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美制造业竞争的影响因素
中美关系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美国对我国的遏制与打压将长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理解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十年的中美经济格局，以及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特朗普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原因，一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二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引发了美国的恐慌。
尽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署，但有理由认为，中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未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将是长期的。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将激烈竞争
中美两国政府对制造业都比较重视，对于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来临，两国政府都在政策文件中有所表述。这些政策愿景，勾勒出中美两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蓝图。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文件，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为世人所知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前已形成“1+X”规划体系。对中美贸易摩擦突显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产业链安全问题，政府也给以充分重视。
美国近年来则寻求重振制造业，并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制定重振制造业的相关政策。如2009年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10年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2年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4 年出台《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等等。特朗普上任以来则强调敦促海外制造业回流（特别是多次“喊话”要苹果公司产能转回美国）。
近几年来，美国围绕“美国制造计划”（Manufacturing USA）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持续强化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
2017 年7 月21 日，美国第13806 号行政令《评估和强化美国制造业、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弹性》宣布将对国内制造业提供战略支持。该命令特别强调了制造、产品供应能力与富有弹性的制造业供应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2018 年10 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围绕“维持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愿景，提出3大战略措施及目标[1]：（1）开发和推广新的制造技术，包含5 个具体目标:夺得智能制造领域的未来市场、开发世界领先的材料和加工技术、确保通过本土制造获取医疗产品、保持电子设计制造的领先地位、加强食品和农业制造业的机会。（2）教育、培训和劳动力输送，包含4 个具体目标:吸引并培养未来劳动力、更新并扩大职业和技术教育途径、推广学徒制并获得业界认可的证书、实现技术工人与所需行业相匹配。（3）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包含4 个具体目标: 增加中小型制造商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鼓励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加强国防制造业基础研究、加强农村社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目前中美制造业格局的几个特点
从总量看，将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到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的时候，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18.4%）已超过了美国（17.3%）；随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方面，中国也在2009年超过美国。
从结构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全球生产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手机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如果把最终成品的iPhone手机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从价值链看，美国仍占据高端。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大比例的中间品贸易，导致中国贸易顺差额的“虚高”；而美国实则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刘遵义教授（2019）与其合作者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平均为24.8%，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的相应水平为50.8%。以直接国内增加值计算，美国对中国有29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若考虑多轮次效应，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大为减少。另一个典型例子, iPhone利润的大部分被美国公司拿走，更是广为人知。
从产业链看，中国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薄弱。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对华为禁售芯片等行为，突出暴露了我国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短板。
当前中美技术差距仍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不到沾沾自喜的地步。应该客观看到，在先进技术方面，美国领先中国很多，其技术差距以数年数十年计。
如周秋菊、冷伏海（2019）基于《2018研究前沿》的分析表明，在10个领域的138个前沿中，美国在118个前沿（85.51%）处于创造卓越的位势，11个前沿处于创新前列，7个前沿位于创新行列，2个前沿位于创新追赶。中国则在54个前沿（39.13%）处于创新卓越位势，19个前沿（13.77%）处于创新前列，24个前沿（17.39%）处于创新行列，38个前沿（27.54%）处于创新追赶，处于空白状态的有3个。
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世界领先地位，来自几十年来在强大国力支撑下的巨额研发投入，包括高比例的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根据刘遵义（2019）的测算，美国在2017年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为4.21万亿美元，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位居第二的日本为1.34万亿美元，中国则是1.14万亿美元，接近了日本；但中国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依然不足美国的30%。其次，美欧的研发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很高：意大利和法国约占25%，美国在2007-2016年的十年中平均为17.3%，日本稳定在13%左右，而中国大陆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仅为5-6%。
在中美的制造业相关人才储备方面，目前中国占据优势
在中美人才储备方面的比较，目前中国在制造业占据优势。一方面，中国从享受“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
学界普遍认为，至2012年前后，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1998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仅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中国就培养了6000万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究生，人才累积雄厚。
此外，学有专长的海外留学人员近年来大量回国。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据报道，10年前，大约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但目前，状况正在改变，每7人中有6人回国。
客观地说，当今世界的技术前沿大多数来自美国。因此，这些优秀人才去美国学习工作一段后回归中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恰恰也是近一两年美方对中国“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乃至对中国理工科学生加紧限制的原因。
对三个关键问题的研判
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什么
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而且拥有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2019）中引用乔纳斯•纳姆（Jonas Nahm）和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研究，他们认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他们发现，中国在流程创新和制造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中国创新制造业模式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该模式整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能，即同时管理速度、产量和成本，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并大幅降低单位成本。这种能力使得中国甚至可以在高度自动化行业、非政府优先或支持的产业实现扩张，尽管这些行业只存在有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或政府补贴。中国还改进了先前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且不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改进技术的生产流程。这一观点与硅谷风险投资人王煜全的判断基本一致。王煜全（2020）认为，从全球创新生态体系的维度来看，中国的优势更多应在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是中国在过去40年时间里练就的本领，是我们可以支持和加速全球科技创新的长项。
中美会技术“脱钩”吗
