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变了世界

世界真正属于谁

黑岩式资本主义

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像洛克菲勒、摩根或凯撒这样的资本主义极权人物，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则和政治控制越来越阻止这类人物的再现。一位企业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或者通过继承一家有市场能力的公司，或一位金融行家如乔治•索罗斯，懂得如何成功地投资，财富和权力就出现了。

但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却有一种新的权力，这个权力位于资本募集地，就是金融业所说的“资本池”。一些权力人物募集了几十亿加上几十亿，几万亿又几万亿，在世界经济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他们。金融的原理是：谁离金钱最近，谁就能赚最多的钱。^[1] 富人们、家族办公室、基金会，尤其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国家基金，他们都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委托给资产管理者来投资。没有人比资产管理者离金钱更近、拥有更多的金钱，并足以凭借金钱的力量来影响市场。在资产管理行业有一条最高原则：胜者赢得一切。谁拥有得多、谁挣得多，谁就获得的多。这被英格兰银行总裁安德鲁•霍尔丹称之为“资产管理时代”。

金融资本主义的钱柜里放着大约80万亿美元，这必然意味着权力。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这个数额将会上升到近102万亿美元。仅全球最大的5家资产管理商就向全球市场投资了近15万亿美元，每家至少投资1.4万亿美元。市场和企业就这样形成了。一切不必投资的就不存在；一切可以支付的，可以发展成一家高盈利公司。

令人瞩目的是，那些决定短期资金去向的决策者是来自印度、俄罗斯或者法国的数学家。全球70%-80%的有价证券交易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计算，他们对媒体和分析报道做出反应，如果德意志银行被人猜测是“新的雷曼兄弟银行”，他们会立即自动发出命令：快！卖掉！

这个系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不可估量的分散式股票持有权”。它的含义是，股票分散在许多集团或个体手中，但是“所有权可以广泛分散”这种经典假设已经不成立了。真实情况是集中化。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艾瑞克•韦伯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他说：“金钱并不是流入物品生产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产品中，在金融产品的背后并不出现物品。”韦伯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俄罗斯人在一家客店看了一下房间，留下100美元。客店老板把这笔钱给了村里的木匠，用于偿付定制客房柜子的欠款。木匠用这笔钱支付木材供货商，木材供货商又用这笔钱来还清欠生活用品店的债务。这样一来整个村庄没有了债务。但这位俄罗斯客人又不想住这个房间了，想要回他的100美元。而客房老板就必须从其他人手里借钱。

这个故事说的是：金融资产的另一面意味着债务，债务是资本主义的鲜血。金融资产高达270万亿美元，说明世界上同时就有这么多的债务，为了利用债务，就会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使得美国的金融行业能够如此兴风作浪，以至于美国公司收益的25%就从这里诞生。“金融化”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促使全球资本越来越集中转移到越来越少的几家资产管理商和资本募集者手里，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德国50%的上市公司中，有关金融资本的信息交流是老板们的事情——董事长本人承担责任。像黑岩这样的巨型资产管理商成为典型。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来应该能够平衡各种力量，但是黑岩这些年来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多得令人震惊。在此期间，拉里•芬克这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控制着大约4.9万亿美元。黑岩几乎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企业里都有参股，当然也参股了德国达克斯股市指数成分股最大的30家企业，而达克斯指数是德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样，黑岩也参股了在瑞士股市和奥地利股市的所有企业。在五分之四的达克斯上市公司中，黑岩是这些公司最大的前三名股东之一。据德国投资关系协会数据统计分析公司，黑岩集团持有达克斯股份的10.7%。来自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商道富(4.3%)和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4.1%）都在黑岩之后，并且持股比例比黑岩少很多。另一方面，挪威投资公司持有黑岩5.7%的股份，是黑岩的第三大股东，位居威灵顿基金公司(6.0%)之后；黑岩最大的股东是来自匹兹堡的PNC金融服务集团。而黑岩也持有PNC集团5%的股份。以这种方式，金融经济完全属于它本身，这是一个封闭的运作体系。

