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芯片的诞生
1999年，夏晓东前往美国的一家芯片公司，此时他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兼技术中心主任。与他同行的是海信集团负责电视研发的同事。他们与对方就开发电视芯片项目进行了“异常艰难”的谈判，确定了合作关系。
异常艰难的合作
在合作中夏晓东发现，海信能获取的，只不过是一些功能方面的知识，而对于代码、设计流程等技术细节，对方讳莫如深。这家美国公司的某款液晶芯片出货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但芯片设计研发也就是七八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既然这么少的人能做研发，掌握了研发流程，海信开发芯片是不是指日可待？
当时的家电市场，由于技术革新带来显像管的成本下降，价格战硝烟弥漫。但惨烈的价格战的背后，是产品的同质化。
周厚健说：“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却不掌握核心技术。这就像做电脑，芯片基本都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做电脑的利润其实很低。” “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这意味着自己决定不了电视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
2004年，我国有68家彩电企业，年产彩电7000万台，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生产国。这些电视机使用的核心视频处理芯片均为进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所用芯片大部分来自国外。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仅2004 年上半年，我国用于芯片进口的外汇即达262亿美元，国产芯片仅占使用总量的3%，而中国企业设计的芯片占国产芯片的使用量比例为0。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电子信息企业，多数是将别人的芯片焊接到电路上，这是一种出力多、利润低的经营模式。
当时的日韩家电企业一边垂涎着中国市场，一边又对中国企业嗤之以鼻：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研发能力，长期下去，大多数中国企业将在未来消亡。
周厚健说：“我国制造业越发展，芯片的消费量越大，设计、生产芯片能力薄弱的问题就越突出，我国企业就越发受制于人。如果我们不能在核心技术上突破，恐怕日韩企业的预测就要变成现实。”
芯片是家电的神经中枢，也是一种隐蔽性权力的载体。它的生产商打着自由交易的商业伦理旗帜，却又让交易的另一方惴惴不安。
周厚健决定行动。敲开美国芯片公司的大门，只是一次小小的演习。1999 年，周厚健和集团内一批工程师开会，讨论自己研发芯片有没有可能？会上，反对声淹没了赞成的声音。多数人认为，既然眼前不冒险就可以赚钱，将家底压上去做虚无缥缈的事情不值得。何况芯片设计生产的周期性强、技术要求太高，海信目前暂无技术储备。
决心自己做芯片
2000年，海信集团成立了“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决定自主设计芯片。
6月的上海是梅雨季节，潮湿、闷热，让北方人战嘉瑾难以适应。他和同行的三个研发人员落脚在一个四人间宿舍。战嘉瑾团队的任务是研发电视专用核心芯片。
战嘉瑾1995年大学毕业就来到青岛海信集团， 1997年就承担了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任务，以后成为海信电视研究所所长。他熟悉海信使用过的各种外国品牌芯片，他内心的愿望是，一定要用上自己设计生产的芯片。经历了1999年与美国芯片公司的合作，这一愿望便更加强烈。200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上海市随即在市中心黄浦区建设“科技京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就设在这里。当上海有关部门了解到海信自主研发芯片的意向后，派人专程与周厚健联络，随即战嘉瑾团队就受命到上海组建海信ASIC（专用集成芯片）上海研发中心。
当时，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低迷期，海信的决策受到不少人质疑。团队调研了10多种产品：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数字电视解码芯片、全球定位系统GPS芯片等等，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当时国内还流行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集成电路。有的公司做逆向设计——把其他公司的芯片拆开研究，直接模仿。逆向设计的风险小，但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边。与此相反的正向设计，是以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定义设计目标，自己从头做起。走对了就是领路人，走错了，前路不通，时间、金钱、精神受到三重打击，甚至满盘皆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到2001年冬天，海信确定做正向设计，做专门提升画质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战嘉瑾说，海信做芯片要考虑到整机的优势，“项目一旦完成，就可以参与技术的高层次竞争。拥有了核心技术，才能与合作者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
