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9日晚17：45，农历正月初五，隔离病房床头的对讲机响起：“7床、7床，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拿好水卡，下来办出院手续。”我起身，慢慢地整理好这几天带进病房里的大包小包，想着昨天病房新装的热水器我还没用过呢，昨天下楼看见穿着隔离服靠着门休息的护士也忘了拍照……戴好口罩，我穿过污染区，推开半污染区的门来到护办室，经过消毒、确认信息后，护士交给我一沓材料，说：“水卡放在桌上，你从清洁区的这个门出去吧！”终于，时隔一周，我又重新呼吸到了室外新鲜的空气。似乎这是我生命中最为漫长的一周，也是我记忆中最为特别的一周……
佳节返乡突发疫情
我在武汉大学上学，1月18号从汉口站坐车回家，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图书馆借了本书，和同学们道了别，一切都很普通平常。18号中午我从宿舍到汉口站，街上的人络绎不绝，车站的人熙熙攘攘，大家都大包小包，置办物什，准备过年。我的家乡在安徽霍山，一个毗邻湖北英山的山区小县城，爸爸照例来车站接我，我重新拾起乡音、开心地和爸爸分享这半年的学习见闻的那一刻，这一切和之前的过年一样平常，我还想着今年过年可以帮爸妈做一些菜，学学他们的手艺，再和姥姥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准备撰写回乡记……
然而，平静的生活下正暗藏着一场危机。只是一两天的时间，微博热搜的内容就发生了质的转变，微信群聊和公众号的消息都越来越急迫。我开始紧张起来，频繁地刷手机，然而获取到的大多数都是冗余和重复的信息。22号，事件进一步扩大，“疫情”这个词开始被广泛使用，有人呼吁武汉返乡人员自主隔离14天。当晚8点，我连忙准备温度计、医用酒精和外科口罩，但走遍了县城的各个药店只买到了一袋口罩、一瓶100毫升的75度酒精和药店里最后一支温度计。我紧张地回忆着回家的这些天里都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什么人，想着以后怎么自我隔离，怎么让他们少去接触其他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咽喉有些痒，脸颊发烫，于是赶忙去量体温，抽出温度计的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脏剧烈地跳动，果然，低烧37.4。我脑海里闪过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临床症状，深吸了一口气，连忙让我爸开车带我去县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嘱咐家人戴好口罩手套，尽快把我从武汉带回来的所有行李消毒处理。去医院的路上开着车窗，冷风嗖嗖往车里灌，我坐在后排，一言不发，爸爸也是沉默。然而，连续的刹车提醒我，空气里弥散着慌张、不安，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下车的时候，爸爸说：“有了病就治病，不会有事的。”声音旋即消散在漆黑的夜里。
紧张有序的县医院
来到分诊台已经快9点了，县医院只有急诊通道还亮着灯，护士们都已经配备了口罩和防护帽。简单问询后，护士递给我一只充满了酒精气息的温度计，一面开始详细询问我的相关信息，我汇报了18号在汉口站乘车以及在武汉上学的情况，护士接过话茬，“这几天从武汉回来的人蛮多的……”。
“那他们都检查了吗？有问题吗？”
“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这时旁边的一位保洁大爷说话了：“这个季节本来生病的就多嘛，昨天来了个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哭的不得了，结果检查了还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爸爸这时还在一旁向医生了解情况，还在问这个病治疗有没有特效药，具体表现为什么症状……我连忙去解释，护士说：“叔叔，您还没有您儿子了解的情况多，他们年轻人早就在网上知道了。”护士接过体温表，“37.5，去后面的感染科吧”。爸爸问：“现在发热门诊不在门诊部了嘛？”“那当然啊，现在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县医院已经有所准备，将发热门诊搬到了独立楼栋。进入感染科，有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正在值班，这时他们还没有配备防护服和护目镜，仅仅只有防护帽和口罩。医生先再次确认了我的各项信息，然后询问相关症状，安排检查血氧、血常规，进行胸部CT平扫。做完全部检查已经是十一点多，报告显示肺部状况良好，血象有炎症反应，持续低烧。护士发给我一张卡，说，“今晚你就要住这里了，去二楼的七号病房，待会儿我过来给你输液。”我看着医生桌上一沓沓的文件，问这位医生：“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忙啊？”“别提了，我今天文件照片还没有上传完呢，明天专家会诊的材料也没准备好。”
晚上十一点半，我躺在了病床上，原本是双人间的隔离病房临时改成了单人间，房间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柜子、窗帘一看就是临时安装的。我的手心汗涔涔的，聆听着自己清晰的心跳声，精神高度紧张。不一会儿，护士推着车停在门外，进门后确认我的姓名，然后给我打点滴。我看着手上的吊针，盯着注射液流进我的体内，此时一种说不清楚的“抽离感”涌上我的心头。窗外又响起救护车的鸣笛，担架的落地声和滚轮声格外刺耳。我打开手机，铺天盖地也全部都是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有的很沉重、有的让人揪心、有的又很有力量，我不清楚我究竟应该去相信什么，一切都淹没在一片想象的汪洋里。随着信息的不断更新，我的心跳和呼吸也愈发急促。两瓶点滴打完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我几乎是立刻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恍惚之间，护士又推门进来，往我的床头卡上挂上了“空气隔离和飞沫隔离”的牌子，送了我两瓶免洗酒精消毒液。她拿着采血针和五只小管子，说：“要求又严格了，还要再抽一点血去送检。”我含糊“嗯”了一声，再一次昏睡过去……
