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路褴褛，以启山林

在香港考察了28天，5月6日段云从香港回宝安。仅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5月份正是农忙，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耕田。宝安县城深圳，是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

下午到罗湖口岸。每天下午3时，港方将外逃人员用卡车拉到口岸，由我公安局接收。一个个点名、登记。看了收容站，条件简陋。外逃人员多是农民群众，当时外逃严重，特别是宝安，每年外逃人数是全省之最。段云和同志们看后心情沉重。[1]

当地人对他们说，我们在这儿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到香港一个小时可以挣几元钱。我们要养家糊口，外逃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特区决策前的考察和酝酿讨论

回到广州后，段云见到老领导、刚上任的广东第二书记习仲勋分外高兴。1962年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诬陷小说《刘志丹》是替彭德怀翻案，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习仲勋劫后余生，调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广东省任职。

习仲勋将熟悉情况的广东省委各方面领导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请来一起谈。这几位同志都是1937年前后入党，建国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当时王全国随谷牧访问西欧5国，不在，他和段云也是老熟人。

段云详细介绍了在港澳考察的情况后，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因素：

1、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二次大战以后，香港局面相对稳定，港英和澳葡对外汇没有管制，吸收海外资金比较容易。各国游资大量流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据估计，近几年每年流进港澳的资金约有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

2、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十多年来，港澳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力大量增加。香港工人的工资水平，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低得很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购进原料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港澳是“自由港”，除烟酒等少数商品征税外，其他商品进出一律不征税，不受限制。各国纷纷以低价来港澳竞销商品，港澳厂商能够随时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4、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当地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大搞加工装配，增加出口。香港加工工业以轻纺行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平均20人以下小厂有3万家，建厂都不是洋的），这些企业一般本钱小，设厂容易，投资回收很快。由小到大，扩大生产，越滚越大。

5、产销结合，产品适应性强。以销定产，按外来定单和样品组织生产。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产品品种花色很多，变化很快。质量检查严格，适应性很强。[2]

1963年广东省规定，在宝安39个生产队和珠海山前公社实行小商品贸易办法。宝安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木炭、牙灰、海砂、糠米、草绳，贸易额150万港元。珠海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鲜花、蔬菜，贸易额50万港元。经营方式是指定商行出售，银行结算，外汇归县。1961年广东省规定在沿海12个县实行海水产品外汇提成，1962年扩大了29个县，共41个县。外汇提成办法，计划内出售海水产品按销售额的30%，超计划出售的按40%，外汇交给生产队使用，限于进口24种渔需物资。上述政策规定在文革中均被取消。1973年国家计委专项安排50万美元进口渔需物资，地方反映，外汇不够。[3]

1977年，港澳年销量鸡3500万只，猪350万头，菜35万吨。[4] 而我们占的比例下降。大家都感到宝安、珠海这么好的条件，不利用，不发展，真是太可惜了。段云直截了当建议：广东省把宝安、珠海两县改成省直辖市，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为主”，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他的建议得到习仲勋等领导的赞同。大家反复研究应采取的措施并反复计算，如采取这些有利措施可达到什么样的效益；反复研究情况、办法及规划和可行性，达成了共识。广东省委向党中央进行了请示报告。这些共识，反映在报告第二部分：《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其中很多建议后来都得到实施。报告中提及：

宝安、珠海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特别是鲜活商品，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同驻港澳机构和广东的同志进一步商量，拟订了一个建设规划。我们设想，经过三、五年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一）  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出口。建设各类鸡场、猪场牛场、果林场、园艺场、养殖场和捕鱼队等，大力发展良种猪、三鸟、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牛奶、鲜花等生产。

这两个县的农业，由生产粮食为主，逐步转移到主要经营出口副食品。现在每年上交给省1000多万斤粮食和1000多万斤食油，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和粮食销售量的增加，逐步减少上交数字，差额由国家补给。从事副食品生产的农场职工和社员，口粮斟酌由国家供应。养鸡、养猪、养牛所需饲料，由国家进口粮食，加工成混合饲料解决。