几年后，《中国企业家》杂志问周厚健，万一研发不成功，有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周厚健说：任何一个开发都可能失败，特别像这种难度比较高的开发，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搞了几年投入几千万，如果最后失败了，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企业更可怕。我们应该冒险这个险，把我们的技术力争再有所提升。
海信愿意赌一把
“这就像做菜一样，原料可以有无数种搭配，你要找出自己擅长和合口味的方案。芯片设计也是这样，不是说哪一个理论上的流程最好，而是哪一种符合你的需要；而且芯片设计仅是最前面的一环，离不开后面的芯片加工、整机应用等。当时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多在台湾和欧美，我们对后面的相关环节也不很了解。”战嘉瑾说。
在电视领域，核心的芯片有三类，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以及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因为没有统计标准，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没有固定程式，开发难度很大。
他们开始疯狂补课。看专业书，向业界专家请教，团队讨论、分享、争吵、消化。坐在出租车里思考芯片，听音乐时想着芯片，满脑子都是芯片。大家没有功夫聚会，每天熬到深夜。这是一种“不疯魔，不成佛”的状态。
产品开发同步推进。2002年，他们完成了一项工作，就是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实现项目。一张比A4 纸小的电路板上，团队的心血和代码汇集成了300 多万个晶体管。
完成FPGA 项目是一种突破。它起码在两个方面证明了海信芯片团队的实力：首先，是开发流程的可行，其次，是集成电路设计拥有了正确的方法。
在完成FPGA 项目的基础上，团队完成了对算法和电路设计的验证工作。此时，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乎让上海团队陷入了停摆。
2003年8月，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进行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完美的东西，在验证阶段却是一团乱麻，经过多次校正修改之后还是无法发现问题。
整整两个月，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答案。经过一番讨论和争吵，他们决定同时用两个办法：一是对原有模块进行大幅度修改，另一个是做一个优化的模块。最后，两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
研发的流程管理，强调科学、高效、协同的机制。但是起初，上海团队对项目的管理属于激情管理，只是强化了个人的激情驱动，弱化了相互的协同。芯片团队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地撰写极具个人风格的代码，但整个项目组却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因此，各自不同的代码风格无形中提高了排查问题的难度。芯片团队重新梳理了研发中的节点性问题，形成了设计规范，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增强了抗击打能力。
这里不能不提到刘卫东。他在海信有三个头衔：现任海信电器首席科学家、电子信息集团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芯片公司总经理。他主持了芯片研发，主导了模组研发和产业化，并牵头研发了多项行业领先显示技术成果，以及他带领团队开启激光电视的关键技术研发。这四项，分别代表了，艰难，艰难，艰难，艰难。
周厚健是工程师出身的董事长，而刘卫东则是其镜像。通过他，我们才能知道周厚健到底在想什么。
刘卫东指出了家电行业的问题：对外合作不够，完全靠自主研发远远不够，要跟外部合作。“自主核心技术，很多需要对外搞深层次合作解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周厚健建立了一家技术立企的公司，需要技术能力服众，没沾染官僚习气，能敢于直言反映问题，较真，专业，又有奋斗精神的技术人才。这个合适人选是刘卫东。刘卫东也需要痴迷技术的领军人，他强调，研发工作最深的体会是，“要敢于做最领先的技术产品，你没有这个胆气就真的可能一事无成。”
一颗“中国芯”是这样诞生的
2004年6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青岛海信集团考察。周厚健陪同温总理进入海信展厅。在电视机展区，温总理被海信的芯片吸引。海信人介绍：这款海信自主研发的专用集成电路，应用在视频类产品的核心数字处理部分。中国年产彩电6000万台，而且产品正在升级换代，由于未掌握芯片制造技术，产品常常受制于国外企业，同时要付出大量的专利费用。海信芯片的推出，将彻底打破国外垄断的局面。
这个演示的调试平台是从上海运到青岛的。
周厚健汇报说：“这个芯片对我们视频行业的意义太大了。虽然我国的电视生产量很大，但主要芯片都是国外的，我们在选择产品上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这样下去我们只能赚取廉价劳动力的辛苦钱。”
温总理说：“你说得对，我认为现在制造大国都谈不上，只是加工大国。”
周厚健介绍：“我们这颗芯片推出后的成本只有3美元多，而同样的国外芯片都在15美元，便宜的12美元。这就是自己拥有技术的价值。”
温总理：“因为是你自己的知识产权，竞争力自然更强。”
战嘉瑾随后演示了海信芯片的效果。
温总理：“看到了，你们的芯片主要应用在视频领域中吗？”