恐慌的蔓延和自我调整
23号清晨醒来，我整个脖子和额头布满了汗水，确认体温37.2，但是还是昏昏沉沉的。突然，“全副武装”的保洁人员推开了房门，更换垃圾桶、还给卫生间配了一把新拖把。吃完早饭，四五个医生一下涌进来了，他们耐心地询问我的症状、我的体温。我惊讶地发现昨晚的值班医生竟然还在上班。我说，我不咳嗽，也还算是有力气，吃饭也很好，就是嗓子很痒。医生们小声地交流了一下，告诉我再继续观察，并准备推门离开。我心里一阵惊恐，赶忙问了一句：“那可以确诊吗？可以做核酸检测吗？”医生说：“那还要等疾控中心过来调查了解情况以后才能做决定，你目前情况还好。”又过了一会儿，爸爸来送东西，隔着玻璃窗，我们短暂地交流了一下。他叮嘱我：“儿子，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历过，要相信国家，相信医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能点点头，反复嘱咐让他们做好隔离观察。
回到病房，又是紧锣密鼓的诊疗安排，护士过来输液，亲人们都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状况，并反复宽慰我，几个知情的朋友也来慰问，我一一答复。手机上最新的消息不断更新，但是只能令人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多。我把网上患者的基本症状和检查结果看了又看，又比对着我的检查报告，心情跌宕起伏，一会儿怀疑自己马上就要离世，一会儿又暗示自己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逐渐地，我发现我所有的行为表面上异常“镇静”，但内心的风暴一直没有平息。我搜集所有相关信息，反复想象各种可能的未来，又反复回忆我留在武汉最后几天里的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有没有暴露在感染源面前的风险。在病房里，一有功夫我就挤出消毒液反复搓洗双手、清洁物品，甚至反复搜索着有关“治愈”和“死亡”的相关话题，和朋友聊天也在反复确认症状，控制不住地一遍遍拿起手机……终于，在一轮轮接连不断的心理折磨中，我感受到了异常的困倦，下午躺在床上感觉浑身燥热，背部疼痛，感觉每一次的呼吸都发烫，渐渐地，我又陷入了昏睡当中。
再次醒来，依旧是满身的汗水，我艰难地扭动头部，发现右下颌的淋巴结隐痛，我的神经系统又一次紧张起来，燥热的感觉和酸痛的背部又开始提示我，这次可能不是一般的感冒……新一轮的疯狂心理活动又开始了，任何一点点的不适感觉，在我的过度关注下都被放大了许多倍，体温显示我已经烧了整整一天了。我第一次觉得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体验到什么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下午的病房很安静，只有空气净化器的风扇声，我看着已经被洗得发干起皮的双手，开始反思自己异常的心理状态：似乎更多的恐惧来自于我漫无边际的想象与臆测，来自于不断接受冗余的信息，来自于被隔离的个体和个体被隔离的感觉。难道我就这样脆弱吗？
晚餐准时送到。护士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多喝水，多吃饭，多休息，吃好喝好睡好才能更快地恢复”。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不应该再把精力耗费在过度关注其他信息上面。我用手机给自己定了一个体温、症状记录表，一个饮水提醒，制定了专门的阅读手机信息的计划，然后认真地把饭吃完，虽然食不知味，但是我知道必须要把它们吃干净。之后我又接了满满一壶开水，把水杯放在床头，再一次昏睡过去。
恍惚之间，我听到隔壁病房的患者和医生大声地争吵了起来，似乎是临近除夕，患者想要尽快出院，但是医生说特殊时期要按照规定来，发热结束观察三天之后才可以出院……两边就这样僵持不下，最终医生无奈地做出了让步，要求病人签个保证书……
回归真实的共同体生活
24日我再次满头大汗地醒来，紧接着就是真切的饥饿感。爸妈早就准备好了饺子和鸡汤中午给我送过来。他们还告诉我，家里在准备贴春联，虽然今年的年夜饭不能和我一起吃，但是以后还有很多欢聚的机会。返回家乡的同学们也开始在群里分享近况，观察家乡在疫情下的变化，记录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也在不断鼓励我。老师了解到情况以后，也和我进行了很有建设性的交流，帮助我分析疫情下的恐慌心理，告诫我要在经历和体验当中学会找到一种平衡。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各种消息也开始有序起来，困难和希望都更加真切地展现出来，整个社会正在慢慢地被调动起来，暴露问题，解决问题……隔离病房外的生活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许许多多的人和我同时体验着既类似又相异的真实，而一切并没有我之前臆测的那么糟糕。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全部配备了护目镜、面罩、防护服、手套和鞋套等等专业防护装备，我的床头上也挂上了护理巡视记录单。正如新闻里报道的那样，防护服里面本来就非常闷热，还要用密封胶带再缠起来，医护人员的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带着手套工作也有诸多的不便。从排班的时间表来看，护理人员工作时长是八个小时，工作间隙他们只能靠着墙休息一小会儿。即使是这样的工作条件，他们也非常有耐心，不断提醒我放松心情，注意饮水和休息。除夕夜，医生们又都过来房间里问诊，除了关怀以外，还强调了特殊时期，希望患者理解并配合工作。
