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这三年攻坚战,防范系统金融风险是首位。
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
经过三年努力,防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或突破。这个阶段性成果也为这次疫情暴发以后,金融能够保持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1.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确立起来了,而且从制度、监管体制各方面加以强化。2008年以后,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非常快,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17-2019年间,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的趋势,扭转了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无序扩张势头。这几年金融体系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在增加,但是金融资产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
2.围绕整治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自我循环带来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包括推出资管新规,阻隔跨市场、跨机构风险传递,认定和及时处理不良贷款等。
3.金融科技纳入金融监管覆盖的范围内,特别是以P2P为代表的乱集资,在2020年11月底、12月初网贷已全部清零。
“十四五”期间国内国外影响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因素
“十四五”期间,国际环境可能加速演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随着我们金融双向开放逐渐扩大,各种渠道的传导,对我们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将带来很多影响。
1.全球经济将持续低迷,增速可能比疫情前低一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2012年后全球经济再度回落,在3%左右慢速增长。2020年预计下降4.4%,降幅超过2008年GDP的-0.1%的程度。有人预期,2021年将有5.2%的反弹,未来几年乐观估计将慢速增长,在3.5%左右。我们“十四五”时期可能会面临疫情前一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之前国际贸易增长率平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2015年以来,跨国直接投资也逐步下行,2019年约1.5万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下降45%(联合国贸发会统计),全年可能下降接近50%,全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不到1万亿美元。未来几年,随着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性,强调区域化发展,将从过去注重效率优先转为安全自主可控优先。在调整过程中,全球对直接投资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
2.国内的风险因素也不能低估。
(1)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波动在减少,但经济增速不断地往下走。2020年可能实现2%左右的增长率。
2016-2019年,“十三五”期间的前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是6.7%。关于“十四五”期间增长速度的预测,各相关部门都做过测算,未来5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5%左右,这是有共识的,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就在5%-6%之间。2025-2035年,估计增长率可能会更低些,因为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不断提升,现在已经突破1万美元。五中全会也提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还要实现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万美元。由此,未来15年的年均增速要在4.7%以上。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快,用于养老和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刚性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增速都在10%以上。财政缺口在增加。
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要控制债务水平难度很大。所以“十四五”期间保持金融稳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从金融体系内部看,经过这次整顿以后有所好转。“十四五”期间,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立法需要加快,金融运行的监管体系将进一步健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经过2016-2019年这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2019年宏观杠杆率是254%。2020年因为疫情,宏观杠杆率估计将提高21个百分点。
近几年因为经济增长下行,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银行让利,利率压得很低。但金融机构要生存发展,这种时候要警惕影子银行业务死灰复燃。房地产是当前最大的“灰犀牛”。我们用行政手段(包括问责制、信贷、限购等)把房价按住。而同时,银行利率持续维持低水平,M2的发行量又很大,老百姓的钱没有什么投资渠道。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而股市持续盘整,所以,老百姓的钱还要向房地产市场流动,这必然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加大。
(3)有关金融科技。现在很多人提出,互联网中具有公共属性的金融业务,比方说移动支付等等需要规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央行已经试点发行数字货币,没有让私人部门做。前一段时间脸书搞加密货币Libra,美国国会几次听证会都没通过,因为这涉及货币发行权,没有哪个国家敢返回到仅靠民间信用支撑的货币时代。但是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一系列数字应用场景的扩展,数字和金融的结合,毫无疑问会带来金融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监管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虽然我们在应用领域走在前面,但在监管方面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例如数据确权问题,数据流动监管、数据公开等一系列规范和监管问题。这方面的治理,很难有一个全球一致的东西。
总之,“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保持金融稳定和安全,还是面临不少的挑战。
遵循五中全会精神维护金融安全
1.中央关于“十四五”的建议提出,核心问题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内我们的发展方针,将要构建新的经济格局。这个格局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要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因为我们有市场的优势,有经济规模,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已达到4亿;正在加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未来这个市场潜力还在成长。
2019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在41万亿元,相当于6万多亿美元,跟美国不相上下,未来几年我国市场规模肯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服务消费也在增加。
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首先要着力扩大国内市场,其中一个关键条件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宏观数据来看,我们提升扩大居民消费的潜力很大。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还不到50%,居民消费只占38.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比例较低的时期。深层次的原因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是不同人群之间收入不均,同时,我们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太小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07万元,人均GDP是7万元。按总量计算,2019年我国GDP是99.1万亿元,14亿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却不到GDP的44%,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果不解决居民收入问题,扩大内需、改善消费环境等都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是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有庞大的产业能力,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就要在国内产生,用国内的产业提供就业。以前我国是靠出口创造就业,现在是面向国内需求创造就业,产业发展要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集中攻关,解决一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当然,落到实处难度很大,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原创能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需要持久的努力。美国在科技上打压中国,也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是以互补性为主,现在是互补加上竞争,有个别领域我们已处于并跑和领跑。
在这个背景下,金融要支持双循环的发展。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能够支持实体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才能保持最基本的稳定。金融是血脉,实体经济是根基,金融体系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最终必然造成各种风险叠加或危机。
2.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重点注意几方面:
(1)要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在新形势下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核心问题在于构建一个新的宏观货币金融调控基本的框架,并不断完善。十九大提出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双支柱,现在可能需要三个支柱,增加一个微观审慎。除了货币总量之外,还要有结构性货币政策。
从中国现阶段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宏观债务杠杆率还在上升。控制杠杆率的重要手段是控制货币,既不能太紧,又不能太松,这可能是个常态。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和GDP增长要相匹配,不要急着刹车。央行着眼中期发展,要求货币供应量和GDP增速相匹配,两者要适应。这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长必须加以控制。因为现在投资的边际收益在下降,投资项目的资金含量越来越大,这么下去,只能会使整个债务杠杆问题的风险越来越大。所以,从宏观角度看,主要是要解决货币政策易松难紧的问题,真正把货币管住。当然管住的同时不能把流动性卡死,影响经济运转。
调节货币供应量是中间目标,最核心的问题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用货币政策调节,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经营成本还是很高的,最终还是要靠国债的操作。央行主要依托于国债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才能实现“中性政策”。现在我们在国债期限、市场规模各方面还不够。
以前讲货币总量政策、结构政策、财政政策,现在一样可以精准“滴灌”,点到点直接支持。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也是思路的创新。总之,下一步从货币政策方面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部门、薄弱环节,要下真工夫。
(2)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面对新的金融科技的发展,新业态、新形式的出现,过去往往要么一片叫好,监管不认真,让它野蛮生长;要么出了问题政府出手,全部收拾干净。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结合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的大趋势,需要加强这方面监管的研究。
(3)金融整体结构优化问题。包括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十四五”期间一个核心问题是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我们经过3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反而越来越大。要发展规范、有效的直接融资,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要有大的发展。否则很难起到为双循环服务的作用。
(4)法治建设问题。近一段时间,恶意逃债破产的事件经常发生,地方经济困难,债务压力很大。在现有体制下,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债时从没想过要还。前几年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债务置换、城投平台和融资平台转型等等,但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很多地方财政是吃饭财政,要想搞建设一定要举债。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么大,企业经营困难,今后一两年内很难根本好转。在目前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也都知道逃债以后,再想市场融资,难度越来越大,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怎样把信用体系建设和法治约束结合起来,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解决了系统性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又出来了。这些问题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着力考虑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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