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从市场相互依赖、技术进步和人才角度来看，中美技术“脱钩”的难度都很大，完全“脱钩”的概率基本没有；在局部环节与产品方面上，美国正在对中国实行封锁，企图实现中美技术“脱钩”，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
首先，中美在产品市场上相互依赖。且不说在全球产业已经深度分工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各种零部件美国无法在短中期内找到合适成本的替代品，而且美国也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半导体产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多美国著名的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份额来自中国市场，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
表1 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市场营收占比（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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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名称 |
中国市场营收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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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佳讯（Skyworks Solution）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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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QUALCOMM）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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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光（Micron Technology）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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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通（Broadcom）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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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NVIDIA）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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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高（Avago Technolgies）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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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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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迪（SanDisk）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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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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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芯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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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Intel）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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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林半导体（Lam Research） |
36% |
资料来源：张晓兰、黄伟熔（2019），《贸易摩擦对中美半导体产业影响分析》。
其次，对华技术封锁最终将损害美国的技术创新领导地位。因为技术创新的高额研发成本需要通过广阔的市场营收来分摊、赚取利润并支持下一轮研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认为，“美国对中美技术贸易的限制可能会终结其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周期之上，创新周期依靠全球市场，从而为其超大规模研发投资提供资金，而研发投资使美国技术始终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其全球市场份额将损失18个百分点，其收入将损失37％。这些收入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削减，并直接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减15000-40000个高技能就业岗位。其结果，韩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导者，长期看中国可能会获得全球半导体的领导地位。[2]
第三，对华的技术“脱钩”将使得美国损失大量的科研人才。正如刘遵义（2019）所指出的，对美国而言，给中国未来的精英提供教育和训练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美国能从全球的年轻人中招募精英中的精英，一直是个巨大优势，其他国家把年轻人培养教育到18岁，其中最优秀的一批随即被美国的高等院校摘走。外国学生让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在美国，许多顶尖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系，大多数博士阶段的研究生（同时兼任研究和教学助理）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如果没有录取外国研究生，这些学系甚至不会有足够的学生和助理。
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吗
特朗普总统号召甚至命令美国企业将制造业搬回美国，以及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设厂，引起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技工与工程师红利的人才优势、产业配套齐全的供应链优势、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优势（综合起来就是前文所说：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综合考量，中短期内制造业回流美国比较难；长期看，不确定因素较多，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器人、人工智能、柔性制造等将有可能较大规模改变生产格局。
以苹果公司为例，制造业回流美国从生产现实性上看基本做不到。中国国内大量低成本、技术娴熟的劳动力是苹果公司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的苹果公司元器件供应商都位于中国，从产业配套和产业链协作的角度看，将生产组装厂搬回美国，势必使其增加各种成本，甚至带来效率下降、良率下降等不良后果。
国际比较，至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很有优势，但高于印度和东南亚，接近墨西哥。
表2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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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2000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
2015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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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25.09 |
4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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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24.95 |
3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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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25.03 |
2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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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
9.62 |
2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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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
4.34 |
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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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
4.70 |
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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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
3.35（2003年） |
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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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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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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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