因而24日整整一天，我都沉浸在自己身体渐渐康复、局势渐渐明朗的积极情绪中，我还在微博上写了一小段日记：“……这次疫情的扩大确实暴露了许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困难面前，首先还是应该团结起来，共迎时艰，做好自己能做的，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社会责任。非典的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隔着电视屏幕，我们只有幼年的模糊记忆……但是这一次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有冲击力。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报道即时信息的新闻工作者，遵守秩序的经营者和市民，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和家属，当然还有我目前经历的这一切……虽然有很多困难，虽然有一些令人发指和令人费解的人和事，但是生活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通过这些鲜活丰富的事件来向我们展示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某些让人敬仰、让人感动、让人铭记的东西，也是为了这些，我们会尽我们之所能让生病的事物恢复健康，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好。”
至少在我的身上，无尽蔓延的惶恐心态最终并不仅仅是通过个体的理性和坚强而被遏制，惶恐最终消散在可以看得见、可以被心灵真切感受到的共同体生活里，来自于他人发自内心的关怀，来自于每一位劳动者恪尽职守的态度，来自于疫情面前每一位公民的互帮互助。而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中，都带有一种令人动容的超越性。
康复后新的成长与新的生活
断断续续低烧两天后，我的体温从25日开始恢复正常。在爸妈的外援支持下，单间病房里的生活也渐渐地变得规律起来。即使我在如此狭小的生活范围内，也能感受到生活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我发现输液并没有因为我的症状好转而停止，并且从27日开始，我每天清晨都要被抽4小瓶血送检，下午还要在隔离病房检查肺部X光。医生嘱咐我，连续三天体温在37度以下才可以复查出院。虽然从头到尾我的肺部影像都没有任何问题，医生确诊的症状也是“上呼吸道感染”，但是病历抬头还是写着“新冠状病毒肺炎留观病例”，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加严格。同时，病房外的空地上开始准备搭建活动板房，每天还会有身穿隔离服的工人进来给病房安装热水器，看得出来，医院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打电话来询问和登记我的信息，有学校的、有卫生部门的、有社区的，他们不仅询问我的状况，让我注意保护自己，也保护好身边的人。家住农村的亲戚也在微信群里发来视频和消息，聊着哪些地方的路已经封闭，号召大家过年不要走亲访友、聚餐打牌。另一边，我许许多多从武汉返乡的老师同学们早已投入到各自的社会学观察当中。虽然他们身处自我隔离的有限条件下，还在积极地了解家乡防疫的举措，心系疫情下社会治理的新关切。
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社会上开始出现少部分人对于武汉人甚至是湖北人的歧视，对返乡过年的人实行过当的隔离和防卫，并且这些人的个人信息遭到了严重的泄露。同时，封城后继续坚守在武汉市内的市民也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医疗物资的匮乏、封锁的交通、居民的日常生活起居受到影响。还有更多的大众心理健康问题暴露出来，很多人出现应激反应，产生恐慌心理。然而，暴露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疫情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努力之下，照得清楚人性，照得清楚社会发展结构的困境。虽然，现在的我几乎还没有能力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它背后的成因，但是我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生活还是在继续。
实际上，正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我，也并没有完全从恐慌和过度的敏感当中彻底地走出来。今天是我从武汉回家的第14天，社区的人还上门叮嘱我们一家，出院后五天内都要汇报体温，整个小区已经限制人员进入。如果之前的症状只是普通感冒的话，我已经过了潜伏期。然而，家人不经意的一声咳嗽都牵绊着我的心，过度的紧张情绪也在不断消耗着我的精力，小县城传来疑似病例的消息也无形之中加重了我的精神负担……但是我需要学会去平衡，处境比我还要艰难的人还有许多许多，更加可敬的还有那些在疫区坚持战斗的人们。我需要尽快从被隔离的遭遇和紧张当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或许是我被保护得太好，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么平稳和顺。生活永远是五光十色、真实鲜活的，我们只能不断地向着未来准备好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勇敢地面对生活。
经历过这样一个没齿难忘的庚子春节以后，我不仅在逆境当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在读研究生，但是依然非常稚嫩，需要进一步的磨砺和学习。同时，在我亲身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当中，也加深了我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家国的思考。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动，将会一直伴随着我。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