周厚健：“是的，可以应用在各类电视、视频处理设备中，应用面广。如果这些芯片在视频领域上机成功，这将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颗电视核心芯片被批量使用，它对提升整机产业的水平和能力意义非常重大。这颗芯片将在近期上机试验。”
温总理还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年产6000万台电视，还有2.9亿部手机，还有数码相机。你们的芯片能应用到这里面吗？”
周厚健回答：“目前还不能，手机、数码相机的视频应用与电视应用还有一些差别。总理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们将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应用，我们一定会努力。”
随后，总理观看了海信的网络安全设备演示。讲解者说：“由于我们国家在芯片开发等基础科技方面与国外还存在差距，所以我们的产品与国外的产品相比，在硬件性能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听到这里，总理的表情很严肃。
总理离开海信集团后，周厚健便在想，一定要给总理写信，说明“中国芯”是可以诞生的，还要告诉总理，“中国芯”是如何诞生的。
此时的周厚健为这颗芯片想好了名字——“信芯”。这是海信自己，也是中国家电行业、中国制造业的信心，是中华民族的信心。
从这以后，芯片的研发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在温总理考察海信之前不久，芯片进入到关键的流片阶段。所谓流片，就是设计完集成电路后，先在流水线生产几片几十片供测试用，测试通过，即可批量化生产。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内外部质疑是最强烈的。此前芯片团队的辛勤研发就如同沙盘推演，而到流片阶段就是实战。
不确定，上海团队不确定，青岛总部不确定。
周厚健说，在团队为他做项目演示的时候，他曾严肃地批评他们：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产品，搞不出来不要紧，出一点错误也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
高密度地汇报、高密度地质疑、高密度地修改。芯片的性能等问题逐步地解决。
2004年，他们艰辛而又高效地推进工作。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电路的设计和验证；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到了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的全部设计工作，直到交付加工前夕还在不停地调试、检测。密密麻麻的晶体管，十几万行的设计代码，一个纰漏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一场海啸。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流片后不工作、如果需要改动(哪怕只在代码上改动一个小标点)，海信的这100万元就等于付诸东流。他们天天加班，不断检查，反复验证。他们充分利用晚上人们休息时间，让机器运转起来，之后才回去睡觉。
11月27日，海信芯片完成MPW 流片，专业测试通过了验证。这款芯片成功地应用在支持1080P高清显示格式的电视机上。反复的测试表明，海信设计的芯片一次流片成功。而流片的一次性成功，在国际芯片知名公司中也不常见。
2005年5月19日，“信芯”经历了反复数次的工程批生产和验证。6天后，海信第2000台与信芯对接的整机下线，通过与国际产品严格的比较验证，运用信芯的电视整机产品与采用国际先进芯片的电视相比，技术性能毫不逊色。
山东省科技厅在4月份完成了对信芯的鉴定，认为信芯在视频处理算法、芯片体系结构、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此时，周厚健给信芯取了个全名“HIVIEW信芯”。
2005年6月26日，海信在北京发布了“信芯”，它通过了信息产业部（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鉴定。周厚健那封写给温总理的信终于完成（几天后温总理对此做了批示，鼓励海信再接再厉。）在信中他写道：“信芯的名字，既代表了海信之芯，也代表了中国彩电人的信心。”他谈到行业命门：“企业在积极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同时，要立足于自主研发，踏踏实实地潜心专注于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我们深信，唯有如此，彩电企业才能逐步解决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从彩电大国锤炼为彩电强国。”他谈到技术信仰：“海信之所以四年如一日进行投入并承担可能随时发生损失的风险，就是希望证明一件事情：中国企业有能力，也有毅力向核心技术挑战，‘中国制造’有决心、也有魄力上升到更高层级的竞争，中国工业靠智慧和创新挣钱的日子终将不远。在外国大公司依靠技术日益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的现状下，中国本土企业只要树立攻克核心技术的雄心大志，牢牢树立永不言放弃的精神和‘技术立企’的信仰，中国企业是可以扭转行业的不自信的！”
他谈到了人：“我们年轻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项目研发团队4年多来封闭在上海，潜心研究，刻苦攻关，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下，克服了浮躁与诱惑，埋头专注于一件或许失败概率很高的研发项目。”