在德国，由纽约控制的金融网络把德国股份公司的老系统解散了。而在德国老股份公司的权力系统中，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总裁们是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这3家金融巨无霸相互参股,持有德国最重要企业的股份，组成最重要的监事会，共有60家企业参与其中。这就是经济界“谁是谁”的隐秘所在。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价值，包括持股人价值。2002年，按照社会民主党政府格哈德•施罗德的改革方案，出售公司股份不必纳税。与之相适应，3家德国金融巨无霸迅速分开自己所占有的资金。这样，德国开始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在奥地利和瑞士，不存在类似像德意志银行与安联如此紧密的金融机构关联。

现在，金钱这条线只通往权力，这条资本线除了国家基金和养老金基金之外，通向拉里•芬克。德国股份公司就像是一个旧蜘蛛网，由德意志银行和安联联合交织而成。现在，美国人拉里•芬克插足了这个蜘蛛网，黑岩就是曾经的德意志银行。人们都怀有一定的期望，都想知道黑岩或其他机构投资人的政策是什么。这是行动指南，决定着战争与和平。所谓“战争”就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反对票”，这可能导致大宗股份的出售、公众场合中不受欢迎的言论和宣传运动。所谓“和平”就是在股东大会上的和谐、增持股份、面对记者和银行分析家时的沉默。

黑岩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募集地，因为它参股全球上万家企业。在达克斯，黑岩同时以9家基金的方式参股了所有公司。当黑岩想成为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股东的时候，德国金融监管局要求美国人将其基金结构完全透明化，这简直是妄想。资产管理者会利用所谓“理想托管人”这种利器，如“股东投票代理公司”。他们代表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负责表决和带动大会情绪。美国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格拉斯•李维斯和英国爱马仕股权所有权咨询服务，就属于此类公司中著名的意见领袖。

但是，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到底由什么组成呢？这些规则包括，一位董事即使在法庭上，也必须承担应付的责任，不能减免；另一条政策是，董事会主席不能在卸任之后立即担任监事会主席，而这是管理者们最希望的，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保留担任CEO时留下的的遗产。还有一个规定是，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担任太多的监事会成员。这些规则本身很理智，而实际上这种责任仅仅建立在资本数额的增加上。对企业的监督却消失在不透明的系统中，许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权力关系。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公众股份公司都是按照美国的核算系统做结算。这是一种美国权力系统，它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上。

大笔资本是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投资，这里的区别极大。资本数额是天文数字，拥有资本即拥有权力，而这一切由很少几位主要资金管理者掌握。事实是，他们使用的资本并非自己的钱，而是客户的钱，拉里•芬克的公司不必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但却是资金的现实所有者。他们利用其他人的钱生钱，正如纽约JP摩根大通银行一样，这自始至终都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规律。

所谓“被动投资”只是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因为在选择某一种股市指数时，就是在做根本的决定：应该怎样分配这几十亿的投资？投入哪个国家的股市？是购买特别股还是强势股？这些决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系统也有自我增强的功能，比如会对一个有代表性的股票自动增购，不管有没有什么问题。红利和股指是不区分“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真实的是投资额度的高低。有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被动投资人在所参股公司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他们的股份比例可以影响表决的结果；假如他们不作为，主动投资人的表决就比较容易。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风险很可能会集中。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总裁常博逸（Charles-?douard Bouée）断言：“资产管理者持有大量股票和信贷债券，一旦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缺乏头寸，他们的处境就不妙。和银行不同的是，他们不必存有准备金，如果客户要求兑现，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位影响力很大的咨询专家说，资产公司们几乎投资于任何种类金融产品，如果一旦急需现金，它就必须卖掉手中的有价证券，这可能导致卖空潮，导致“投资人竞逃”。这时紧密相连的参股网就会相互传染。因为在这个网络里，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交织在一起，就像血管里的病毒迅速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黑岩通过相互参股，已经将全球的重要参股企业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参股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中，在全球市场上到处都会出现同名的大股东：黑岩、道富、先锋、威灵顿、资本集团、普信、富达等，在背后操控这个世界的不再是银行，而是这些投资人。看一下美国那些大银行就会发现，如JP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等，黑岩都是它们的大股东之一。黑岩也和道富银行或普信投资等资产管理公司相互参股。总的来看，黑岩在五分之一的美国上市公司中都是最大股东。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又一起参股到一些大的康采恩中，这些康采恩使美国蜚声全球，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到微软。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共同所有权”。

