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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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疫中的志愿者群像

来源: 2020.07.21 10:27:20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演绎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民族战歌。

在湖北武汉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那些勇敢的护士、医生和志愿者,那些兢兢业业的小区工作者、警察、记者、建筑工人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至为宝贵的时代记忆,这是人民的记忆。       

 

记录疫情的志愿者:抗疫援助中的影像力量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庚子之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感同身受着关于疾病乃至人类社会未来的惊惶与恐惧、失落与无助,其中亦不乏抗疫时刻燃起的逆境中重生的爱心与希望、乐观与幽默。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革命赋予了人们以影像对抗遗忘的权力,疫情期间,无论是平凡人日常生活的画面,还是来自抗击疫情一线的照片,个体的影像叙事汇聚成铭记这个特殊时刻社会真实与鲜活瞬间的具象化文本。

由一个整理辟谣信息的石墨文档而组织起来的“A2N”志愿小组(Anti 2019-nCoV)发起了一场名为明天的记忆的在线摄影展作品征集活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7次在线摄影展、近百组图片,记录着平凡人冷暖悲喜交织的记忆——儿女仅能在封闭式管理的小区门口探望老人,母亲为两月未剃头的父亲打理头发,物资运送志愿者趁着工作间歇躺在纸箱上打个盹,阳光下三两个挂在枝桠上的不舍得丢弃的旧口罩、空无一人街道上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北京雪夜里在简易帐篷中值守的大学生志愿者……待疫情稍有好转,人才市场上人头攒动着,人们已开始思考着明天如何生存;河边有零星几个人戴上口罩来洗衣,在所有烟火气都静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平静地等候春天。    

参与摄影征集活动的一位志愿者说:“A2N使我意识到个人力量的价值,这是一种个体不应隐身于宏大叙事的价值,是个人在社会大公益背景中的价值。摄影并不依赖于文字,但影像却蕴藏着文字无以企及的力量,它化解误会,弥合分歧,让相隔万里的人们跨越山川来相见。成千上万志愿者在这场抗疫行动之中以微火汇聚成燎原之光、以水滴汇流成江河湖海,来自亲历者的影像是人们在疫情中与个人心灵的直接对话,它使我们重新近距离关注自身与周遭,获得一种积极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终融入集体记忆的罅隙中。   

为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举国上下采取停工停学措施,此时多部影视剧的拍摄也只能暂停,导演邵进的拍摄团队便是疫情期间不得已留守在疫区武汉的剧组之一。因剧组此前曾去武汉同济医院拍摄,该团队130多人在酒店进行了自我隔离,加之酒店确诊的两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一例在发病48小时后离世,在这样的极度焦虑中,邵进慢慢学会和眼下的困境相处。他深受入住酒店的支持湖北医护人员剃头举动的触动,用剃须刀片给自己剃了个光头。随后他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到疫区救助的行动中,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发起向一线医务工作者募捐1万份自热米饭的倡议;在运送物资的途中,他帮助一位爬到大桥栏杆上想自杀的女孩解开心结,并欢迎她加入到志愿者团队中。

邵进坚持着每天做饭时拍一条小视频记录疫区生活,这成为远方的家人朋友了解他境况的方式;在志愿工作过程中,他搜集和见证了许多真实的故事,如一位并未入选前往抗疫一线的医生辗转来到武汉加入志愿医疗队,如一位女性志愿者自己与丈夫和小孩隔离开、每天为小区的疑似患者送菜。作为影视工作者,他酝酿着创作一个新的剧本,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他坦诚地说:可能它不是什么大片,也不会拿什么奖,不会有多高的票房,但我想记录下来,再过十几二十年,把它拿出来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我们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每天仍有许多生命逝去,时代的雨滴打在每一个人头上,数字背后是具体而鲜活的人,是陷入窘境的人,是奋力求生的人,是希望能在危急关头助上一臂之力的人,影像的力量便在于照见他们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自己,它体恤苦难,允许脆弱,也唤起人们的勇气、尊严、幽默、从容与力量。

 

前线奉献的志愿者:以平凡成就伟大

 

在疫情中甘于付出的志愿者都是平凡的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着平凡的角色,有的是司机,有的是理发师,有的是企业主,有的是快递员,有的是退休工人,有的是学生……在灾难面前,他们默默承担着平凡的工作,或是帮助病人联系车队,或是为独居老人送菜,或是为医务人员理发,或是运送物资,或是提供心理咨询,或是代喂宠物……他们也害怕病毒,会本能地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但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让他们走上志愿岗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正是这些平凡的付出和奉献,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有些志愿者怕家人担心,背着家人偷偷参与志愿活动。住在汉口的玲姐,疫情爆发初期就偷偷接下汉口某个区域入户喂养宠物的工作,她跟负责人打电话对接工作要避开丈夫,出门帮喂宠物被子女发现,怕子女担心只能撒谎说是去取快递。有的志愿者瞒着家人承担配送物资的任务,同在志愿者群的女朋友担心他的安危不让他出门,他无奈之下要求群主将女朋友踢出群。国内首个启动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人体注射实验时,两个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孩瞒着父母参加了实验。

