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通常是逆周期投资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多次应对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实践中，能源行业都表现出比其它行业更强的“恢复能力”，对拉动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岗位、稳定金融市场起到压舱石作用。
2018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的“六稳”要求，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纷纷被纳入各地“稳投资”的重点之中。然而，由于逆周期的投资环境较为复杂，必须充分考虑能源行业转型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稳妥推进，避免出现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增投资、扩产能、铺摊子现象。
发挥能源基础产业功效，着力培育“六稳”引擎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能源消费的稳定性、持续性强，能源项目建设周期长、吸纳就业人数多、产业放大效应明显，不仅适合逆周期投资，而且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以美国为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失业率大幅度上升，2010年的GDP负增长2.5%、失业率升到9.9%。此后，美国掀起了页岩油气革命，油气开采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到社会总投资的10%，并吸引大量风险投资进入，油气产业增速比同期GDP增速高出2-3倍，新贡献至少200多万个就业岗位。此后几年中，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降到4%以下，这其中，页岩油气革命功不可没。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能源领域（包括节能）就业人数达650万人，占到全美就业人数的4.5%。
无独有偶，高度依赖金融业的英国经济同样遭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陷入深度衰退，2009年的GDP负增长4.9%，2012年缓慢复苏到0.3%，同期失业率升到4.8-5.0%。2014年，英国政府启动“北海大陆架油气经济复苏计划”，主要动因是为了稳定油气产量、保障能源安全、带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稳定45万人的就业机会。在随后的两年里，英国经济呈现全面复苏势头，GDP增长达到2.0%-3.0%，失业率下降到3.0%以下，其中油气行业的贡献不容忽视。以蓬勃发展的全球新能源产业为例，2017年该产业提供了50多万个新就业机会，比上年增长5.3％，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成为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进程中的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我国能源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3.2万亿元/年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约为5%。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料推算，全国传统能源行业的从业人数约800万人，新能源领域就业人数约400万人，总计占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的6%左右。在全国四分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能源（包括新能源）行业仍然是本地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种情况下，把能源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统筹考虑能源项目的关联产业带动、社会效益放大效应，不仅可以对现阶段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发挥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实现能源建设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匹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利用逆周期投资推进能源转型，优化能源结构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但是，我国总体上还是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仅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50%，还不到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与亚洲的日本、韩国相比，只分别达到他们的60%和40%。我国部分边远落后农村地区，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能源贫困人群，主要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毫无疑问，我国能源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和弹性系数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最新预测，到2035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达到56亿吨标煤，比2017年的实际消费量增长约24%。之后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峰值平台期，并延续到2050年左右。特别是随着未来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消费升级，电力消费需求将大幅度增加，预计2050年的电力消费需求量将比目前增长一倍，电力在终端用能中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近40%，而且这种终端电力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需要提前规划建设，保持一定的能力储备。
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不合理，即多煤、少油、缺气。其中，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60%以上，天然气占比不到8%，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9%和24%。按照大力推进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战略思想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要求，从现在起到2030年，将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10年，必须努力把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提高到20%以上，天然气的消费占比提高到15%以上，煤炭消费占比降低到45%以下，这是能源领域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为此，充分利用逆周期投资的时机，把促进能源转型发展与做好“六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现实、可靠的选择。
能源投资结构，应紧紧围绕“减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思路，一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把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与提高先进产能、延长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投资、就业、创效的有序转型；二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稳定原油产量2亿吨、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产量。
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还受制于技术和成本，但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能互补转型发展机制，使传统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与新能源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比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等特点，而天然气发电启停迅速，运行灵活，便于调峰。通过建设天然气与新能源互补的联合发电机组，充分发挥不同能源的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发电机组总输出水平和电网运行可靠性。
把国内油气储备与勘探开发投资摆到同等重要位置