我们的数据评估显示，全球最大的5家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先锋、道富、富达投资、资本集团）对世界商品市场的控制力有多强。大多数情况下，这5家公司在一个市场的参股总和是该市场4家最大企业市值之和的10%强。无论哪个市场都是如此，比如餐饮业(19.5%)、媒体(18%)、航空业(17.1%）、技术行业(16.8%）、化学(14.9%)、消费品(14.4%)、物流行业(13.5%）或者零售业(12%）。如果没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几十亿投资，什么都转不动。

从根本上讲，黑岩式资本主义遵循了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在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中，有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金融集团，它们相互参股，相互交织；它们更是合作方而非激烈竞争的玩家；它们创造了系统的稳定。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德国科隆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克塞尔•奥肯菲尔斯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马丁•施迈茨研究了新的黑岩式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它将“给竞争带来静悄悄的危险”。施迈茨发现，和那些有不同股东的银行相比，由相同基金公司持有大量股份的银行储蓄存款的利息较低；而多元化持股的银行则可以不受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而行动。施迈茨举了，民航的例子：一般人以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是不同的所有者（这是传统航空公司竞争模式），但现在一些基金公司成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这些航空公司的票价就比较贵，比一般价格高大约10%。这种做法会将一些小储户和消费者分化出来，将他们推向金融巨头们。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康采恩的收益率相对较高，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垄断和团伙力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尚未得到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和研究。施迈茨认为，企业之间应该协商经营政策，寻求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抗；要更加重视企业规模的益处，使规模经济能静静地繁荣，而不是进行疯狂的价格战。换句话说，我们曾经认识和重视的竞争，已经被一个狭窄的寡头卖主垄断市场所替代。这个圈子由高度一致的股东组成，由基金公司所控制。它们可以促使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天然气集团合并、成立石油-天然气多国公司，这家联合公司利用两种能源，可以获得更高利润。人们也发现，在德国股市股份公司和伦敦股票交易所合并之后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恰恰是同样的5家金融公司——瑞士信贷集团、黑岩、道富、先锋和景顺在两家证交所的参股比例相加，正好是20%（5家总共分别持有两家公司20%股份）。在孟山都与拜耳合并的案例中，黑岩、先锋、拜耳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三大股东。黑岩是拜耳公司最大股东，持股7%；黑岩在美国的孟山都是第二大股东，持股5.8%；而先锋在孟山都是第一大股东（持股7.0%），在拜耳是第四大股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联姻后，庆祝联姻成功的股东又是黑岩。两家公司合并后又一分为三，这三家在所处行业中都是引领市场的企业。

银行家总说 “大到不能倒”，在这里有了新的含义。在陶氏-杜邦案例中，是小的“积极”投资人发起了这次联姻，而后大资本募集集团跟进。这类“积极投资人”往往是对冲基金，它们是黑岩式资本主义的捣乱分子，它们购入较小比例的公司股份，以尽快获得高额短期收益。为此它们投入股份组合，股份比例是2%或更低。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这类“积极”投资商，该公司的比尔•阿克曼称，他担心像黑岩或先锋之类资产管理公司会用它们的指数基金控制所有美国大公司及其他国家的康采恩，且它们之间互相交叉持股，如此可能随时发生金融瘫痪。比如这种危机会发生在经济疲软的日本股份公司中。在日本的一个网络中，一些重要的股东相互交叉参股，相互组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状况使政府监督机构很焦虑，比如英国金融机构监管局要求英国安本资产管理公司提高它们的资本缓冲能力。

拉里•芬克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复制股市和股票基金，他也直接收购债务，通过黑岩旗下的一家信贷基金放贷。黑岩也拥有一家对冲基金，该基金的行动极具挑衅性。芬克本人也是一位积极投资人。所有这一切都以客户的名义进行，他们想在银行的低利息时期获得正常的利息。这些客户开始偶尔怀疑这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保障和过高手续费：这是一场“用别人的钱”玩的超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像黑岩这样的公司成了强大的中间商，它能支付极高的年薪（芬克本人的年薪达2600万美元）。许多股东对此很不以为然，而黑岩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在玩几十亿美元的循环游戏。这种抗议声目前正在黑岩式资本主义中回响，直到如今。

