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鲁问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可否谈谈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认识？过去三年来您带领国情研究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主要工作和经验体会？

胡鞍钢：我们在试点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和世界一流的智库对标，要后来居上，缩小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有中国特色，要致力于构建中国国情知识理论体系，发展中国学派。

一是“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又如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型智库？我的理解，一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从智库的性质和立场来看，和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服务对象不同，我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党中央、国务院，一定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三是服务对象的价值与需求不同，我们所提供的决策支持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上述宗旨，就能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超越了西方国家的传统智库。因为我们所产生的知识有强烈的外溢性，关键是有利国家的规模效应，任何一个好主意都会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从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来看，已经比西方国家智库提出建议的效果好很多。我们直接参与研究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几个五年规划，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试点期间，我们先后再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出版《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2）》（英文版、日文版），完成《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等书。以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的“三部曲”，坚持“史”与“论”相结合的做法，真实记录三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总结梳理几代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富民兴邦的历史经验得失，并做出分析与评价，为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既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接力棒机制，同时也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持续学习机制。

二是“专”。无论哪一种智库，其重要特点都在于其专业化和职业化。专业化指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能够与同行对话，也能够被同行所认同。职业化指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坚持学术为根基，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辅相长。长期从事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不仅要融会贯通，也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紧扣重大政治经济主题，发表有时效性和较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我们团队坚持将学术研究作为根本立足点，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引领公共政策研究，介绍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以跨学科研究、团队研究扩大学术影响力。据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201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我被列为跨三个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的转载来源作者；在转载文章明细中，我所领衔的团队获转载文章篇目数居第二位，达23篇。

三是“新”。即创新理念、创新组织方式。积极开展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和阐释。我所领导的团队先后推出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修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从思想来源、实践创新、内涵要求、主要方面等多个角度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总体安全观进行分析，探寻新发展理念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基，阐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中国道路的成功之道。

四是“优”。质量高、效果好的思想产品，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产出有深度、有影响的优秀学术成果。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它的主要特征和作用就是：服务国家和人民，具有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特点，为中国提供思想，为人类提供智慧，做出重大知识贡献。

鲁问学:请您谈谈智库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胡鞍钢：作为大学智库，要持续地、跟踪性地研究中国国情，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有关建议，而不在于当时是否能够被接受或采纳；我们需要足够的耐性、定力。同时，作为大学智库，我们有意识地扮演学术界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信息桥梁、知识桥梁、思想桥梁的角色。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吸收全党、全国的智慧。

我在国情研究院成立时就提出明确的定位：创建世界一流智库，开拓新学科（即当代中国学）基地，服务于国家决策咨询，服务于清华“新百年”的新兴学科发展，服务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大学智库，我们要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

作为中国的大学智库，我们主要发挥“三个桥梁”的作用: 一是学术界与政界的桥梁，为政界提供“思想”、“战略思路”、“咨询报告”等，并参与具体政策讨论；二是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引导社会，解读政策，向政界反映社会诉求、社会意愿；三是力促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功能，代表中国，说明中国，解读中国，阐述中国。

鲁问学: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胡鞍钢：要做到“不仅技高一筹，而且独树一帜”。这两点实际上都是对智库专业化和创新性的根本要求。一个智库要真正做到专业化，就要在研究质量上保持“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所谓“技高一筹”指的是研究成果眼具有很高的信息前瞻性；所谓“独树一帜”是指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独创一种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

我有这样几个体验。

1.坚持学术为基、学术为源、学术为本。这是大学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联系。

强壮学术根基，也是充分发挥好大学智库优势、建设“三位一体”大学智库平台的内在要求。“三位一体”，一是研究基础，这是最核心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二是教学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三是咨政平台，发挥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只有坚持立足学术，才能使科研不断激发创意和创造力，使教学基于原创研究，使政策咨询成果更加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三位一体”本身就如同乘法，学术创新是最前面的“被乘数”，只有发挥好学术创造力，才能提高知识生产率，扩大我们的决策与社会影响力。

2.坚持专业化和创新性。就是要力争在研究质量上“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

所谓“技高一筹”，就是研究成果要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要做到成果过硬、实用、具有前瞻性。

