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大踏步走进世界，但是世界并未完全了解中国。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舆论场和国际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发展实情相脱离，中外话语体系沟通存在较大障碍，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严峻挑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外传播的特征与背景
“话语体系”再定义：语言—媒介—文明体系
在当下对外传播格局中，“话语体系”需要从语言、媒介、文明体系三个维度进行重新界定，即从微观的翻译文本到中观的媒体报道再到宏观的中外社会权力关系与文化生活差异来阐释话语体系的内涵。
从语言视角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与英语的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以“party（政党）”一词为例，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释义方式。在西方，“政党”一词，英语为“party”，其词根是拉丁文“pars”，意思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同伴、部分、集合、聚会等意思。从词源上分析，“政党”的原意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后逐渐转意为社会的政治组织。17至18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使用“政党”一词，意指社会中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这一时期，“政党”与“派别”的意思非常接近，可以混用。但是对于中国语境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西方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本质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的整体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攻击。
从媒介视角来看，当下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极不平等。多个国际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受到西方势力影响，超半数国际新闻来源为西方通讯社，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舆论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习惯于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军事发展等方面发表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见，构建关于中国的报道框架。而中国媒介难以深度融入，发挥引导力量，中外话语体系融通显得更加困难，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中国的抗疫实情如何，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评价特别是政治评价总是负面的。
从文明体系视角来看，中外话语体系包括两组关系：一是中国与西方，二是中国与东方的其他国家。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东方文明不尽相同，与西方文明更是相去甚远。不同的文明拥有多个民族，且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世界民族文化和与之相伴的多元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因而需要建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融通话语空间。
“传播能力”待升级：主体、媒介、内容与制度
分析我国对外传播现状，对外传播的意识与数量是肯定需要的，但是质量更加有待提高，当前亟需解决传播主体单一、传播舆论场割裂、传播内容局限、传播制度刚性等能力建设问题。
（1）对外传播主体单一。我国当前外宣模式是“1+6+N”形式，即1个旗舰媒体（CGTN），6家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和N种其他新闻媒体。整体而言，我国能够出海传播的媒体数量较少且性质单一，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未充分、有效调动起来。
（2）对外传播舆论场割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成为新的舆论场，弥补了传统媒体不够多样性的短板，但在对外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舆论场的割裂。一方面，中国与国外媒体仍旧存在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国内舆论场的声音难以及时传递出去，国外舆论场的内容也很少为国人所知。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形成了割裂。传统媒体依旧坚持严肃正统的主旋律风格，新兴媒体则更多样化地表达，更有意识地吸引眼球与流量，虽然主流媒体在形式上不断向新兴媒体靠近，但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表达方面，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
（3）对外传播内容局限。目前我国媒体对外传播总体还是“传者导向”，对国外受众的多样需求考虑较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内容发掘与阐释较少。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方面明显偏弱。一般性的宣传内容难以适应带有竞争性的国际舆论环境。
（4）对外传播形式单一。在科层化机制下，如何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即时有效的舆论引导是难点，这也是许多对外传播机构普遍提出的问题。当下我国对外传播制度偏刚性，各类对外传播主体发声受到一定制约，难免带来同质化、低效化问题。
“融通中外”强要求：加大开放与打造形象
随着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对了解中国价值观、中国理念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成为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建设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石。这对打造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是重要保障。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其价值观、国家治理、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方面体现出的吸引力。国家形象是大众对以国家为评判对象的总体印象，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发挥经济、政治、外交职能并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国家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形象，而是“他以为是”的形象。如果没有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则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无法有效塑造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明差异带来的挑战
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大差异，需要充分发掘文明交流的潜在机遇，把自己的文化价值扩展到至少是对于整个东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围中。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生命为本位。中国人在观察、分析事物时，是一种人本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前重视“神本”，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重视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并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改造。当我们说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
不同国家基于其所在文明，对于不同的事实具有不同的释义角度与方法，这给开展东西方话语沟通造成了天然屏障。首先，公众基于可接触范围内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议程，在个体经验、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产生对他国的主观理解。而所在国媒体选择性报道他国新闻，影响公众认知，分裂社会态度。中西方的文明差异造成了一定的交流障碍，西方媒体的印象与抹黑更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带来挑战。
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
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全力组织各级政府和人民抗疫，人民满意，这使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实践在中外对比中体现出优势。但是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抗疫成效时往往惯性无视，反而纠结于疫情早期的一些不足大做文章。在此现实条件下，如何讲述好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中的故事，将“四个自信”以更好的形态展现出来，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需。总的看，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待增强。
东西方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常被西方媒体冠以“极权专制主义”之名。在东西方话语体系未有效融通的情况下，在对我国“一带一路”没有有效理解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为“一带一路”预设了“新霸权主义”色彩，并掺杂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在进行东西方话语体系融合建设时，前有美国挖下的极权专制主义话语陷阱，后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复杂舆论环境，避之不得。
代际差异带来的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代际差异也带来了去历史、去政治的偏见，在历史与政治上践行虚无主义。历史与政治的虚无主义者惯于打着揭露历史与政治真相的旗号，虚构历史与政治事实，“忽悠”公众，用各种方法对其观点进行包装，进而产生对中国的偏见。青年一代对于部分历史、政治不具有兴趣与好感，排斥接触相关信息，在狭隘的理解空间中自我解释，产生不可避免的偏见。一方面只看问题，不看成绩；另一方面，极易受煽动性言论影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青年往往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及谣言的蛊惑。
构建融通中外传播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话语体系的基础要素是语言，从基本的语言层面实现融通，才能进一步建立融通的话语体系。