（二）积极发展加工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服装、食品、制革，原来有一些基地，要扩大；红砖、水泥、砂石，现在规模很小，条件很好，要大搞；造纸，利用香港回收废纸，生产包装纸；电厂，利用香港查济民先生送给的15万千瓦发电机组发电，多余电力卖给香港。根据当地条件和港澳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中小型工厂，如针织、家俱、塑料、小五金、电子表、修船，饲料加工和包装等。参照港澳设厂的办法，因陋就简，从小打小闹搞起，逐步增加设备，逐步扩大生产。要搞专业化协作，不能动不动就铺大摊子。加工厂以接受来料加工为主，利用外面厂商提供的原料、辅料和技术，按照他们要求的样式进行生产，保证产品质量，赚取加工费。

（三）开辟游览区，办好商店、服务业和文娱场所。在两地要增建一些旅馆、饭店、成衣店、剧场、电影院、游艺场等设施，吸引港澳居民过来度假游览。提供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深圳水库周围是很好的风景区，珠海附近有温泉，翠亨村也距离很近，要修缮一下。要在宝安、珠海开设较大的百货商店，出售轻纺产品、土特产品和工艺美术品，方便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客人购买。可以多收外汇，还可以减少大量邮包进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两个县的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每个社员全年平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现在的130元，1980年提高到400元，以后逐步提高到500至800元。职工工资，首先把两县工资类别由七类地区改为十类地区，同广州拉平，还要考虑实行一定的边境补贴。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并搞好职工福利。这有利于制止人口外逃，使这个地区的边防进一步得到巩固。

两个县的基建投资，三年共需要上亿元，完全由国家拨款不现实,可使用银行贷款。另外,使用港澳银行外汇贷款1亿美元。贷款用当地的收入分年归还。为了加快建设,广东同志要求由基建工程兵调给一两个支队,承担两县的施工任务。这两县需要补充劳动力,建议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每年选派几万人参加基地建设,也可以有选择地安排部分从越南归国的侨民。这样,可以扩大两县的生产,可以安排劳动就业。我们设想,两个县的人口,到1982年,从目前的四十几万人,增加到百万人以上,宝安70多万, 珠海30多万。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地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一)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 ，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

（二)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统一计划安排直接同驻港澳的贸易机物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的供应入境旅客的大型商店，由驻港澳贸易机构经营商品供选和销售，视同对港澳出口。

(三)两个县生产建设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原则上由广东省供应。供应两县的上述物资，作为出口计算。广东省供应有困难的，可以使用银行贷款，通过港澳进口解决，贷款从出口收汇中归还。由港澳运进的上述物资，建议免征关税。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

(四)为了加快基地建设，三年以内除了归还贷款之外，两个县所收的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留给当地。出口砖、瓦、砂、石的外汇收入，也全部留给当地，用于扩大再生产。

(五)到两县游览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进出，边防检查要从宽，简化海关手续。

（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办法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购买渔需物资的办法。[5]

报告还提出：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如工装配业务。报告指出：1977年，香港从外地进口原料、燃料和半成品约有40多亿美元，经过加工装配然后出口，外销总额达76亿美元，一进一出，增加30多亿美元加工收入，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工资低和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不行和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这样可以不受某些原料、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争取时间，很快把生产搞上去，把进出口贸易搞上去，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多数是轻工业，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抓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利于以轻养重。

近几年，港澳地区地价飞涨，劳动力紧张，工资逐年提高。不少厂商提出，愿意把产品转移到国内加工装配，由他们提供原料、辅料、元器件和必要的技术设备。在港澳地区，同海外联系很方便，通过港澳也便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加工订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这一有利条件和贸易渠道，大搞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可以大搞进料加工，自己进口原料，以加工成品出口。[6]

经济特区肇始于此。他们既是新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新政策的推行者。

采取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

从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举措，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都成为问题，必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变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每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魄力、胆量和智慧。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这些重大举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和部门试行，在实践上带有探索性质。

虽然出国考察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但是还要形成共识，落实到国策制定上。段云率考察组回京后，组织讨论和起草调研报告，然后找来王志强，一起反复修改、讨论、完善，最后定稿，形成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5月31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7]

华国锋对此很重视，立即安排在6月1日、3日，他和国务院领导听取林乎加和段云的汇报。报告内容上面做了介绍。考察组向中央提交的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了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进行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在港澳投资兴办工厂；建立远洋船队和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