影子银行的阴暗面

在金融世界中，影子银行帝国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在增长，其掌控资金的总额将近8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银行业务的25%，期间全球60%的贷款发生在正式银行系统之外。简而言之，这里产生了一个并行世界，通过它，越来越多的储蓄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与2008年类似。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资本市场基金或对冲基金所做的许多业务，已经和一家“正常”银行的金融业务无法区分。2016年3月，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尤金•路德维希警告说：“肥皂泡一旦破裂，将对整个金融业造成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尤金在1998年亲身经历了因一家对冲基金的失败给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即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该公司的董事会中有荣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莫顿。2008年该公司被迫低价抛售资产，并不得不申请银行和政策性紧急救助。现在，这类危机从银行转嫁到了影子银行帝国。60%的美国国债由一些私人基金买卖。

面对新的事实，我们不缺少警告，但缺少合适的政治对策。早在2015年2月，欧洲央行副行长维克多•康斯坦奇奥就发现影子银行系统的快速增长和相互交织，尤其是投资基金。他认为影子银行可能是“系统性危机的源泉”。为G20峰会国家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也认为，非正式银行与公共银行体系结合得越紧密，危险就越大。

影子银行的背后藏着私募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它们从巨富们手中募集资金。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不会在银行界出现，而将在影子银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恐惧和欲望是资本市场的两极，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称：“欲望导致繁荣，恐惧导致衰退。”换句话说，欲望使股指走高，恐惧使股指走低。恐惧使那些巨富们把金钱藏在自家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当前最繁荣的行业之一。

马克西姆•齐默尔多年担任慕尼黑保险公司安联的投资部经理，是欧洲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说：“公司的账目是我的敌人，我不会挣任何钱。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另类投资。”“另类投资”就是与股票和信贷相关的投资业务，这里通行“高风险高收益”的音调。正是这种情形才为影子银行的出现提供了特殊的市场。除了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私人信贷和对冲基金也是影子银行最喜欢的另类银行业务。

这种“另类投资”的世界冠军，应该是纽约黑石集团的史蒂夫•施瓦茨曼，黑石是仰仗私募股权生意做大的。2015年，施瓦茨曼通过3个业务领域实现了更多的营业额：房地产、对冲基金和发放贷款。这些私人信贷基金充分利用了正规银行的弱点，后者要接受国家调控、接受长期压力测试，对贷款发放比较严格。而像施瓦茨曼或者黑岩、KKR集团、贝恩公司、瑞士殷拓投资、CVC等投资公司，一般公众并不了解它们的贷款业务，它们要遵守的法律规定也少得多。到2016年7月底，这个贷款市场的资金猛增到5600亿美元之巨，而2015年全年只有4400亿美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已经为私人信贷打开大门，允许信贷基金直接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尤其突出的是，在信贷基金发放的贷款中，每3欧元就有1欧元来自退休保险基金。

私人信贷基金也喜欢对大型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安联董事齐默尔说，目前国际上出现这样的趋势，不再是保险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而是公共退休基金在资助或在进行大型国家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有吸引力的房地产，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现在德意志银行已经停止向欧洲地产基金提供更多资金，该基金是德意志银行最大的房地产基金。齐默尔认为流动资金量太高了，他甚至考虑“有选择地把一些房地产卖掉，以便平抑房价过高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晾干粉末”（降低资产水分——编者注），但缺少收益更好的投资机会。仅黑石公司就有约1000 亿美元的“干燥粉末”。

数据作为新资本 硅谷作为新霸权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资本和数据的全球化。在美国，即使是总统或一位部长，他若想站稳脚跟，就不能绕过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硅谷是美国新的权力基础，正如华尔街是老的权力基础。比如艾尔•戈尔，他曾在2000年和乔治•布什竞选总统，自2007年后他开始为KPCB 公司（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公司）工作，这是硅谷最有魔力的公司之一。硅谷中的金融公司正在寻找下一个谷歌、脸书或推特。这里的金融工具叫风险资本，公司营业模式很简单，就是“下一个伟大的事物”。奥巴马曾说，卸任总统职务之后，他想成为在西海岸高科技中心的投资人或咨询人。奥巴马请史蒂夫•凯斯这位美国在线公司的创始人，通过网络成功组织了他的竞选和捐赠活动。他也着迷于寻找新的马克•扎克伯格或新的谷歌。他说：“我们必须释放每一个美国人的全部潜能……人们永远都不知道谁会有下一个伟大的创意，或者哪一条道路可以通往那个伟大的创意。”

