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其发展必然曲折反复。近期，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动向，发达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未来自由贸易规则的竞争不断加剧，而政治矛盾激化将在未来一个时期显著制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总体低迷
近年来，国际贸易持续低增长，贸易增速出现低于经济增速的转折性变化。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快于GDP的增长态势，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指标。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世界发展的固定关系。2009-2017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仅1.24%，较高峰时期（2000-2008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并且2009-2017年国际贸易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这表明贸易全球化遇到了较大障碍。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放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推动资本跨国流动，是促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带动了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的全球扩散，有助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占GDP比重持续下滑，2017年约为2.35%，较危机前2007年峰值水平低1.92个百分点。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困境
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国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定》，但在主要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仍无法协调。发达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代WTO的倾向。
近期WTO本身面临生存危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三大功能之一，上诉机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设终裁机构。自2017年8月起，美国持续阻挠WTO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候选人甄选程序。目前上诉机构仅3名成员在任。若当前仍不启动甄选程序，则至2019年年底，上述机构将仅余1名成员在任，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将陷入瘫痪。
主要经济体对WTO如何改革存在立场分歧。美国本届政府改革WTO的方针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要求本国贸易政策的自由高于其在WTO履行的义务，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自由的政策空间来处理贸易问题，政策空间包括关税等手段。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享有的差别待遇极为不满，要求取消大批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的差别待遇。美对WTO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针对中国，企图通过改变规则来平衡中美贸易，遏制、减缓中国科技进步，按照美国中心原则来构建中美经贸产业关系，按照美国意志来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欧盟提出了以“规则现代化和公平竞争”为基本方针的WTO 现代化方案。在世贸组织的谈判功能上，欧盟主张以灵活的多边主义来推动谈判和规则的进展。欧盟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进“毕业”程序；主张在未来协定中，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不应根据某一单一标准给予某一类国家在履行规则义务方面的集体豁免，而必须依据特定成员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证据，并且该成员必须明确豁免义务的范围和期限。
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的WTO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三个基本原则是：（1）WTO的改革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非歧视和开放的核心价值。（2）WTO改革应该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3）WTO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中国对WTO改革有五点主张：（1）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2）应该优先处理危及WTO生存的关键问题。（3）应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并且回应时代的需要。（4）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5）WTO织改革应该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①]
双边和有限多边贸易安排迅速推进
双边和有限多边的贸易安排则迅速推进。近期有三个重要的贸易安排获得较大进展，分别是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美国退群之后由日本和澳大利亚牵头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1、美墨加协定
2018年9月30日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新协议要求贸易区内75%的汽车零部件由三方生产，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新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凸显出所谓贸易高标准。新协定还在国有企业、货币操作等方面树立新规则。美加墨协定包含毒丸条款，即限制缔约方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该条款主要针对中国。
2、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重点涉及欧洲的农产品和日本的汽车。欧盟方面最终将取消日本产品99%的关税；日本方面最终将取消欧盟产品94%的关税。欧日自贸协定也是所谓高标准自贸协定。除传统的议题外，欧日自贸协定还包括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监管合作等所谓21世纪高标准自贸协定通常包含的内容，未来也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形成示范性影响。
3、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3月8日，日本、加拿大等11国在智利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覆盖全球4.98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该协定具有广覆盖、高标准的特点，突破了一般自由贸易协定范畴，对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诸多软环境因素，如竞争政策、监管一致性、行政透明度等进行了规范。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协议标准，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水平。CPTPP对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行政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渗透。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干扰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显著的干扰。霸权主义是政治干扰的主要思想意识根源，美国是策动对他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施加政治干预的主要国家，中国则是美国“经济围堵”的重点对象。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对华政策总体采取防范与遏制。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通过极端的单边主义政策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将政治干预的重心转向对中国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和全球化战略进行围堵，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中美科技交流。针对中国与第三方的科技合作，美国也动用其政治资源加以围堵，突出表现为针对华为的打压。美国对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围堵，重点指向“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对中国与第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合作设置政治障碍。比如公开质疑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在亚洲散布“警惕中国投资”、“小心来自中国的债务陷阱”的言论。
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局限于针对中国，任何有可能威胁美国目标和利益的行动，都可能招致美国的政治反对。比如针对德俄之间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德施加政治压力；退出伊核协议；通过二级制裁干涉欧洲与伊朗经济合作。