周厚健打心底赞佩芯片团队。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不容易，我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获得突破，从事情的整个过程上也很不容易，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五年时间对他们是太珍贵了。他们作了如此大的付出，对企业的意义也很大。五年前，他们不知道项目将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失败了，工作业绩是个0。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在前途未卜的2001 年，海信孤注一掷的勇气、攻克核心技术的雄心、永不言放弃的决心令人钦佩。
2005 年7 月2 日，时任青岛市市长夏耕与周厚健亲自为彩电装箱。海信分布在青岛、辽宁、贵阳、淄博和临沂的五大彩电生产基地，同时下线装有“信芯”的彩电。下线仪式后，海信还将首批100台信芯彩电捐赠给了西部的30所海信希望小学。
那年夏天，海信信芯科技公司成立。芯片产品可以提供给海信集团下属的上市子公司海信电器使用，但芯片是独立运作，它需要在基于商业买卖的关系上，赢得海信电器的认可。
海信的芯片，需要争取到海信的客户。他们需要考虑：芯片如何满足中国市场？如何提供更多的功能？如何满足营销？
信芯，由一个团队转变成了一家公司，他们需要将一个松散的研究组织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司。
周厚健说：“我们在等市场效果。一定要给大家树立一个概念，不是从实验室出来就成功了，就结束了。你的成功必须体现在市场上，市场上成功你才算成功了。
海信电器已经开始使用信芯。谈及回报周期，周厚健说：“信芯”使用量达到10万颗的规模就可实现盈利。肯定的讲，即使仅仅海信使用，使用规模也大于这个数。海信的芯片从技术上取代进口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行也要使用，更多的中国企业，甚至是国外的企业来使用这个芯片，还希望海信芯能出口到国外的电视制造企业使用。量越大，我们的成本会越低。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说服其他电视品牌商放下复杂的心理情结，使用信芯。在海信的计划中，国内排在第一梯队的家电企业是信芯的重点营销客户，另外一部分就是海外市场，毕竟在海外，还有许多的家电企业。
信芯，需要经过市场的千锤百炼。首款芯片虽然具有符号性、开拓性的意义，但是它在跟竞争对手的比拼中，要继续壮大。用周厚健的话说，好的技术，就是同样的成本我的性能更好，一样的性能我的成本低。
海信的计划是，在现有芯片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开发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同时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等，开发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HS3700 芯片历经10年研发
2015年11月23日，周厚健在一封邮件里表示：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的资格。这是海信对芯片战略的重申。两天后，海信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正式发布了HS3700 芯片。
坚持坚持再坚持
从第一款产品到HS3700 芯片，中间跨度10年。这段时间，是海信芯片团队的波动期。2009年前后，上海的芯片团队很多人离职。这和所处地域有关，外面的诱惑也很大。
平稳过渡后，海信芯片的研发能力更上一个台阶。3700芯片是画质芯片。在周厚健看来，画质就是海信的差异点，大屏时代，画质芯片是差异化竞争的武器，这是海信芯片仍然坚持的路线。从它推出后，海信的芯片研发速度大幅提高，做出一款芯片的周期从两年提速到一年；海信高调兼并的海外企业开始源源不断为芯片研发提供新的技术、新的思路。芯片公司正式走向市场化，在销售意识驱动下，拥有了诸多外部的客户。
曾小光参与了3700 芯片的整个研发过程，他善长于软硬件开发，思维活跃。2007年，他加入海信上海芯片团队，考虑到上海团队人员流失，集团决定将芯片研发挪到青岛。
曾小光觉得，破釜沉舟才能做事。“我不想让自己有退路，否则就不会全力以赴。”当然，海信的吸引力也是重要原因。曾小光说：“我一看这个环境和氛围很拼，就是我想呆的地方，想住的企业。
芯片在物理属性上比玩具小，但如同钟表的机芯，越小，越意味着只有大代价才能换来丝毫不差的精确。
一般来说，芯片的调试大概需要三个月，而曾小光他们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就完成了。工作方式就是一个，天天加班。有一次加班熬夜太晚，他带着同事们开车回去，突然睡着了，他说睡着0.7秒后，就被同事拍醒，“如果睡了1秒，可能就出事了”。
对于上游的生产伙伴来讲，海信的芯片体量并不大，若想拿到优先生产计划，便需要调整自己的时间，去适应生产商的节奏。方式，还是加班。
芯片每次到就是当天贴片、通电调试。团队下午四点从苏州封装厂拿到芯片，就要立即飞到青岛，晚上十点到实验室贴片，主板到海信实验室就是凌晨两点，初步测试通过就得凌晨四点。早上八点，有人接续，继续更多的测试。
对画质及系统稳定起重要作用的DDR模块，需要做到万无一失。
芯片设计师们很多时候就得干通宵。4个月时间，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过。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这头的人坐在地铁，那头的人正在刷牙，电话在凌晨一点响起也是常事。他们在细节上争分夺秒。国庆期间，有人到黄岛园区生产跟线，有人在实验室通宵调试，IC、硬件、软件、算法都几乎全公司部门的人都开始熬夜。发现问题讨论分析，涉及同步返回验证……
加班。加班。加班。
芯片不能只让海信品牌的产品使用，集团希望要做外销。这是周厚健自第一代信芯出生后，一直秉持的观点，信芯要放在市场上，跟人竞争，不仅增加营收，还能证明并锻造出海信的芯片的实力。