听了汇报，华国锋第一个发言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8]

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9]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10]

为了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国务院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谷牧副总理兼任主任。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他组织计委研究，对“三来一补”做了明确的规定。7月，国务院发布了《开展对外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 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沿海各省市自治区随即行动起来。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余秋里在会上讲了为什么要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把宝安、珠海建成新型城市

华国锋指示，要进一步探讨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随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到宝安进行调查。[11]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动广东对外开放

1978年4月，63岁的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实际是习仲勋主持工作。习仲勋临行前，老一代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曾予接见，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2]习仲勋感到担子很重。[13]

习仲勋1913年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19岁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他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要求下属时常了解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1933年3月起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率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此后在关中、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5年6月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多个战役。同年7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多年的斗争经历，他深知只有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批评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总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1962年8月，康生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说，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这样把习仲勋安排在中央党校，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从此习仲勋成为中央党校特殊学员。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生产第一线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一起劳动，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熟知中国基层情况和民间疾苦，看到农民生活困难、不少人吃不饱。工人生活水平也很低。他常常思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他被红卫兵带到西安批斗。2月17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长信：“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文革中挨斗的干部不少，可是敢于写这样信的人，我采访了数百名老干部，这是我看到的头一份。

1968年1月3日，习仲勋被监护在位于北京的交通干校，住在一间七八平米小房子里。他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再从1万数到1。他说：“我为了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你不要看这七八平方米小房子，是我的天地。”[14]

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如此乐观、坚守信念。现在到广东任职，他怎能不施展拳脚，为人民、为党、为祖国大干一场呢？！

1978年2月，习仲勋回到北京，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4月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五千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15]这体现出他的决心、信心，胆识和务实的精神。

习仲勋考察宝安，决定解禁四条规定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责成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的方案。[16]

7月上旬，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从国外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公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到宝安县城深圳，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到达深圳后，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直接下去了解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去耕作。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但“文革”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革”结束后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就地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石块竖在街中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落。习仲勋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17]

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看了很高兴。他还参观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两家来料加工厂，也是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方苞提出几种利用在香港的耕地的方式：第一是过境耕作，第二是可以在那边挖鱼塘或者养鸡，养大后就地在香港卖，不用来回运输那么辛苦。但是出口要配额，还要考虑出口运输的问题。第三是部分荒地可以开发为仓库出租给香港人用，还可以收地租。这样荒地利用起来，有好几种收益的方法。

此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1、可以过境耕种；2、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3、尽快把经济搞上去；4、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8] 他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他提出，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19]

习仲勋雷厉风行，经过两个工作组的调研，10月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1978年夏，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了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省委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提出了宝安和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20] 10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21]

1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的内容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22]

11月9日，习仲勋到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的问题。关于广东外逃事件，他们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同意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23]

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做了长篇发言，他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24]

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会议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25]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们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

让广东先行一步，建立一个新体制

1979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26]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九平方公里。[27] 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元。《批复》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28]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了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提出：要根据广东的特点，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29] 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0]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帅听了十分高兴。[31]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32] 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33]

4月17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34]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到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35]

“经济特区”破茧而出

习仲勋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的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谷牧副总理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上报。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率国务院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做调查。

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质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同志。[36]在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开了座谈会，还约见了港澳工委书记王匡，专门去看望了当时在广东的叶帅。广东省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工作组做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37] 尔后，谷牧到肇庆、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38]

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等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拟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39]

5月29日，谷牧从广州到福建，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福建省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以及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等。同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副省长郭超、毕际昌等同志谈话。

经过反复研究，谷牧与两省省委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谷牧说：“进一步放权，以利两省的特殊性，真灵活，真先走。”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提交《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政策实行开放的进程。从此“经济特区”一词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响亮的专用名词。[40]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

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41]

我们的先辈毕路褴褛，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由大国正在走向强国。现在我们站在山上，俯视着先辈走过的蜿蜒曲折的道路，可以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但是我们再继续向上攀行，那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你怎么能保证走得比前人更好？！在此引用习仲勋三句名言：“对工作态度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