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近十年漫长而艰辛的复苏历程。
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从目前发展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更多积极因素：经济增速稳步回升，世界贸易景气指数（WTOI）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将进入上升通道，同时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回升；全球通胀相对稳定，经济信心转向乐观。预计2018年复苏态势持续平稳，且经济增速进一步回升，经济上行周期可能进一步延长。
尽管如此，全球不确定性风险仍将不断析出：首先，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投资和有效需求不足，高债务高杠杆运行的模式给全球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波动风险；其次，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外向系统性差，而内向边际效果锐减，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难以为继；第三，各国经济政策向国内收敛，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格局正在酝酿重大变革；第四，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与竞争性汇率政策可能加剧全球性通缩风险；最后，经济长期低迷消耗复苏的信心，恶化收入分配格局，经济风险持续向政治风险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再平衡周期可以进一步拉长，且存在震荡风险，需特别关注金融汇率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美国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失业率持续降低，再工业化进程加速，社会投资逐步回升。同时，前期低位运行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间接地形成了对消费的有效支撑，削弱了通胀压力，促进了跨境资金回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加强。保守派执政党将进一步加快财政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扶植境内制造业并限制移民，同时被迫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缓和加息和缩表计划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冲击以及防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对冲方案，美联储加息动力恐将进一步减弱，这间接稳定了全球经济预期，并为各国协调经济政策争取了时间。
欧洲经济整体内需回暖，经济复苏信心增强，法德等国大选尘埃落定使后续风险大规模缩小，国际资本有望持续回流。预计未来经济运行将呈现平稳态势，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然而，英国脱欧的影响恐将持续发酵，未来民粹主义风暴、极右翼实力抬头以及难民问题的升级，都可能再次重创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加之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难以为继，欧元区需要推进结构改革，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空心化、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并寻求消除欧元区财政政策独立和货币政策统一相互掣肘带来的问题，促进欧元区经济的均衡复苏。
日本2017年第二季度实际经济增速为0.6%，若折算为全年增速则高达2.5%，高于上年水平，也高于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水平。日本通过稳定注入流动性，使通缩压力缓解，出口稳步回升，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同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走高，预示未来生产情况将继续向好。然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影响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也给2019年进一步税改的计划带来压力。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经历严峻挑战。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贸易萎缩及流动性错配等背景下，这些国家经济存在的弊端凸显，经济增速普遍较前期大幅放缓或出现负增长。但全球经贸格局的巨变也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机遇。其中，印度货币改革的负面效应反复发酵，莫迪政府面临重大调整，但综合人口结构优势和国际资本流向，印度经济有望持续回升；巴西虽然暂时摆脱长期负增长的困局，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仍严重不足，国内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经济运行仍存在较大风险；南非经济低迷仍将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匮乏，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政局不稳，投资环境和消费水平短期难以改善；俄罗斯正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需要加速调整经济结构；东盟国家由于区域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持的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转入上升通道前，难以彻底摆脱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持续发挥了高度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稳定、最核心的发展动力。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当前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国际贸易回暖，使得对外经贸环境整体向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金砖峰会”等国际合作机制的助力下，中国的外贸格局正趋于多元化、周边化和主动化，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减弱。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也显著提升，微观层面的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尽管如此，全球经济漫长的复苏、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和易变性导致各国经济政策向内倾斜，贸易摩擦加剧，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这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
从供给角度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自2012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角度来看，虽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政策可能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回流，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成本和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随着美国制造业的逐步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减弱的同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从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综合以上因素，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可能有所回落。
从内需来看，虽然“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发展形式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加速，但总体而言，新的发展动能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由于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逐步回落，政府债务水平也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以上因素可能使2018年投资拉动作用减弱。在国民收入分配既有格局下，居民消费难有大幅提升。
2018年经济增长也存在许多积极因素。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我国的外部需求；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尽管上游成本压力逐步加大，但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而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0，比2017年增加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分别为3.6，增幅比2017年大幅减少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有所减缓。
预计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22.3万亿元，增长8.8%。
总之，2017-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三、政策建议
（一）以税制改革为重心的财政政策
第一，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宏观税负较重仍是我国保持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例作为宏观税负的指标，2006-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由17.7%上升到21.4%。从税收承担主体来看，不仅企业承担税负较高，居民的赋税压力也偏重。
从税收结构来看，我国财政税收收入中间接税所占比重过大。不考虑关税，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三项间接税占财政各项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0 年的57.9% 下降到2016 年的47.9%， 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间接税税负更容易转嫁，造成商品价格体系扭曲。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也更具有顺周期性，限制了政府通过税收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性。适度提高财政支出规模，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适当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为基本方向。