这个世界明天属于谁？许多特殊的风险资本公司正在和对冲基金、豪门家族或私募股权公司竞赛，看谁先找到下一个数字经济的超级明星。而像康卡斯特、通用电气或谷歌等大公司的投资公司也在搜索，期望灵光乍现。没有哪个词比“独角兽”更能表达想象力和商业的混合。这样的公司一旦产生了价值，将与几年前脸书和谷歌的开创时期不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再是股票上市。它现在就诞生在一轮融资的尊贵小圈子里。假如资金流向了新投资项目，项目的价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极快的方式提升。2016年年中，这种镀金化的机制用680亿美元，把出租车服务平台优步变成了独角兽风景中的神话。自2014年开始，优步已经获得了160多亿美元启动资本。一轮又一轮融资后，优步这个分享型经济明星公司的价值不断攀升。正是类似的神奇想法，促使风投公司在2016年上半年投资了约400亿美元（2015年风投资本总额是790亿美元）。不过一个公司真正的价值最终不是由金融投资人决定的，而是在于客户是否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而新的金融大亨们约定将这一时刻推后，直到推向充满期望和投资机会的那条路上。经济在这里是一场赌博，一种“价值”可以不值分毫。

这并非仅仅与数字和收益相关，也跟政治相关，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疲软的商品需求和较低的生产率之间斗争，与产能过剩和巨大的资金量斗争。对这种新经济帝国主义的霸权，马克•安德森做了最清晰的描述。他是网景浏览器公司联合创始人，也是一位传奇投资人。2011年8月，安德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软件正吃掉这个世界》。文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商业和工业建立在软件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并作为线上服务提供给客户——从电影到农产品直到国防……它们占领了固有的工业结构……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工业被软件彻底改造，也期待会有硅谷新公司，它们会痛击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时代深深打上了四大互联网公司的烙印。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控制着全球的数字经济，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字经济除外。这四家公司股市价值之和大约1.8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比德国整个股市的总市值还多。这四大公司占有全球四分之三的数据传输量，占有人们网上在线时间的50%。如果涉及大数据，涉及数据的采集、归类、归档和评估，那么在西方世界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这四家美国公司。但是，如果谁想在苹果推销App，必须得到苹果的许可。

所有人都和这些新的世界权力一起生活。Alphabet公司凭借谷歌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网络搜索中拥有垄断地位，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70%，在德国是95%。这家康采恩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浏览器克罗姆、手机软件安卓和视频平台YouTube。脸书通过收购照片墙和瓦次普等公司，成功地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苹果的iPhone 和iPad 为新的数据和信息世界创造了基础设施。亚马逊面向全球销售商品，再加上微软与它的思凯普和领英，那么互联网公司的强大实力就更形象了。德国和欧洲都无法向客户提供终端产品。

但是，美国和欧洲国民期待的是，这些数字媒体巨头们终于该纳税了吧！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量高达2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在国外账户上，都是通过避税技巧获得的。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企业的国外收益不收税，因为几十年前美国要支持本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产品竞争事实上也就是国家竞争。苹果、谷歌和亚马逊都将自己在欧洲的利润进行系统性管控，降到最低。它们在避税天堂如爱尔兰、荷兰或卢森堡建立许可证或信贷子公司，将收益转入一家“邮箱总公司”的账上去。欧盟委员会发现，2014年，这些公司对其如此高额的收益仅纳税0.005%。这些公司如此明目张胆地在全球偷漏税，导致欧盟委员会对以上三国提出了反竞争诉讼，要求这些康采恩必须补缴大量偷漏税款。

这4家公司受到的损害，只可能来自它们自己。它们四处游说，过于活跃。在印度，野心勃勃的扎克伯格断言他的项目“自由基础”会向数百万印度人免费提供互联网，他是想说“互联网等于脸书”。扎克伯格本想最终控制所有的互联网接入——这引起了主动投资人和监管机构的注意。到这时价值4500万美元的公关宣传也无济于事，脸书不得不撤出印度次大陆。谷歌在欧洲则试图采用魅力公关应付竞争机构的不信任。欧盟委员会则发起反卡特尔法诉讼，这是对美国霸权的紧急刹车措施。

在硅谷的权力系统中，红杉资本这样的企业算是“老大”。因为谷歌创始人在创业阶段对投资人充满敬畏。这家风投公司成立于1972年，红杉资本很早就参股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所谓“车库公司”，比如苹果、雅达利和思科。

