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走访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乡村干部，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一要靠集体所有制，二要坚持乡村自治原则。
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不仅应该包括关键生产资料的所有，也应该包括主要劳动成果的分配。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放弃这一底线就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而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也难以壮大。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并指出农业合作社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把集体经济摆在突出的位置。
历史实践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不少人将前30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看得一无是处。尽管当时存在不少管理上的问题，但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体现的优越性也不应否认。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明显超过了以往的土地私有制时代，改变了旧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落后面貌。一是农田基本建设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积的荒沙地变成了沃土，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是对全国江河进行了全面治理，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大大减轻了水旱灾害，变水患为水利，这是中国农业水利史最辉煌的时期。三是农业开始实现半机械化生产。四是农作物经过不断更新换代，逐步实现良种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主要农作物产量比五十年代末翻了一番，我国中部地区小麦亩产已达到600斤，玉米达到700多斤，水稻达到1100斤。集体经济的发展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将旧时代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凝聚起集体的力量，改善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乃至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奇迹。
我国农村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受到国外不少学者的积极评价。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塞尔顿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那个时期我国经济还是“一穷二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正是当时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是集体经济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才能将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集体经济时期也是得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最好的时期。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虚化，农村经济社会也出现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吸引，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地方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农村因坚持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多数农民留在本乡生产，收入得到提高，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者。例如，小岗村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再如，贵州塘约村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村党支部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直至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共同致富。这说明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激发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分散的农民如果一味依靠国家补助或外来企业的恩赐，终究是扶不起来的。
只有依靠自治，才能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各地农村都出现过一些先进典型，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些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管理自治。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
刘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到2009年，刘庄集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3000元，村民享有住房、上学、医疗、用水、婚丧嫁娶用车等40多项免费福利，退休人员年退休金为6000-7200元，未成年人的生活补助还略高些。集体为全体村民规划建设了400套花园式别墅（平均建筑面积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村民已全部入住。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目标，在那里已经成为现实。
刘庄的发展与史来贺这个优秀带头人是分不开的。然而刘庄的发展更离不开以下因素，这是史来贺去世后刘庄仍然保持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刘庄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其次，刘庄集体经济的管理始终坚持了自治原则，从日常管理到重大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因地制宜不跟风。从刘庄发展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宝贵品格。
——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提名史来贺担任社长。史来贺则认为此时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以村为单位建小社更有利，拒绝到任。于是“目无领导”、“本位主义”等等棍子打过来。这一年，当地遭遇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生产自救，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高级社因管理不力，生产遭受损失，不得不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
——“大跃进”时，公社布置各村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工作组坐镇刘庄催办。史来贺只是勉强同意搞3亩地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的收成连种子都没打够，但全社因“卫星田”种得少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史来贺规定“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报销”；不理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口号，带领群众抓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一个时期，各地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面派工作组下来反复做工作，要刘庄分田到户。面对艰难的选择，史来贺组织社员回顾刘庄的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分则不利，合则有力”。他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刘庄经济已经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集体经济雄厚，“一分了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经过广大社员讨论，决定土地不分到户，工厂不包给个人，并且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在一片争议声中，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坚持集体经营的选择是正确的。
刘庄的发展历史说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农村基层自治，才能因地制宜，才能保护和发扬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自治放在重要位置。把握好这一原则，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乡村振兴战略有希望。回顾中国农村六十多年的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好的势头，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乱象。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不断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基层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意识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很多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所致，而是因为基层缺乏因地制宜的空间；农村改革初期农民生产热情之所以高涨，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乡村基层自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集体所有也逐渐被虚化，如统一取消承包费、统一延长土地承包期，将导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农村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格局更加难以收拾。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我们的土地政策如果不能确保村集体的所有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很难避免，目前农民上访的起因大都是土地政策所致（内蒙古商都县失地农民群体事件就是一例）。这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现行土地政策。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的建议
第一，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必须强化集体所有制。为此，政府管理重在守住集体所有底线和把握大方向，政府服务应重点为集体经济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环境。
第二，在坚持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乡村振兴战略将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乡村级组织应该拥有日常管理及部分重大决策的自主权。集体土地的经营权理应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做到“鼓励地方创新，尊重基层创造”。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