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富与经济发展

占全球人口千万分之一的顶级富豪赚取了海量的财富，且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仍在加速集中，超级富豪所占据的份额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从1996-2014年，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超过500％，而同期的全球总收入仅增长为148％。富豪越来越富有，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贫富分化的趋势引起了世人的担忧。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发达国家中，依靠财富继承和白手起家的富豪比例大致相当，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新贵主要是白手起家。

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是创新的关键，因此应得到政策的倾斜，然而，大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高效的增长需要资源无缝地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使之尽快做大做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偏袒大型企业，而是要确保清除制约优质企业成长的不利因素。同时，降低企业准入的门槛至关重要，帮助具有竞争力的新创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快速成长。对外贸易也很关键，它将引导生产要素向最高效的地方聚集，并为竞争力强的企业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中爆发型成长的创新企业

1999年，中国杭州的一位英语教师在他的公寓里开办了一家公司，将中国小型出口商与海外潜在的客户连接起来。这位教师名叫马云。他的公司——阿里巴巴，为他铸就了当今中国首富的辉煌。马云已将阿里巴巴建成了一家拥有24000名员工的企业巨头，其销售的商品超过了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2014年9月，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市值超过了“脸谱公司”。几个月后，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了沃尔玛和通用电气，马云的身价跃升至210亿美元之巨。

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药物分销工作之后，迪利普·桑哈维（Dilip Shanghvi）从他父亲那里借到了1000美元，于1983年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生产一种可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锂片药物。公司于1987年开始销售产品，1989年对外出口，1991年开始投入自主研发。1994年，太阳制药(Sun Pharma)成功上市，2014年市值达到270亿美元，桑哈维（身价达128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太阳制药位居印度制药公司的榜首，拥有16000名员工。

1959年，15岁的艾哈迈德·那齐夫·佐鲁（Ahmet Nazif Zorlu）从高中辍学，之后进入其家族在土耳其巴巴达格（Babadag）的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佐鲁成为工厂老板。他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整合物流，进军全球市场，将公司转型为生产窗帘和聚酯纱线的大型工厂。20年后，公司的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佐鲁将现代生产技术和分销方式应用于纺织品经营，并扩张至其他行业，他收购了破产的电器制造商伟视达（Vestel）使其名噪一时，通过一系列重组改革，到2000年，新公司已经占领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电视机市场，并成为洗衣机和冰箱的主要出口商。佐鲁集团的员工数量达30000人，出口总额占土耳其制造业的3％以上。佐鲁的身价也达到了20亿美元。

这些例子表明，致富不一定是裙带关系、不公平的商业优势或自然资源控制、垄断和政策优惠的结果。事实上，新财富阶层中，创新、创造力、原创性和商业运作并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他们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创造了令人钦佩的记录。

在中国，像华为、联想、阿里巴巴、小米、中兴、海信和腾讯等全球名列前茅的公司，都是中国新经济的领跑者。目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值已占中国GDP的20％多，其中近80%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桑哈维只是印度众多制药公司的领导者之一，雷迪博士实验室（Reddy's Laboratories Ltd.）、西普拉（Cipla）、鲁宾（Lupin）、奥罗宾多制药公司（Aurobindo）、卡迪拉保健（Cadila）、吉友联生命科学（Jubilant）、易普咖实验室（Ipca）、托伦特制药（Torrent）和沃克哈德（Wockhardt）都是印度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印度以外都设有生产工厂，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药品生产国，其大多数的创始人都位居富豪之列。

有赖于佐鲁和其他家电生产商的成功，土耳其在欧洲以生产高性价比的耐用品而闻名。在土耳其，伟视达（Vestel），连同KOC集团的阿奇立克（Arcelik）和倍科（Beko），为土耳其贡献了8％的GDP 和10％的出口额，并成为财富500强中唯一的土耳其公司。KOC家族也是土耳其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在新兴经济体中[1]，创建大型企业的实业家越来越多。这种井喷式的现象属于21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发达国家之外的绝大多数超级富豪，往往是通过财富继承、资源开发，或借助政府关系获取垄断优势及在私有化进程中不当得利起家的。

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多成功建立大型企业日益加快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争夺全球客户和投资机会的新生力量。200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587名富豪中，仅有20％来自新兴经济体。十年后，在全球1645名富豪当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3％，新增的50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富豪中，非资源型、非金融类的企业创始人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他群体。