所谓“独树一帜”，就是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独特的学术之路、咨政之路，独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从我的体会来看，智库研究要想创新，就要学会独具匠心。要有独创性，而非模仿性、重复性；要有差异性，而非雷同性、相似性；要有新颖性，而非传统性、陈旧性。我们每做一项研究，都要力图做到这一点：既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不仅在国内智库中独树一帜，更要在国际智库中做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不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模仿。做当代中国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才能在国际上当代中国研究中形成特有的重要影响。

3.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是在方法上更具专业性，这自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二是在方法思维上更具战略性、全局性，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曾经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研究国情根本性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每隔几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台阶论”，也具有指导意义，成为我们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方法。我们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中国方法论。

智库研究，在方法上要始终坚持“原创性、前沿性、综合性”三原则。所谓“原创性”，是针对“重复性”而言，是指自己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所谓“前沿性”，是针对“滞后性”而言，是指研究要瞄准中国问题的前沿、中国政策的前沿、中国理论的前沿，做引领国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谓“综合性”，是针对“盲人摸象”而言，是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研究，展现“森林式”“全景式”“动态式”的真实中国。

4.既要出对策，还要出思想。出思想是智库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难的创新。我们认为，对策反映到政府决策当中就是政策，政策的集成是路线，路线的集成是理论，理论的集成是思想，思想的精华是智慧。

出对策相对比较具体、务实，直接服务政府决策的需要，政府智库更擅长于此。大学智库，不仅要出对策、出政策，更需要出创意、出思想、出战略。我把它统称为公共决策知识，要主动、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要在关键时刻提供关键的信息、知识，以思想引领对策而不是就事论事。

智库不限于服务政府决策，更要影响社会。对策会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也会随着事过境迁而消失，但思想是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会久远而广泛地影响社会，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对智库而言，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创新理念、如何出思想？首先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然，思想的自由并不是胡思乱想。思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性思维，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可以被识别、被判断、被检验的，其标准既要看它能不能产生社会价值，更要看其能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思想的“天马”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稳固地立足于中国大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中国视为我们研究的大舞台、思考的大空间，自由地研究、思想和表达。同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认识现实、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5.注重团队建设、团队合作。高端人才是高端智库的核心资源。我们十分注重团队建设。现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相结合的专业化与综合性研究团队。团队建设坚持“小而精，精而美”的原则，核心团队规模不大，再加上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还有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形成精干的研究团队，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又发挥团队合作作用。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智库研究的重要经验和体会。

学术上加强合作，实际上是给知识生产做乘法，不同研究者的专长、思想、观点能够互补。这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目前全球学术界的多数论文系由两人或多人合著，这是由于“知识”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进而改变了大学和大学智库的研究方式。更大的研究规模要求学术研究采用“团队合作”模式，同时也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一定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模式，因此团队建设、团队合作成为学术机构和智库机构保持优质高产的重要条件。

6.加强国情研究教学教材建设。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个短板。我们一直主张，讲课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教材。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国情研究的系列著作，也构成了教学教材体系，既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学术要求，又立足于国内国际学术前沿，授课都是以长期积累的国情研究为基础，将好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好的教学教材体系，为中国最好的学生讲授好的课程。此外，不仅学生是我们最好的读者，社会公众、党政领导干部也是我们重要的读者，也是我们为社会提供中国知识服务的重要使命所在。

鲁问学：在三十年坚持教书育人、开展中国国情研究和大学智库建设的历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分享的重要启示？

胡鞍钢：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国情研究就是一门大学问，我是立志终身做好这个大学问。我把它称之为是在读一部天书，写下当代中国纪录，做出中国真学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解决为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之外，至少还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研究？二是能不能持续研究？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四是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

一是关于如何研究，我一直主张研究中国国情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路线。前者决定政治方向，后者决定学术方向。从中国发生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各种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主观的概念出发。我历来主张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让实践检验；主张国情研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许多中国研究领域都是多学科，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

二是能不能持续高效研究？首先，我自己要带头不断创新、持续创新。1940年毛泽东对吴玉章先生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写一篇好的作品并不难，持续地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容易，当然最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书写中国发展改革的记录。其次，形成可持续创新团队，构建知识结构互补、年龄梯队衔接的少而精人才团队。

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更重要的是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将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思想、理论、概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更加根本的使命，也是国情研究院高端智库建设所遵循的。

最后，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要与中国兴盛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还要与学校发展同行，为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贡献创新知识和创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智库建设成绩。作为一个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的定位是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努力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谋得更远，看得更准。

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