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逆潮流干扰，乃至对一般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反对，比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焦虑及其战略诉求，即：以“安全威胁”为名打压他国技术进步、力图保持其技术优势，打压他国发展模式对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威胁，维护其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市场机制日益展现出全球性的影响。市场机制在全球扩张，决定了各方面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国际分工体系形成的体制基础，是全球经济融合的制度性推动力量。二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活动“无国界”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跨国沟通和信息搜寻等成本，“无国界”开展经济活动的便利性越来越突出。三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需求的发展。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规模庞大的新中产消费者。他们更易于接受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支撑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四是价值链全球分布的生产模式不可逆转。全球价值分工已经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增。
对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加剧
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陷入停滞，各个经济体积极寻求自由贸易安排的局部突破，以寻求对未来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主导政治力量缺位是争夺贸易规则主导权的直接原因之一。以双边规则为基础的双边和区域经济融合则发展迅速，本质上是主要经济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竞争性自保行为。但是，不同自由贸易安排的水平和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同自由贸易安排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就是两个双边安排的典型情况。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发展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对等自由贸易安排。欧日EPA的利益契合点之一是确切的经济收益。预估EPA安排下欧盟对日出口将增长48%，日本对欧出口将增长33%。[②] 利益契合点之二是彼此提供搭建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彼此确保对方市场的开放，避免各自在与第三方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也为彼此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获取竞争优势创造条件。利益契合点之三是试图共同主导未来高水平自由贸易安排的规则。EPA使欧盟和日本率先树立了新规则标杆，有助于欧日在规则制定上对美协调立场，迫使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对欧、日规范妥协。
美墨加协定是美国强势主导下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贸易安排。美墨加协定的特点，一是封闭区域市场，典型表现在协定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和劳工标准上，以及美限制加、墨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定条款。特点之二是广泛干预他国行政权、限制政策自主空间。该协定对广泛的贸易相关议题设置了规则，限制东道国对经济行为的行政监管、调控，使外国投资方和贸易商便于直接挑战东道国的行政权威，其实质是以美国监管规则施加于整个区域。特点之三是美国以谈判优势强推美国规则。这是美国未来推进自贸谈判的长期策略。
欧日EPA和美墨加协定是今后一段时间，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的两个典型情境。两者力求以市场优势推行其规则、遏制贸易竞争以保护既得利益，区别在于具体规则的设置。
政治矛盾成为妨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矛盾
主权边界是政治干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必然伴随保护或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政治解决。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国家集团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或者部分国家依据局部的利益有意塑造某种政治矛盾，以至于必须以斗争的形式加以解决的情况下，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经济全球化未来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加深转变成国内政治矛盾；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链条的全球重组引起的国际间政治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矛盾。
经济全球化会加深资本与劳动矛盾，并转变为国内政治矛盾，表现为反全球化运动和民粹主义，对外表现为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另一方面矛盾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且居于优势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价值链重组，必然出现保护与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经济手段所能解决的。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集中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国际政治重回大国对抗的老路，政治矛盾再度激化，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是近一时期国际政治矛盾激化的根源。制造政治矛盾是美国牟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惯用手段，经济对抗则是美国开展政治对抗的固定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将加大。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之争
在整体上，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上的根本分歧。
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发展自己，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富集，但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经济结构单一，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障其发展权，需要对发展模式的自由选择和更大的自主政策空间，在多边规则中，要求履行相对较少的义务，但又平等地获得他国开放的条件，要求以有保证的规则来纠正全球利益倾向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的分配格局。
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开拓市场和投资场所，保护利润。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资本、市场和先发优势，在全球化体系中获得畸高的利益，并力求维持其份额，通过主导超主权规则的制定和运转以保障其贸易和投资利益。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矛盾，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和收益分配固化
发达国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未明显改善，全球分工体系趋于固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变化看,微笑曲线比40年前变得更加陡峭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更趋固化。
经济全球化并未显著缩小高收入国家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很突出。1980-2016年，仅有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而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四个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还有扩大。
自由贸易理论和华盛顿共识，不能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分工固化和收益分配不均衡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想突破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价值链高端、改善自身分配地位，就必须寻求更加务实的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不断做大全球化“蛋糕”，构成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是由三个支柱共同支撑并发挥作用的：一是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二是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的资本全球化，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全球化动力机制严重削弱。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弱化，对数量扩张型粗放式全球化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西方主导型全球化推进方式受到挑战，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针对全球化收益分配再平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必然提出改革呼吁。三是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治理理念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