企业百强榜的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鉴于目前的态势，到2025年，预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富豪将占据财富500强企业的45％和全球富豪榜的50％，其影响力业已超越了本土市场的范畴。许多企业家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强化全球竞争力。

新兴经济体发展呈现的重要趋势

大型企业的创建以及与之伴生的巨额财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数的案例表明，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部分充满活力的企业会迅速成长为巨型企业，同时也迅速充盈了其创始人的财富。虽然外商投资会催化本国经济进程，但经济转型的起点主要仰仗国内大型创业企业崛起，新兴企业的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占领本土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他们越来越多地瞄准全球市场，着手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斥资并购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

成功的企业是发展进程的产物，他们也积极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200年中，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商业巨头经济”，这种现象并非巧合。

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集约配置对于释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潜能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其整体经济就会高速发展。数据证明，即使在同一产业，某些企业的生产率也会远远高出同行。因此，想要获得更加强劲的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不仅需要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同时必须流向这些产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例如，如果服装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食品产业，要获得营收的增长，不仅需要将资本从食品产业转移到服装产业，还要将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率最高的服装企业。因此，少数几家能够高效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商业巨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三个重要的趋势：大型企业的崛起，巨额财富的集聚，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关数据证明，这三种趋势是紧密相关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普遍增长迅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生产要素在生产力高的企业中合理分配，并促使其成长为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将劳动力从田间劳作吸引到工业生产中来，这又助力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能力，这些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获得蓬勃的发展动力。随着这些企业聚集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其创始人的财富也不断增长。根据钱德勒的分析，无论是在过去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麾下的超大企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也在与日俱增。

巨额财富的积累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每100万人口中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以及人均GDP的散点图，两者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经济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阶段。例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美元跃升到2019年人均GDP 10000美元，其增速之快，表明中国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步性。相反，当国家达到了非常富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则处于低位。新兴经济体中超级富豪人数的增加及比例的提高，紧扣其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而这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却不甚明显。将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在迈向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富豪的数量越多，则全社会就业机会也越多，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则没有很强的关联性。相比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其所有者而言，贸易活动则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财富、大型企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数据证明，巨额财富的积聚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的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吸引并聚集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得以更加高效的利用，随之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驱动所在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大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不断改善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使最广大的国民受益。

在新兴经济体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贫困并获得更多的进取机会，而非围绕财富分配的多寡而怨声载道。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低收入群体的福祉，将对不平等问题的忧虑推向了政治高度，继而激起了民众对经济条件不公的抗议。相关国际机构认为，财富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更重视如何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这需要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包括健全产权体系、降低企业进入的壁垒、坚持市场开放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些政策组合可以将生产要素引向收益更高的经济领域，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保持市场开放，可以确保巨额财富的积聚来源于公平竞争。

超级财富如何崛起

谁是超级富豪

2015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超级富豪崛起的议题。乐施会（Oxfam）的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说：2014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全球中下阶层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到2015年，这一数量减少到了80人。她认为这种极度不平等现象是令人担忧的。代表一家巨型营销集团WPP的马丁·索瑞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则反驳道:30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如今，我的集团拥有179000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111个国家，集团每年至少投入120亿美元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对此我自感问心无愧。他的言辞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巨额财富一律贴上不义之财的标签，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的财富积累来源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同时也使许多其他人从中受益。

那么，全球财富加速集中的趋势，无论是否取之有道，是否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还是如索瑞尔（Sorrell）提出的那样，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意涵了违法背德的敛财方式，如国家特权、政策偏袒或者不公平的优势（继承、抢占资源或垄断）？还是体现了新兴企业的壮大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所带来的繁荣？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乏力的国家而言，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够带来诸多裨益，因此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其中产生的巨额财富？

世界超级富豪当中，创新创业者的份额日渐增多。但那些依靠金融交易或攀附权势等寻租类活动而发家的人仍占多数，占比仍在70%。

全球财富的总体趋势，往往会使人忽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新兴经济体中的富豪更多是白手起家的，而财富继承者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发达国家中各类财富群体的比例相对稳定，继承者和公司创始人的份额略有下降，而金融类、寻租类和政府相关的财富在增加。巨额财富的积累可以划分出五种类型的富豪：财富继承者、公司创始人、公司高管、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以及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家的富豪。