2017年春天，周厚健到上海芯片研发中心调研（经过一段沉寂后，芯片团队又在这里落脚）。他听取了几个项目的汇报后，给工程师们提了要求：“作为研发人员，如果你不知道整机公司有什么需求，就很难把自己的潜能挖掘出来。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唯一保证。我们一直讲客户很重要，大家一定不要把‘客户是衣食父母’当成是一句套话，客户确确实实是衣食父母。”
卖芯片不像卖电视，需要真正懂这门技术的人。曾小光答应了。几年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卖不好芯片也必须卖，这是死任务，不容商量。这几年下来，他又有了一番跟研发不一样的体验。他注意与客户交谈的各种细节，展示自己的诚意，通常他不会直说自己是卖芯片，而是在卖方案，在卖海信的口碑和影响力。
3700芯片是海信芯片正式对外销售的开始。第一年的增长形势不错。“要逼自己，特别是做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留退路”，曾小光说。自从他开始做销售后，周厚健也是这么跟他、跟员工们说的。
高压下信芯提速
2018 年春天，一场关于芯片危机的大讨论发酵。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经过三个月的斡旋，调整，沟通，中兴在缴纳4亿美元保证金、获准10年的暂缓期后，几乎瘫痪的主营活动才恢复正常。
2019年，华为遭遇更严厉的制裁，低调的创始人任正非被迫面对媒体，接受连轴转的采访。
他们卷入制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芯片，在通信领域，他们需要借助美国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供的芯片。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5411.3亿元，同比增长24.8%。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但主要的产品却严重依赖进口。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的芯片，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2017年达到260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根据赛迪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世界排名前20的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企业占13家，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合计是667亿美元。其中，高通、博通、美光有一半以上的市场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在电视主芯片领域，MStar（晨星半导体）绝对领先，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前三大供应商为Mstar、Mediatek（又称MTK 或“联发科”）和Novatek（联咏科技），它们的市场份额大致为40%、16%、15%，这3家均为中国台湾的企业。
对于一家电子设备公司来说，如果重要的芯片依赖进口，那将被人卡着脖子，如果遇到不可抗拒的外力而失去了进口渠道，那就是卡死脖子，继而是挣扎和休克。这就是20年前，周厚健决定做芯片的动机。当时，周厚健拿出一堆数据，仔细分析，那是他决策的一个逻辑参照物。现在，这些数据中数字正在变化，中国的芯片产业正在发展，但差距还在那里摆着。就在芯片大讨论愈演愈烈之时，周厚健关注的是一个海信正在研发的高端画质芯片。
海信的芯片正在提速。
2015年11月25日，3700芯片研发成功。
2017年1月18日，3710芯片研发成功。
2018年9月24日，3720芯片研发成功。
2019年投资5 亿元，成立芯片公司。
信芯研发的经验，缩短了芯片的研发时间。芯片的性能一步步改进，而到了3720 芯片，则实现了一次飞跃。旗舰机配置了这款高端画质芯片。根据海信的介绍：这款芯片通过内置AI-HDR引擎技术和顶尖的图像处理技术，大幅提升了电视画面的色彩、清晰度、对比度和流畅度，全面优化了电视的观看体验。
2018年，海信以3.55亿元的价格收购东芝旗下TVS业务后，3720芯片的研发可以借助TVS的画质技术积累。据悉，TVS 的三个IP用在了这颗芯片上，TVS之前的一颗芯片的价格是20美元，而海信、TVS合作的3720芯片在成本、价格上都极具竞争力。
海信一直是在高压下负重前行，压力的传导机制不会松弛。美国对中兴、华为的打压，给中国制造和中国家电企业敲响了警钟。芯片是战略资源，不能寄希望别人手软。海信早早决定做芯片就是出于这种紧迫感。紧迫感不仅催人快马加鞭，也能激发一家制造企业的野心。
日本厂商在画质芯片上有几十年的积累，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原来海信的画质芯片一直紧跟台湾的公司，现在，他们要对标世界高端芯片。周厚健和芯片团队不断讨论，他们希望在画质芯片上打败日韩的对手。海信正在研发的是SOC芯片，这是一种系统级别的芯片，可以理解为多种软件的集成，它可容纳多芯片。曾小光说：“这对于我们这个也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因为它真的很难，如果你能做出SOC芯片的话，你就可以活得让别人害怕。”
自3700芯片研发以来，部分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迁移。曾小光说：“画质芯片跟SOC是有耦合度的，而SOC芯片更重要。画质芯片是在SOC里技术积累最多的。”在SOC芯片上，我们的差距很明显。目前，芯片公司尚未盈利，未形成自身的造血能力。从信芯到3720，周厚健还在等待一场胜利。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