但是，硅谷最大的金融公司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成立于1977的恩颐投资公司，其创始人是理查德•克拉姆里奇，他是第一个向苹果投资的人。他最成功的投资包括纸尿裤生产商迪阿帕斯公司、营销力量公司和酷朋公司，仅仅这些公司的上市就使克拉姆里奇持有的股份价值翻了150倍。

硅谷繁荣能够持续多久？越来越多的创纪录公司潜藏着一种信息：这种创纪录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全球资本供应量过多，使股市中技术股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纽约纳斯达克市值两年内下跌了70%。在德国，新的市场突然变成了历史，风光不再。股市观察家比较了股市指数和收益的比例，人们发现2015年，亚马逊的指数收益比升高了538倍，这是令人紧张窒息的比值。而Alphabet和微软的指数收益比值分别是35和28，相比之下西门子是16，奥地利的奥钢联是13，瑞士雀巢咖啡是28。[2]

中国虎及其向全球经济的进军

冷战时期，西方人害怕前苏联。现在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人的这一角色由中国人接替了。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既采用西方市场经济，又附加了非市场的经济手段，这对他们是一种威胁。

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如果全球化这个模式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必须让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更趋向于富裕。

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旁观者和观察者，也不是依赖西方的黑岩式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自信的参与规划者。1971年尼克松访华，表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舞台。自从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世界大国之后，它对那些期望脱离贫困、追求更多财富的国家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建筑公司、铁路公司和本地的工人一起施工建设。

2016年，平均每周都有中国企业在收购外国公司，它们经常出现在完全陌生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与它们公司的主业和储备技术几乎毫无关联。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新大国和具有软实力的国家。西方世界有它们的体育赛事和好莱坞电影，为了应对这一切，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电影和自己的足球胜利。“软实力”是“真实力”，争取霸权的现代世界战争从钱包开始，以头脑中的文化结束。

中国实行温和的、中央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灵活而有原则地利用市场机制，以便能够达到自己制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提高6.5%的目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世界性体系之争，即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几十年来，我们相信一个自由模式，这个模式允许在商品、服务和党派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它会使活力达到最大化。而在中国，执政党通过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且那些在银行、建筑公司和原材料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是世界顶尖企业；这个体系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企业自由经营。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之间的竞争，对西方资本主义颇有益处。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很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生命力之强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在世界上很少按纯理论学说做事。在其他地方也有“混合体系”，它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组成，比如在法国，国家在很多企业参股，但中国模式更圆润，更严格，更富有义务。“五年规划”规定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它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一起研究制定和发布。中国也制定一些长期规划，比如“中国制造2025”，以及对各行业比较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一切保证了中国未来的大国地位。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创造性仍显不足。中国的重点行业仍然在石油、钢铁和水泥。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挥了特殊作用。德国1.5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只是中国四大银行资产总额的13%。这四大银行的控股股东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它隶属中国财政部，组织上属于中投公司。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控制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从而掌控国家的经济结构。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国80%的“经济收益”(包括资本投入费用）来自金融行业。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它是中国要求参与世界政治规划的另一个信号。

有3家建筑公司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就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是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承接海外工程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也进行金融投资，同时结合其他贸易活动，比如出售中国制造的铁路装备。

在私人企业领域，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美的和苏宁这样的家用电器公司，中国政府对它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关于重大投资的决策程序，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向欧洲进行较大数额的投资，就需要获得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

中国所追求的海外投资行业是所有与“工业4.0”和创新有关的行业。例如，来自广东佛山的消费品生产商“美的”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所报价格之高实属空前，以至于没有其他投资人参与竞价。在几周内，中国人为收购这家著名企业支付了40多亿欧元。德国政治家、顾问和经理人将期望寄托在“工业4.0”上，期望在工厂中将机器设备与机器人联系在一起，将订购、生产和销售通过智能计算机控制相互关联在一起，其中库卡和它的机器人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长期看来，如果将来更多类似库卡的生意顺利成交，那么生产和技术诀窍会逐步转移到中国去，这将会影响德国作为经济和产业大国的地位。