超级富豪如何创造财富

相关经济理论为巨额财富近几十年来的惊人增长，提供了三种解释。

商业巨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首创了“商业巨子理论”，该理论认为，巨额的收入和财富的集聚，其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杰出的才能、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根据这一观点，巨额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些商业奇才准确地把握了时局，将创新型的企业做大做强。“商业巨子”理论认为，新技术为人力资源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发挥了规模效应，而全球化又大大降低了国家间的市场壁垒。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可以统领其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贸易、投资和洲际差旅壁垒的降低，营造更大范围的客户基础，这又促进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流程。公司领导层获得了巨额的回报，而与此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却迟迟没有增长。由此可见，许多行业，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商业巨子可谓炙手可热，待遇优厚无比，而对于那些掌握普通技能的员工而言，人才市场的需求则平平淡淡，甚至呈现衰退迹象。但科技新贵并不是富豪企业家群体里的唯一宠儿，贸易和技术也让杰出的制造商赚得钵满盆盈。

寻租收益：

寻租收益是巨额财富增长的第二大来源。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机制不够完善，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普遍。另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公司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变迁等，这些都会让少数资本所有者积聚大量的寻租收益，但是其实际生产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种类型的浮财并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例如，政府向私营部门出售石油企业时定价过低，致使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一夜暴富，这是新兴市场中典型的寻租形式。俄罗斯的伊戈尔•马卡洛夫（Igor Makarov，福布斯排名828位）于2012年首次登上榜单，而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和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tneft）组建的合资企业。

遗产继承：

遗产继承是财富增长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如果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迅速累积，通过遗产获得的财富将会得到极大的巩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劳动回报率，富有的人便会更加富有，除非全球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遗产继承在该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不均。法国的Liliane Bettencourt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是将继承的财富用于快速增值的绝佳例证。2000年，她的净资产估值为150亿美元，而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竟然翻了一番，高达380亿美元。这一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她在欧莱雅和雀巢两家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

然而，依靠继承得来的大笔财富并不一定能够一路增值。皮凯蒂认为，相对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只是一个综合判断，其中包含了所有新增的和原有的不同形式的投资组合。例如，墨西哥的Carlos Peralta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制造和建筑集团，得益于政府颁发的手机牌照，他把业务扩张到了电信领域，从而使他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得以持续位列福布斯榜首，成为世界首富。而到了2005年，随着墨西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他的资产大幅缩水，其身价也名落榜单。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也使他受到重创，迫使他卖掉游艇和位于特朗普大厦的公寓。

山水轮流转，财富在易手。一批新贵在诞生，一批老富翁在陆续消失。由于财富更迭，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继承类财富的份额并没有什么变化。

巨额财富的决定因素

一些研究认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公司治理的变革是巨额财富增长的关键。[2]

针对新兴经济体中巨额财富激增现象，私人银行和咨询公司已经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Company）发布了大量关于亚洲超级富豪的报告，认为它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考察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每一位富豪的个人信息，以确定其财富基本来源——是自力更生创造的，还是通过继承获取的。2013年，Kaplan和Rauh对1987年、1992年、2001年和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进行了分析，将其区分为三类人群：白手起家型，财富继承型，（中等规模企业）继承发展型。他们发现，2012年美国和全球的榜单中，通过继承中等规模企业并将其发展壮大致富的比例均不足10%。通过对比白手起家者富豪和继承者这两类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分布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一个国家影响财富增长的机理。

通过数据调查，反映出三大特点。首先，即使对于财富继承采用了严格的界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白手起家的富豪还是占了大多数。第二，发达国家中，白手起家的富豪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6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有显著上升，在2014年达到近80%。第三，在相同年份的同一类型的富豪中，其数量和财富价值的比例相对接近，没有显著的差异。

非财富继承类富豪：

非财富继承类超级富豪可分为四大类：公司创始人、高管、政治关系或寻租型富豪，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私有化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是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也有许多金融业富豪大亨，在促进了创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建立了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过，这种限定性的分类很可能低估了企业家阶层的规模。此外，一些继承财富的富豪，比如拉丹•塔塔（Ratan Tata）或李健熙（Lee kuno-hee），也带领公司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同时，资源类相关的财富也可得益于经营能力，比如明智的投资决策、规模扩张、技术改进和降低运营成本等。

