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年，人类遭遇百年大疫。100年前，1918年至1920年暴发了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到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是仅次于天花的人类大疫。
整整100年后，我们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全球感染人数超过8000万人，死亡170多万人，覆盖了2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所以，健康成为2020年每个地球人都关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健康产业正在成为提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也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必须通过科技手段战胜疫情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疫病史上最有力的武器。免疫其实是无奈之举。19世纪以来，微生物学的发展，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比如，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横行人类社会达3000年，造成约3亿人死亡。同时，天花也是唯一通过科技手段消灭的传染病，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索马里的天花自然患者痊愈，人类用170年终于消灭了天花病毒，所依靠的手段是牛痘疫苗。
本次全球大疫有个反常现象，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巴西，基本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欧洲和美国是疫情的两大“震中”。实在说，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的相当不错，不过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习惯不同，中国模式其他国家学不了。在这种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要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唯有依靠科技手段，舍此无它。说到底还是要靠疫苗。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科技界表现出色。2003年非典疫情，我国用了5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SARS的冠状病毒，这次我们确认病毒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而且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利用大数据实施防控措施，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疫苗研发，这些均得益于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良好成就。
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一些基本特征：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应该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过了这些指标。
但是，客观地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然存在不少差距。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方面，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榜单：一个是世界500强榜单。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已有124家公司名列其中，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榜单，即“全球创新百强机构”。2020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入选：华为、腾讯和小米。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约占25%，很给力；全球创新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占0.6%，差距有些大。中国企业因此被称为“大而不智”。这几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了国内产业中不少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
在健康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创新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医药产业在健康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化学药品都是仿制的，自己的原创药品很少。全球主要药品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通常在10%-20%左右，国际平均水平是8%，我国仅有2%。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相对比较薄弱。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还缺少能够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成果。总的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分析原因，可能涉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家可以看看两个例子。
一是从时间纵轴看：有研究认为，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中国只占0.4%。因此，科技史上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从地域横轴看：近现代以来，有9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高锟，还有屠呦呦。不过，除了屠呦呦，另外8位都不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难道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从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同时也提示一个问题，我国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环境好，有利于吸引创新人才；环境不好，人才来了也会走掉。即使不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说，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问题与原始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部分。从长远看，文化是更强大的力量。
技术创新需要改善创新环境
创新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育敢为人先的社会土壤。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糟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方面有很多熟悉的老话：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都恰恰是与“敢为人先”相反的，却是现实中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
然而，科学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创新重视的是从0到1，而不是从0到10。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字是珠穆朗玛峰，但是估计没有几个知道第二高峰的名字（乔戈里峰，又被称为k2峰）。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所以施一公教授才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需要勇气。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企业，包括健康产业，应该敢于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探索。马斯克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当时给自己定了新目标：人类殖民火星。当全世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只呆在舒适区的时候，马斯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极度的冒险，太空商业旅行、星际太空移民、可回收的火箭、真空管道、电动车都是如此。日常经营中，他经常每个小时就要烧掉50万美元，经常性陷入发不出工资、离破产只有几天的窘境。有人说，与其说马斯克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梦想家。可见，在这位梦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人类能够创立灿烂文明的本源。
作为科技人员，应该让思绪自由飞翔，要大力呼唤对科学的激情。基础科研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因此通常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经常“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激动人心的原创性科学，从来都不是计划产生的。科学最初的原始动力，始于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知识是受限制的，想象力则包含整个世界。
据说，哈佛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比较高。导师评价中有一项：“缺乏做学术的激情。”科技工作者选择科研作为职业，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评个职称，内心应该始终有探索世界的冲动。求真求实，才应该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健康产业应该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本身也应该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的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里有一句话，叫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在这次疫情中，我第二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虚假信息和谣言满天飞。我收到的各种疫情信息中，有太多不靠谱的内容，不少人都难以分辨。
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47%，应该说取得不小进步。但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国家里，这个比例都在1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认为，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占8%，气候影响占7%，而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60%。因此，具备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健康产业中的保健品领域我们是领先的。20年来，我国保健品消费增长在15%-30%之间，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我国保健品产业发展迅速，也比较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公众健康造成了相应的危害，产业自身发展也受到损害。我国养生之道源远流长，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误区甚多，到处都是坑。打鸡血、生吃泥鳅、一把绿豆治百病，都曾火遍大江南北。因此，应该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力度，增强其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面对公众的科普中，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是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目前获得知识很容易，但是知道“为什么”，比知道“是什么”更重要。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言：我们需要把丢失在知识中的智慧找回来。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公众相对缺乏逻辑思维训练，应该将逻辑学作为必修的通识教育，增强理性思维能力。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健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也充满了未知、谬误和艰辛。路漫修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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