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有四大力量板块，它们正在酝酿着三大冲突，这是我们未来5至10年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今世界的四大力量板块
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确定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当今四大力量板块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崛起。1913年美联储成立，标志着金融资本的诞生，它逐渐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板块。
欧洲的金融资本产生要晚很多。比如，法国金融资本成为一大力量板块，其标志是1973年1月3日法国通过了《银行法》。在《银行法》出台之前，法国中央银行属国家所有，法国政府每年提出预算，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借款，年底通过税收再还给中央银行。这种做法会让政府无限制地增加预算，为防止通货膨胀，《银行法》规定自1973年1月3日起，法国政府提出预算后，须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款。此后，法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1978年，法国财政终结了每年预算盈余的历史，开始走向赤字预算。现在，法国国家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国防、教育、医疗，而是支付给私人银行的债务利息，这就是4%借款利息造成的后果。所以，金融资本在西方生活中虽似无形，但却非常现实，而且影响巨大。这个变局是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著作《世界往何方去》中，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1985年到2000年是“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到2015年是“痛苦的全球化”，2015年之后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得莫大的好处，产业资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掌握高端，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利润大部分归发达国家所有。比如制造一个苹果手机的销售额，美国人拿走其中58%（基本是利润），中国制造只分享了18%。但发达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中国居然从只做中低端的产品开始向中高端发展，全球化造就了中国这个它们无法与之竞争的对手。2000年以后，全球化从“幸福”的变成了“痛苦”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全球化。逐渐形成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再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划线。西方至今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们没有看到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能够指出一个时代特征的著作出现。
以是否支持全球化划线，这几乎改变了世界。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非常明确，从“极左”到“极右”是一条划线标准，但是今天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这个色谱变成了一个光环，因为全球化不但损害了产业资本，它同时也损害了西方世界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劳动阶层和一部分中产阶层。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黄马甲运动”是极右翼发起的运动，但得到了极左翼民众的全力支持。现在这个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在某些场合已经淡化了。这个政治光环如果从横向切开，会发现上半部是支持全球化的，下半部是反对全球化的。2015年“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以来，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形成对峙。美国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以及一部分中产阶层和底层劳动阶层，通过选举把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推上台。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曾评价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墓碑上就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金融资本有可能统治美国，所以他当时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做告别演讲时说，我们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取得过大的权力，进而危害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恰恰是今天美国正在出现的现象，特朗普为代表的以军工为核心的产业资本正在攫取莫大的权力。
以宗教为特征的伊斯兰是另一大力量，它始终把世界分成伊斯兰世界和和非伊斯兰世界两大类。
我认为，中国、伊斯兰世界及西方世界内部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力量，它们都能够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三大冲突
这四大力量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呢？中国跟西方会产生冲突；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也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不能小觑，它几乎涉及到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而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潜在冲突很有可能在未来3到5年成为主要冲突，两者之间已经基本上不能共存了。比如，产业资本需要企业回归美国，金融资本需要企业继续外移；产业资本反对移民，金融资本欢迎移民等等，两者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对立的。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它除了反对政权外，就是反对金融资本。他们希望举行一个全民公决来否定欧元、否定1973年1月3日的《银行法》。这说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把矛头对准中国，金融资本并不反对，因为它也希望摧毁中国现在的政权。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秘诀就是1973年1月3日的法国《银行法》，它希望这类的《银行法》在所有国家通过，需要所有国家都变成“选举型民主国家”，这样它就能够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政党，进而控制选举出来的政权。
特朗普选择打击中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以为这场贸易战会很容易打赢，以为中国会很快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二是他以为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进而顺利地连任总统。我相信，一旦特朗普连任总统，他下一步一定是向金融资本开刀。
我们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殊死的决斗，但是很多现象已露出端倪。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者”运动以及黄马甲运动。现在，美国、英国、法国的反犹运动正在汹涌回潮，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民众把犹太人和金融资本视为一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一场热战，需要警惕。
（编辑 三友）
* 郑若麟，《文汇报》前驻巴黎记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年5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