公司创始人：很多富豪是依靠创新致富的，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2014年，Facebook收购了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程序Whats App之后，其创始人Jan Koum和Brian Acton（两人的合计身价为100亿美元）首次登上富豪榜。奇虎360的周鸿祎和齐向东两个人的身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4年首次登上榜单。他们提供免费的基础产品，并以增值服务收费，从而占领了中国互联网安全市场。

也有一些富豪是凭借政治关系而暴富的。1990年，俄罗斯的Vagit Alekporov（身价140亿美元）被任命为石油天然气副部长，第二年则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Lukoil的首席执行官。1995年，爱尔兰的Danis O’brien （身价53亿美元）在政治资源的庇护之下，拿到了价值连城的手机牌照。[3]

在我们排除了金融和房地产类、自然资源类、和政治关系类的公司创始人后。公司创始人正如那些商业巨子富豪，发明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产品，优化了生产流程，丰富了产品多样性，降低了消费价格，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公司高管：第二种白手起家的类别，包括那些通过在公司任职而获得财富的高层管理人士（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这些人的财富与政治关系、金融或自然资源无关。在富豪榜单上，那些没有被定义为公司创始人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公司领导层都被划分到高管类别。高管也包括那些拥有公司的个人，他们未必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在公司里担任某一高管职位。比如，继承了一家商店或工厂的富豪则归入此列。

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依靠政府关系或自然资源致富的，则划分为政府关系或寻租者类别。[4] 如果有报道称某富豪的财富与其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在政府工作的近亲或者通过走后门拿到了某种特许牌照，那么这些人富豪就被归入政府关系类别。

虽然私有化确实会带来更优的公司治理，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然而通过私有化过程积累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财富，则意味着交易价格过低。这种情况下，寻租收益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私有化过程，而非个人才能。如果富豪白手起家者的财富来源于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和煤炭等，也归于这一类。矿藏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司必须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来获得许可证。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早期投资创新企业的那部分金融业富豪，可被视为商业巨子。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很多受益于政治关系、监管不力和内幕交易的案例，很难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者，尽管其中有些人的确具备创新的才能。其中一些人通过高明的决策，将资本注入高速成长的公司，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一些人找到了确保市场合理定价的新方法。

也有一些金融领域的富豪得益于政府监管不力、幕后交易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极端腐败。Michael Milken因证券欺诈而入狱22个月，但其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依然名列福布斯富豪榜。[5]中国的黄光裕因内幕交易和行贿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6]

这一类别也包括房地产界的富豪。其中一些人得益于政府的土地出让，另一些人得益于城镇化进程，大部分人从以上两方面获取了暴利。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是地产大亨云集的国家，他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但在一个土地国有、私有企业需要通过租赁获取使用权的国家，许多地产大亨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富豪的区域和行业分布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中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而且大量的财富都对全球化公司的创建者青睐有加。例如，印度的Cyrus Poonawalla创建的免疫血清研究所致力于生产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Miguel Krigsner创立的巴西第二大化妆品公司Grupo Boticario，市场也遍布世界的多个国家。

东亚国家尤其活跃，其中很多都家喻户晓，比如代工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创始人郭台铭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与过去不同，更多的新公司产生在贸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相对竞争性的行业），而不是在资源和电信行业。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里，政府关系和资源类的财富仍占主体地位，但公司创始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十年前，非洲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

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些白手起家的创始人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除外。在南亚国家，政治关系和金融相关的超级财富越来越多，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继承财富则愈发居于主流，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

巨额财富的来源可分为五大领域：资源类、高新技术类、贸易类、非贸易类和金融类。

资源类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和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煤炭和铁矿石）是资源行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该行业也归属这一类别。“高新技术类”反映了计算机和医疗技术变革对超级富豪财富的影响。建筑业归入非贸易领域。房地产归为金融领域，因为该行业的投资属于资产性的，其产出不属于用于消费的商品或服务。

新兴经济体中，除欧洲在2006年至2008年占据主导地位之外，东亚富豪的总财富净值占比最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富豪财富迅速回升；相反，南亚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财富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2010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富豪财富略有增长。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源千差万别。东亚是最具活力的新兴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财富新贵，其中大部分是公司创始人。相对于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拥有最多的继承财富。新兴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财富积累更多依赖政府关系。在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欧洲新兴经济体和南亚，资源相关和政治关系仍然很重要；其中，除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外，寻租收益获取巨额财富的比例在下降，同时公司创始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