把握语言的准确度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其英文翻译经历了多次修改，最初的“One Belt, One Road”属于最早对中文字面意思的直译，随后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官方的翻译改为“Belt and Road”，删除了原有的“One”。虽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最初的“One”易被误读为集权统一的意思，希望弱化此倾向。实际上，在2017年的官方翻译最终确定前，关于“一带一路”的翻译曾引发多方面的讨论。新华社在2015年曾发表一篇题为“Will poor translation mislead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了在此期间，相关译法的混乱和模糊。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在进行融通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语言的把握。这种把握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基于文明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代际差异的背景调研与审慎考量，而非简单的直译；其次是需要确定一个官方的、权威的话语标准，并且从第一次对外发布开始就一以贯之，避免在传播进行中反复更改；最后是对政治话语传播的思考，在中外语言沟通中，仅懂得“以我为主”是不够的，也需要关照受众的感受与理解。中国特色和中国立场并不意味着是“以我为中心”单向灌输，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双向沟通。
主动提升媒介的话语力
媒介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议程设置作用，尤其是在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中，中外媒体报道的差异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冲突，这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中国全力抗疫在国际社会得到肯定，但西方主流媒体基于偏见和“双标”，发出大量歪曲和否定的声音。这体现西方媒体沿袭意识形态之偏，政治化中国抗疫。美国政客和西方部分媒体一方面妄称中国分享抗疫经验、呼吁全球携手抗疫是搞“形象宣传”；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借对外援助抗疫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夸大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随着美欧国家在疫情中相继沦陷并逐渐失控，西方政客及媒体公然向中国“甩锅”，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其施政不力的替罪羊、国内矛盾的输出地和国际舆论的活靶子，凸显了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之手。
西方媒体通过报道进行议程设置，攻击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一直存在。国际舆论场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家间交往及全球化走向态度相对悲观，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行及错误观点或将长期存在。基于此，我国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媒介的形象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才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积极建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企业也面对诸多挑战和打压。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提升，“世界工厂”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发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如何更积极地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新内容。在这方面，所在国媒体可能进一步诠释企业的正面形象，也可能会对企业形象进行负面曲解，公众受到所在国媒体的报道倾向影响很大。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和路径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
（1）中外对比中的理论自信。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期间，美国新闻界暴露的种种弊端进一步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混乱状态。西方媒体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肯定，要求中国道歉等系列事件有违西方一直以来标榜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
（2）技术创新中的媒介优势。不少中国企业凭借创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长，获取了大量海外用户，以TikTok（抖音海外版），Kwai（快手海外版）、Wechat（微信海外版）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海外传播打开了新局面，中国社交媒体的海外发展正在成为热点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3）国家发展中的青年力量。以Z世代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普遍成长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带来的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形成了新生力量。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存在自发性、非理性等潜在问题，但通过引导和帮助青年理性爱国，有助于中外话语的传播与交流。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路径
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媒介自主化，传播内容丰富化，传播制度弹性化，是中国加快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四条路径。
（1）从传播主体来看，让智库、高校和青年更多发声。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首先要突破原有传播主体的边界，充分发挥非官方主体的作用。转变原有的传播者视角为受众视角，发挥智库、高校、青年等主体的传播功能，用具体的、有针对性传播取代部分原有官方主体的泛化、抽象的传播。
充分发挥智库的桥梁作用：积极搭建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非官方的、具有创新性的群众传播经验能够传递给决策者，丰富对外传播话语和媒介的多样性，同时也让有关对外传播的政策意见及时触及公众，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中外话语体系的融通。让智库成为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的桥梁，就公共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通过学术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往往阻力更小。
充分发挥高校的交流平台：既要使高校成为对外传播的“名片”，即高校所有对外宣传网页、社交媒体展现精神风貌；也要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让学术研究和师生交流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发挥青年的传播热情，引导青年群体不断建立正确的价值倾向，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表达。在对外传播中，既要让青年群体在思想与情感上更加确定，这种确定需要建立在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语境与外国语境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让他们更加理智，善于用多样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虚实夹杂、情绪化的信息。
（2）从传播媒介来看，建设好中国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强的社交媒体。要建设好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关键在于核心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提高这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抗风险能力，就要对国际法律法规、政治风险等进行深入研判。企业在海外发展时要尊重当地法律和文化，尤其是数字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提前准备风险防范，评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做好应对方案。
增强中国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以中美相互制裁为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互联网企业缺乏足够的证据，有效声援了中国企业。但如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是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在面对中国企业有关海外业务的决策时，也要避免极端情绪的牵引和道德绑架，唯有国内外都创造健全、平等的环境，中国的社交媒体才能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发挥更大作用。
（3）从传播内容来看，需要大力度加强非政治内容，允许适度的批评性内容，避免强烈的情绪对抗。非政治内容的对外传播往往可以推动中外话语体系更快速地融合，从抖音的海外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中，有选择性地隐去政治、宗教、民族类题材，能够有效地减少平台中的冲突、无序和攻击，从而减少中外话语对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离时事，而是借助文化艺术类的热点来激发中外话语的讨论空间，实现深度融合。从当下中外传播环境来看，越是日常的、生活化的内容越能够超越种族、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的素材，同时也能够保留和彰显差异化的文化特色。
在对外传播中，可以增加兼具真实性和批评性的内容，不仅力求呈现真实的中国，也要呈现真实的他国，不仅对他国的不当做法提出批评，也应对中国的错误做法进行反思。单一的自我表扬或贬低对方，都会导致中外话语体系交流中的冲突和对抗，平等的交流和融入是建立在坦诚与真实的基础上。
（4）从传播制度来看，弹性的制度和容错的文化更有利于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弹性的制度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社会化、个体化的力量，允许商业利益的并存，发挥市场化的力量。容错的文化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说错话，允许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积极尝试。
（编辑 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