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大数据引领的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多与金融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完善规范的金融监控体系，不仅金融不能有效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根据国际先进的金融风险管理经验，聚焦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可操作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美国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经验教训

危机爆发后，2010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1]，迅速填补金融监管真空，恢复金融系统稳定。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工具箱的诸多工具中，银行压力测试体系[2]被公认为是一项监管创新。压力测试之所以能够从本质上抑制风险的积累，源于它创新性地打通了银行内部原本近乎隔绝的各个部门。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在危机爆发前早期，风险的积累源自于缺乏审慎的信贷评估、盲目逐利的创新和监管升级滞后。基于“房地产价格恒涨”的假设，银行信审人员在未对贷款人收入进行严格审核、评估的情况下，大量批准贷款，导致系统中信用风险攀升。而其后，由于MBS、CDS、CDO等衍生工具的推出，信用风险迅速转化为市场风险。风险在市场杠杆的加成下，以几何级数增长。危机爆发前期，在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双向吃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绩效指标，银行从业人员开始了大量造假。至此，常年积累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崩溃，开始向操作风险、道德风险蔓延，直至最终多种风险集中爆发。

危机爆发后，监管机构与银行进行原因分析，发现信贷部门、投资部门、内控部门，乃至银行监管机构，由于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管道，造成信息和制度的藩篱，使得信用风险转移到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的程度无法准确评估，跨部门的风险蔓延进入了管理盲区，最终导致“大家虽然都在做自己的工作，却都没有做好共同的工作”。而深层原因之一则是，在跨部门的风险转化方面，管理机制、决策链、信息流动监控没有相应的方法论做指导。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无法预警到宏观经济的风险因素，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以后，全美平均家庭负债激增，并在2003-2004年超越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从次贷危机爆发前四年开始，美国平均家庭已经入不敷出，而金融机构没有预警测试，包括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是量化风险管理的重要标准。而压力测试方法中提出一项主要举措，就是要求各银行将自身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与宏观经济指数进行关联。通过对关联关系的定量分析，计量银行在宏观经济下行时的绩效。

银行压力测试的合规流程，强制性地打破了银行内的部门之间信息壁垒，以及银行与监管机构间的壁垒，并且在部门间植入了以大数据、自动化流程为基础的信息管道，建立了对跨部门风险转移监控的长效机制。进行监控机制系统化、数据化，进行流程再造。

随着美国经济走出下行周期，压力测试作为下行周期管理工具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久，更取得了国会共识，削减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执行力度。压力测试被削减的技术原因，是因为通过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衡量银行的运营，过于简化了银行实际业务的复杂度，忽略了中观与微观运行层面的产品差异、客户差异、地域差异、管理差异以及银行间的博弈关系。以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3] M&T银行为例，该银行常年以保守稳健的作风著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反而取得了市场的信任，接收了大量由其他银行避险转移的存款。在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2年，该银行不仅没有出现流动性恐慌，其存款增长率还连年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11%、5%、19%、10%，整个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的绩效不降反升。这种情况是宏观压力测试模型所不能准确描述的。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快速填补金融危机后的监管真空，给公众一个交代。在处理危机后重建问题上，金融监管机构并未与其他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深度合作，将风控方法细化到不同行业、区域及重点企业，而是单独作战，在短时间内出台了宏观压力测试这样“短平快”的合规方法。因此评估的结果难以被其他行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企业复制使用，无法进一步产生附加值，没有发挥出金融监管法案对全社会效用的乘数效应。久而久之，压力测试项目沦为了一项孤立、昂贵的监管合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诸如美国M&T银行等机构，此后都先后对美联储的宏观压力测试方法进行了改良，并引入了多项中观、微观层面的考量因素，最终将压力测试的管理理念深度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流程中，银行的风控与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和完善。由于美国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改良后的压力测试方法只是掌握在少数精明的银行家手中，没有得到在全美整体推广的机会。