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在中国生活多年，他知道，人们喜欢想象在中国的收购行动中隐藏着伟大的计划。常博逸说：“您忘记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强大。中国重新开放了自己，比如在高速铁路领域。中国的服务业很强大，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国家不断地对原来的西方世界提出挑战，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先地位已经结束了。但这种结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它促使人们去对自己重新定义，但这不应该使人重新走回保护主义。德意志银行的高管说，中国是“特例”，“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与传统的市场理念没有关系”。但他建议“平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如何赢回自己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多极化。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富裕，而全球化的反对者担心富人会越来越富，穷人则会越来越穷。如今，人们观察全球化已经25年了，但令人恼火的是，问题越来越多。这与新的金融种类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现在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主要发生在发达工业国家。在过去的25年中，社会底层的人们确实越来越有依赖性，中产阶级勉强可以维持现状，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中产阶级同样有可能面临状况下降的危机。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模范国家，二战之后的3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工作岗位数量和家庭平均收入这四项指标都在提高。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断了，占社会人口1%的上层，其财富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8%，21世纪初这个比例已经是16%，今天按账面计算是20%。这1%的社会上层持有投资基金近49%的股票与股份。一名企业负责人的收入是一名普通员工的280倍，而50年前企业领导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0倍。

而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样的国家，人们认为全球化给本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生意机会，人民的收入由此增加。总体而言，从1991年开始，在亚洲有超过10亿人口脱贫，其中仅中国就有7亿人口脱贫，这是全球化的最大成果。

尽管亚洲在崛起，财富在增长，但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世界上最富裕的1%人口（7400万人）主要是美洲人和欧洲人。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是3.4万美元，这是布兰卡•米兰诺维奇在他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化经济的新发展》一书中核算的结果（原文如此——编者注）。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可谓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5%的最富裕人群，可能获得了全世界大约50%的收入；最贫穷的10%人口只获得了0.7%。造成这一不平等状况的原因，正在于全面繁荣的金融行业。很长时间以来，金融行业动用资金的数额，超过了本应进行的理智投资数额。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将利息率降到极低，更加重了这种危机状况。长期以来，人们进行储蓄、投资国债以使资产增值，一般公民不能像社会富豪那样，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房地产和某些金融产品。在德国，有近10%的收入用于储蓄，只有7%的德国人持有股票；在奥地利这个比例只有4%。在富裕的瑞士，这个比例则高达18%。这一切都导致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普通储蓄者的资产被剥夺。

一个不平等紧接着另一个不平等。一些人有网上账户，另一些人有资本管理者。一些人等待利息率的转变，另一些人将自己增加的收益继续投入冒险之中。最近几年，真正的高收入者是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专业人士和影子银行的贷款人。而另一面，与它们平行的机构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一些大的资本集团而言，整个世界就是它们的游戏场，它们的游戏也建立在数字技术上。遗憾的是，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这一话题并没有在公众中充分讨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已经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合适时机，“乘机器人和经济掠夺性强盗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之前”。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在工业发达国家中，人们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所占比例降幅很大，而来自资本和独立劳动获得的收入所占比例在迅速提高。从1980年到2015年，德国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从63.7%下降到56.6%，在美国这一比例从62.1%下降到57.6%，在英国这一比例从62.8%下降到56.3%，在法国这一比例从65.6%下降到的58.2%，在奥地利这一比例从63.9%下降到55.6%。这是一种普遍统一的发展趋势。

观察不断扩大的资产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可以说，分配问题是权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牢牢掌握着这项权力，就是通过税收、资金周转、刺激经济政策来修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经济发展。

关于国库收入，应该要求国际社会通过纳税证明的全球化来应对避税的全球化。最高的基本原则是：在哪里的市场产生了收益，就应该在哪里纳税。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一些引领市场的工业企业通过全球避税技巧，以牺牲大众利益为自己获得特别的收益，然后它们完全凭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大众中的一组人，将避税所得重新分配给他们。康采恩的内部结算不会产生真正的收益。偷税漏税的大洞应该堵上。

目前，总计有21-32万亿欧元的款项在海外公司账目上。这些海外公司多数是“邮箱公司”。有必要建立公共透明的登记册，注明哪些企业在哪些地方设了子公司且有收益。真正的公司所有者不应该躲在托管公司之后，国家之间交换税务信息应该常态化。真正的全球化应该包括公开化，包括揭露偷漏税中心。这些偷漏税中心位于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国维京群岛，也在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或美国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