第二，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建议今年赤字率仍然保持在3%，既保持对经济一定的刺激力度，也避免过高的财政风险。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目前在财政支出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为重要。要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财政资金的办法，减少财政资金闲置或浪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即可缓解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也可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效率。
第三，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加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二）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
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协调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着力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增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加强其目标和操作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预期稳定。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并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适度通胀率的同时，使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更具协调性，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要更具弹性。
在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背景下，必须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相机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适时运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回购、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组合，引导和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适时运用金融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加强流动性、资产负债和理财组合管理，从而保持合理市场流动性并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稳中有进。
第二，创新金融调控差别化方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结构性引导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及差异性准备金率动态机制，着力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在协调框架，完善金融调控结构机制，强化金融资源的市场化调控和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表外业务核算和监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在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同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和金融市场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模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比较引入关注的，一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规模增长趋稳，二是商业银行通过与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推进表外业务创新和同业扩张，互联网金融也随着IT技术支持得到突破性进展，从而使银行脱媒化发展迅速，金融资源配置在金融体系内。我国金融市场主体与实体经济主体相分割，资本市场结构不平衡，场外市场及资产证券化进展缓慢，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融资能力受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制约，使大量银行表内资金转移至表外，部分属于M1的活期存款流向属于M2中的信托存款等，贷款等金融资源向最终实体的链条拉长，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瓶颈或社会融资成本虚高。这促使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
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我国金融深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健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协调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创新金融调控差别性机制，通过窗口指导、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财政贴息和税收激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在优化增量的同时逐步调整盘活存量，并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大对“三农”领域、新型城镇化和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同时注意防范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建设，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和融资中介多元化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市场结构创新，通过发展和完善多元化金融市场，方便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机制，优化金融市场价格功能和社会融资成本。
要结合金融改革完善货币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条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要继续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条件，注意平衡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二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根据其中的逆周期因子动态进行调整，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目前的重点在于要继续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特别是社会存款的市场化定价范围。没有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均衡机制，单方面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自主权，需要依托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否则社会融资成本会迅速提高从而损害实体经济发展。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双支柱框架必须促进内外币币值稳定的合理平衡，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机制下的双向波动中合理平衡。容忍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过度、过快调整，既损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会对我国的外贸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一定进展，要继续鼓励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但必须跟踪国际经贸动态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
（三）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巩固经济结构良性变化趋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有效增长，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去产能应当立足于市场调节，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优化发展环境。首先要丰富和创新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解决其融资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其次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再次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和力度。解决高层次和紧缺人才问题，要从薪酬、编制、外籍人才居留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引进人才的软环境。
第三，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并发挥效力。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多项规划和政策，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在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将强化对创新企业的政策倾斜，通过加大政府采购、推进相关应用示范、建立补贴制度等方式方法，加大对云计算、分享经济、大数据、空间技术应用、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贯彻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建立长效支持机制，推进医疗健康与养老、旅游、体育、互联网等有效融合，形成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体系。对某些领域可能的投资泡沫化倾向要通过公开数据及时作出预警，避免泡沫累积蔓延。
第四，推进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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