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建设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在借鉴美国次贷危机后监管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出更为高效、协调和富有前瞻性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我国的宏观调控机制，使我们有条件拓宽金融监管的视野，打破金融体系内、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信息藩篱，从而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监管项目的顶层设计。

以当下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战问题为例，它涉及贸易、税收、货币、投资、产业链等众多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可能触发金融风险。建立商务部（贸易政策）、海关总署（税收）、人民银行（货币）、行业协会（产业）与商业银行（金融）间的有效信息交互机制，则是准确评估美国各种相关策略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程度的前提。

在银行内部，可参考美国压力测试流程，打通信贷、风控、计财部门的信息渠道，有效监控贸易战对我国企业经营的打击（信用风险升高）程度，以及银行持有或质押的资产价格下跌（市场风险）、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风险）等全流程中的风险转移。

其次，我国政府的执行力与海量数据资源积累，使我们有条件进行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全方位、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一旦压力测试由宏观经济层面拓展到中观行业、微观企业层面，则能够与银行现行的客户管理系统与内评体系深度融合。鉴于银行客户经理、信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是基于客户管理系统与内评体系完成的，微观层面的风控、合规流程由此便能嵌入到银行日常业务中，避免风控合规项目另起炉灶造成的资源浪费。

总之，我国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信息孤岛的形成，从而高效捕捉不同类型风险间的转移。同时，大数据的积累，足以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在中观、微观层面进行风险压力测试，从而将合规流程与银行业务流程深度融合，显著提升风控精度、降低合规成本。

加快建立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加快建立我国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以便及时掌握企业受影响情况和应对效果，随时量化掌握可能产生的银行风险，也可以据此设计政府的应对政策，评估效果。

具体来说，企业方面通过此系统可以了解到具体的受影响情况，银行方面可以掌握可能产生的风险，政府方面可以制定应对之策。

1.分析贸易战对国内企业的影响方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首先会公布关税征税方略，以及对于各个品项产品的征税力度。综合利用海关总署的数据，可以分析出美国关税对国内出口企业财务以及经营上的多重影响：

2.分析国内企业与政府对于贸易战的应对方法，评估风险化解效果。

同时，政府部门应当适时对部分政策进行调整：

⑴增加出口退税。此方法等同于用我国财政补贴美国政府、企业与消费者。这一方法只能短期减缓贸易战对国内企业带来的阵痛，但无法长期实行。

⑵人民币贬值能够直接对冲关税影响。然而人民币贬值的空间有限，过度贬值会严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政策副作用明显。一旦美国关税税率达到25%，货币有限贬值的利好便不足以弥补贸易损失。

⑶银行监管机构政策性定向风险缓释，对相关行业调整风险计提、风险资本要求，并提出转型要求。此方法对政策制定的精确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3.将受打击企业的信息与银行的客户管理系统对接。以纺织业为例：国内商业银行的客户管理系统具有完备、准确的纺织企业经营、财务以及关联企业数据，银行可以根据企业受到打击的情况，以及企业风险化解的途径，对企业的财务数据中的相应科目进行下行调整。银行信用、风险部门的内评流程，能够将纺织企业核心经营管理与财务冲击转化为企业评级降级、坏账损失拨备上升以及风险资本的上升。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流程，能够将风险降级、融资成本升高转化为银行收益、资产价值以及流动性的评估。银行可以运用上述系统，测算企业财务、管理指标下降对银行拨备计提、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从而完成微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将这一方法推广至多家大型银行，汇总多家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与宏观审慎的指标，衡量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加强底线思维  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美国政府实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后，提出了综合运用大数据银行压力测试流程，打通了银行体系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壁垒，成功建立了对银行体系内部风险流转等一些长效监控措施。但银行压力测试系统存在设计过简的重大缺陷，致使其未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持续正面效果。我国的经济管理方式，可以弥补美国的设计缺陷，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新方法，形成适合我国国情、涵盖各部门、高效多用途的金融监管方法。在制度上，综合多部门的资源与诉求，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维稳效率，广泛服务社会。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