0.99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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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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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
资料来源：根据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整理。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给员工的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厂商纷纷开始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环保等成本的进一步攀升，劳动力密集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2030年中美制造业竞争态势的展望
中国到2030年在经济总量上将接近或超过美国
关于中美经济总量的对比，不同机构的测算有差别。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超过美国（IMF、世界银行）；如果按汇率计算，则大概率在203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刘遵义教授的相关测算）。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抗疫表现较佳，有分析认为，这将加速中国经济总量的超美进程。
2030年中美制造业的总体态势
笔者认为：
（1）至2030年，在制造业总量上中国仍然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2）在制造业结构格局上，美国在高端（先进制造业）方面仍然领先，但中国与之差距缩小；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方面，中国保持优势；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环节）制造业，则相当大部分向东南亚部分转移。
（3）在制造业价值链上，中国经过10年的加油追赶，在价值链份额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由于美国仍然技术领先，故仍占据价值链的最大份额。
2030年中国制造业四类行业的发展趋势
到了2030年，中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卓贤、黄金（2020）根据“劳动力成本-产业链长度”框架，将制造业分为四种类型：劳动套利型行业、机器红利型行业、回流型行业、内需型行业。笔者认为这种行业分类较为科学。在前述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对这四种类型的行业，展望未来十年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笔者研判如下：
劳动套利型（如服装鞋帽等）：逐渐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迁移。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没有完成重化工业化，在关键原材料和部分零部件方面，还较依赖中国。
机器红利型（如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智能制造逐渐渗透，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机器换人较为明显。随着装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考虑靠近市场和供应链因素，这些行业的较大部分将留在中国。
回流型行业（如机械制造、电气制造、计算机电子制造类）：由于这些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高，属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在产业变革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有可能部分回流美国。最终是成本、供应链和市场的综合考量。
内需型行业（如化工、汽车制造、铁路船舶制造等）：为资本密集型和内需导向型行业。国内产业配套较好，劳动力的生产率较高，且主要靠内需，故主要本土发展。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应对的战略战术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应该有“大国雄心”，要掌握核心科技，不可被别国轻易“卡脖子”。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尤其中国这样的古老大国要完成伟大复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自主可控，自己要能够生产。小国可以“扬长避短”，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扬长补短”。
其次，在战略上，要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实业）的决心，不可过分追求服务业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种种问题就是前车之鉴。正如美国专家小理查德•埃尔克斯（2010）所认为的那样，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将失去创新能力。
再次，在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和打压时，一方面要客观承认差距，加快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体现出韧性和耐心。如华为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封锁，除了加快应用“备胎”（Plan B）外，还应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努力“去美国化”。再如中国航天的经历，已经证明封锁只会逼着我们更加独立自主。
在微观战术策略上，笔者认为，应“立足自主，开放创新”，中美应保持“斗而不破”，我们既要保持先进技术来源，开放创新，又要加大自主可控比例，提高安全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明确创新主体。立足自主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创新必须坚持开放。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这是全国上下科技工作者努力奋斗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利用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也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习总书记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曾深刻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而华为任正非曾表示，“备胎计划”（Plan B）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中国应对的具体举措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中国制造2025》系列文件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举措。在此，笔者仅想补充几点建议。
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的活力源泉，在于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活力与积极性。世界各国都学习硅谷，然而效果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只学其形，未学其神”。
一是要真正给科研人员松绑，改革考核体制，不以规定时期完成规定数量论文等为考核指标。科研是具有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工作，有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需要科研人员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以及灵感和运气。那种在限定期限（比如三年五年）就要求作出成果或发表多少论文的做法，明显违背科技创新规律，往往逼得科研人员造假。
二是要真正落实激励政策，给科研人员应有的待遇和创新回报。特别是前沿创新，永远是少数天才和高精尖人才的专属，要真正给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以丰厚回报。华为此前以数百万年薪招聘优秀高校博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促进美国的创新作用巨大；中国目前已经有所出台类似的规定，但关键在于落实。再者，要对这些高级科研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和爱护，在科研经费使用（及报销）等方面不应过于严苛，应以习总书记鼓励党政干部干事任事“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来构建科研经费使用的容错机制。
三是建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不应由科研人员来完成，而应由企业家来完成。活跃于中美的风险投资家王煜全（2020）观察到，从科研成果被验证到产品上市，中间往往需要5-8年的研发周期和上千万美元的研发投入。这个阶段研发的主体应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的任务和专长是研究，而不是产业化，也不是创办企业。事实上，科学家的责任在申请技术专利之后就完成了，他们会转向新的课题，研究新的领域。而从专利转化为产品是企业家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企业家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科学家的研究就只能被束之高阁。
进一步补齐短板，保持制造业优势。
一是建立健全产业链条。例如，针对半导体产业链设备、材料、制造等薄弱环节，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补强产业链短板。在设计软件方面要逐步追赶。
二是构建产业服务平台，满足企业共性需求。我国过去的工业化经验表明，满足行业共性技术需求的平台非常重要。
三是推广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成功经验，用风投、创投的基金手段来积极孵化创新。
加强理工科教育和相关人才培养，广泛吸纳全球英才。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曾提出“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先进制造业劳动力需要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的知识基础”。这一点对美国重要，对中国亦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一个不好的倾向，即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少学甚至分人群不学。笔者认为，这一错误倾向必须纠正，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培养，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只能靠强化数理化学习与训练得来，而不是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为中华民族长远的创新能力计，必须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理化教育，然后再逐级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来投入高精尖的科技研发。
此外，我国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一年毕业七八百万，不可能都做“金领”，要通过合适的舆论引导和经济引导，加之合适的制造业相关技能培训，使其成为“大国工匠”和“工程师红利”的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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