从而使“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消解这种正当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否定，也必然拆解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抵御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曾经提出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阿明在2015年生命的最后阶段，鉴于中国的经验，阐述了新“脱钩”论：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

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他并且准确预言了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阿明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基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长时段历史研判，他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使之再度沦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阿明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希望，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传递了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阿明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阿明看到了很多今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现象，他区分了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认为发展中的不平等是以追求平等而不是固化不平等为前提的，其鲜明表现就是中国正以举国之力消除内部贫困的巨大工程，即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均衡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用政治的方式纠正市场，这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制度安排，也包括此次抗疫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发挥：全国驰援、党员带头。

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延安新闻传统”

正是在廓清上述历史脉络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延安新闻传统”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历史画卷。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运动同步展开，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被置放在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传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报刊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同步起源的历史。需要锻造“政党组织传播”的理论视野，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实践的“革命史范式”，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与历史使命则是决定其组织传播特性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与实践的“政党组织传播”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今天重建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入口，亟待新的破题和生发。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要与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业划清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日报》的改版既是范式裂变，也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传播模式的范式再造。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人，基层组织达到461万个，党的组织建设正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关系需要新的理解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党报与各级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此作为定海神针，才能乘风破浪，纲举目张，在新媒体时代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此，才能冲破“新冷战”的封锁线，以客观的视角打破意识形态隔绝，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结成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党在新时期舆论领域的伟大斗争需要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打造国际国内新闻舆论新格局，这正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面对的历史课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