近几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油气市场总体上供应宽松，且呈现多元化趋势，为像中国这样的油气消费和进口大国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正因为此，一直存在着是依靠国际市场买油气，还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增强能源自给能力的争论。特别是在国际油价处于中低水平时期，我们比较热衷于依靠“走出去”、扩大进口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油气消费需要。据统计，自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不到15年的时间，对外依存度就突破了50%，2018年已达到70%。同样，2006年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仅为1.7%，2018年已上升到45%，未来有可能继续攀升，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能源独立”目标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10年以来，在页岩油气革命的推动下，本土油气产量大幅度上升，分别增长1倍和40%。同期，原油和天然气年进口量分别减少16%和20%、出口量增加近50倍和50%。2011年成为成品油的净出口国后，2017年美国又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到2018年底，原油虽然依然属于净进口，但是如果算上原油与成品油，则已经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今年2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时宣称：“美国已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大生产国。65年来首次，我们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应当说，美国在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持之以恒地加大对本土油气的勘探开发和技术创新，不仅使其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或自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使美国在国际油气市场上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之后，原油产量连续30多年持续增长，并在2010年跨过2亿吨的大关，2015年达到2.15亿吨的峰值。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已呈现逐步放缓态势，“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增幅为2.49%，“十二五”期间降到1.32%，进入“十三五”后，则开始由正转负。2016年，国内原油产量首次跌破2亿吨，2016-2018年的产量分别为1.99、1.91和1.89亿吨，分别递减7.4%、4.1%和1.3%。
2018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国内主要石油公司开始大幅度增加勘探开发投资，并很快取得了多项重大发现和可喜成果，产量下降幅度明显收窄，各方面对恢复并保持国内原油产量2亿吨具有信心。应当说，国内油气资源是有潜力的，目前的“瓶颈”主要还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需要把立足国内勘探开发与扩大油气行业对外开放、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扩大新区风险勘探，加强老区挖潜增产，突破非常规、深层深水领域资源开发等，可以有效提升油气生产供应和安全保障能力。
当今世界，能源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事，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纵观世界各国，所谓的能源自主或独立都是相对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市场或其它国家而实现能源自主或独立。同样，增强我国能源（特别是油气）自主保障能力，也不可能脱离国际市场。
由于石油天然气的战略性、金融属性强，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油气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通过加强“一带一路”油气投资合作，稳定我国80%原油和90%天然气的进口来源；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大国家油气储备能力建设投资，进一步增强应对国际油气市场供应和价格风险的能力。
按照国际能源署设定的一国石油储备90天的安全标准线计算，我国需要建立约1.5亿吨的战略储备。早在2001年，国家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并规划从2003年起，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到2018年可存油6600万～6800万吨。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到2017年，我国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这些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773万吨，显然差距还比较大。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则刚刚起步，更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应把对油气储运设施的投资摆到与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国家实施油气管网分离之后，必须妥善解决好储备设施建设投资来源及产供储销责任体系问题，切实提升国家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
加大节能和提高能效投资，推进节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它新能源被称之为常规的“四大能源”，而节能和提高能效则是“第五大能源”，而且是最便捷、最经济、最干净的能源。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把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围绕节能与能效技术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像美国，就把实施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增强本土油气开发和供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追求国家能源独立和保障能源安全的三大核心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能源管理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节能举措，特别是对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技术研发、成果推广方面的投入成就可观，仅由联邦政府主导的节能活动，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亿没有的能源费用。在2017年美国能源部门约300亿美元的预算中，归类于民口约170亿美元，其中21亿美元（约占民口预算的12%）专门用于能源效率和新能源方面的研究。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据统计，1978-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能耗）总体下降了近80%，累计实现节能量近30亿吨标煤，成为世界第一节能大国，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与创新技术研发均位居世界首位。2010-2018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企业数量增加近70%，达到6400家；总产值增长了4.5倍以上，达到4700亿元；从业人数增长2.5倍以上，达到73万人。尽管如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美国的2.3倍、日本和德国的3倍，能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潜力巨大、效益可观。
节能和提高能效涉及到工业、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从节能改造到综合能源服务，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对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十分敏感，承受能力有限，应该成为能源行业逆周期投资扶持的重点领域。
首先，要督促用能单位增加对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的投入，制定各类用能产品和设备的合理能耗指标，强制改变用能行为，减少能源浪费；其次，要加大对节能和提高效率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支持设立更多的研发基金，资助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有潜力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开展立项研究，并形成技术研发、转化与应用推广的全链条支持保障措施。
其次，要鼓励和扶持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加强自身的技术装备改造和升级换代，加快推进从依靠企业数量增长向依靠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变，进一步提升节能服务产业的一体化、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由于节能和提高能效所体现的是正外部性，迫切需要建立完善财税补贴或税收抵扣等激励政策。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