世界上偷税漏税最大的帮凶，其实是一些大国。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有一些专门做偷漏税生意的公司。德国的康采恩也喜欢利用这些公司。卢森堡多年的财政部长让•克劳德•容克在他的小国建立了完备的税收赠送系统，借此将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吸引到他的公国来。令人更加气愤的是，容克不承担这种作法的政治责任，相反，那些揭露这个系统的人却遭到了政治迫害和追捕。

具体应该做的，就是持续获取每个人的任何一笔税收信息。美国在这方面是模范：每一位美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笔收入，都必须在自己的家乡纳税。谁上交了自己的护照，也必须继续在美国履行10年纳税义务。不过很遗憾，这一规定对美国公司无效。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争取最优厚部分的分配额的斗争。

金融问题、不断扩张的金融行业、国际低税率等，这些问题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平台上解决。为此，国际债务会议和由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参加的财政部长峰会是有必要的。所谓“新常态”就是零利息和暴富，这一状况终将结束。实际上，缺少足够的投资机会使那么多资金用于投资，而实体经济缺乏发展机会，是时候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了。

我们有必要重新观察我们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对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进行处理。在房地产贷款崩溃之后，国家机构立即进入了危机模式，以便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后，借助黑岩和高盛这样的金融公司，防止更严重事态的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就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预防措施。国家债务继续增加，且增幅极大。全球应该召开一次世界金融会议，做出一项决议，建议减少债务，更好地保障金融业务的安全，同时应该就持有某种金融产品的时间期限做出规定，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的持仓时间；而且应该引进国际汇兑税，统一在全球执行，毫无例外，税率最高达1%。

美国通过四大互联网公司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提出的技术挑战，美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力，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张，以及阿拉伯石油国家的国际战略，这一切都要求建设真正的欧洲统一内部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那种自恋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称金融资本主义为新资本主义，它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中。因此，聪明的投资人越来越注重投资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管治指标。金融资本家中的思想领袖进行秘密商讨，试图找到长期的优秀企业领导准则。他们期望能够及时地按照他们的主旨改进这个系统，他们想更好地履行企业所有者在传统家族企业中的义务和责任。但也许结果很简单，就是支持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帮助新创企业成为新的企业家。

凡是黑岩式资本主义过于强大的地方，那些上市公司应该有意识地发展企业所有者文化。西门子董事长乔•凯泽的想法很有道理，即通过雇员参股，给企业赋予新的经营目标。按照他的模式，西门子康采恩将属于创始人的后人、公司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而非激进投资人的游戏工具。这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最后的理想结果是人们属于自己，不属于其他人。

“这世界属于谁？”我们认真讨论了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状态，提出了权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已经消失，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不再依赖于我们，也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老板们，即使他们是强大的首席执行官；也不再依赖于议会或各国政治家们。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依赖于管理着巨额资产的那些人，其资产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们可以让资金在全球流动并追逐资金。他们利用其他人的资产在工作，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人造世界”。所谓其他人的钱，可能是富人委托他人运作的储蓄资金、或者养老保险金、健康保险金、事故保险金，以及公民缴纳的税款和其他国家收入。正是通过利用这些资金，那些资产管理者们、基金经理们和所有那些资本的主人们想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这样可以让我们共同富裕。这个幻想实际上是新的危险，即：这个世界很快会遭遇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正在逼近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多：在影子银行中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风险状态。问题是，什么会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的导火索？美国史佛公司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时，该公司的股值发生狂跌，这会是导火索吗？在腐败成灾的巴西，股票指数下跌或贷款取消，这会是导火索吗？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估值已经是天文数字，这会是导火索吗？

所以说这些都是风险所在，是因为：运营者不仅仅是那些利用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人；而且对整个运营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资金最终能否及时交换成真实的所有物，“钱”是否能够变成“真实的资产”，比如房屋、酒店、工厂、港口、机场、购物中心、黄金、艺术品，或者已有企业的股份。

新资本主义的运营者过分追求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于这种贪欲，市场的回敬就是不景气和萎缩。在市场发生萎缩之时，恐惧和贪欲的整个游戏又重新开始。对于这种贪欲，人们应该以一种政策来回敬它，这种政策应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它不应使人退回自己的国家，返归自己的私人田园。能否实现并非毫无指望，这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自由派经济学家兼哲学家约翰•史图瓦特•米尔向迟疑者建议道：“一个有信心的人比99个有兴趣的人更强大。”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