志愿者也会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免费为医护人员理发的志愿者表示:刚开始做志愿活动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敢轻易开车门,车窗从来没打开过,到了地方就下去干活,回来的时候还会用酒精喷一下车门把手。武汉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伍杨说,自己做志愿者心理压力很大,怕因为自己导致家人感染病毒,每次回家进门之前,消毒工作从头到脚,到鞋底都不放过,感觉呼吸道都被消毒了。进门之后洗头、洗澡、洗脸、洗耳朵、无数次洗手,吃饭睡觉都和家人分开。两个小孩很黏自己,每次见她回来就喊妈妈,妈妈,回来啦,但也只能跟孩子说你们离远一点,不能亲,不能抱,不能碰,两个孩子很失望,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了。

一些运输志愿者因为责任感而来。他们既要跑车,又要帮忙搬货,工作一天手都抬不起来,比上班累多了,被问到为什么还要来,他说:我是有A照的人,本来武汉封城司机就很少,我不开谁开?武汉一位发型师Johnny受疫情影响两个月没有收入,每月还要还8000元左右的房贷和车贷,外加理发店房租,但他志愿给医护人员理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收费,他说:人家是拿命在拼,我们怎么好意思。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冒风险做志愿者,他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看到武汉招募新冠疫苗志愿者的启事,身为独生子女的周廉卜立刻报名,他说: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义不容辞。一位加入志愿组织,把自己的美容院门店作为临时仓库和办公点,经常忙到崩溃的普通市民说:想让困在家里的人知道,武汉不是没有救,不是没有人管。

志愿者做出了很多牺牲,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要到凌晨才能休息。武汉传媒学院大四学生Summer从武汉封城那天起,就成了一名在线志愿者,他说做在线志愿者比之前学习和工作的强度都要大,每天微信都会收到三万多条消息,只有把当天的事情处理完,才能安心睡觉。最晚的一天,晚上10点有三个患者同时求助,直到凌晨340分才休息。发型师Johnny疫情爆发后加入志愿者团队,为医务人员理发。志愿服务第一天是为海南医疗队和陕西医疗队200名左右医护人员理发,七、八个理发师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剪到凌晨一点半。最多的一天,Johnny一个人为80多名医护人员理发。外出工作的志愿者需要穿防护服,防护服很闷,冬天冷又不能不穿棉袄,忙起来一身汗又不敢脱,只能让汗自己干。全副武装的志愿者午饭要么简单吃点面包、方便面,要么不吃,担心摘下口罩被感染。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中负责物资和医务人员运送的志愿者,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为了不浪费自己一身的防护装备,多做一点事情,他们基本上一天都在路上跑,需要上厕所只能去公共厕所,由于衣服穿脱麻烦,又怕传染,很多司机都选择憋着,我膀胱要炸了,这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就是这样一群互不相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聚在一起,彼此信任,为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着,延续着希望,给那些被疫情折磨的人带去帮助、带去温情、带去慰藉。他们会崩溃、自责于自我渺小、能力有限,不能保证所有的努力都有效,不能救护所有的人,但千千万万个他们聚集起来,成就的是伟大的事业。

 

特别的志愿者:新冠疫情中的自主动员

 

区别于由政府和小区组织的志愿者群体,正在国内的海外留学生中的志愿者是自发组织形成的,并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高效率。来自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留学生北林说:在北美和欧洲的同学们迅速发展起了一整套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快速地向内地进行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除了北林提到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海外留学生志愿者把非常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的收集、发布以及宣传工作中去。科普疫情知识和预防方法;采集和汇总求助信息,由有医学、社工、心理学的志愿者为尚未住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医学答疑和帮助,给一部分患者提供制氧机,联系小区,帮助患者可以尽快入院;收集和更新武汉及周边县市的床位信息、可以做核酸测试的医院和测试流程;给武汉留守孕妇们提供医院信息和说明;征集当地志愿者,提供、交换供需信息,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和患者;制作疫情相关的海报等。来自美国湾区的留学生陈恕行总结道。

留学生志愿者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由于人手、物资紧缺和客观环境相对严峻所造成的志愿者工作的不足之处,这与海外留学生通过实时通信设备和交流平台,迅速完成自我动员和组织的高效率是分不开的,留学生们在组织层面的努力最终也成为整个抗疫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林发现:各个志愿者团队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大的圈子,热心于帮助他人的人们互相吸引,聚集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组织和社群也与留学生们展开合作,在信息集群与散布工作上通力协助。

不过,留学生的自我动员仍然存在问题,北林认为相较于欧美平均年龄较高的留学生群体,澳洲学生能力水平分散,更如一盘散沙。其中有能力者往往会参与中国本土或是欧美的志愿者群体,澳洲留学生的社交网络相对不完善,志愿者动员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北林也认为在这次疫情救援的过程中,很多志愿者群体存在着资源、人才被严重浪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某些人追求个人成就和名誉的问题。尽管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协调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除了留学生之外,国内的残疾人群体也是自主动员的优秀志愿者群体。武汉的一名成骨不全患者余静非常热心地参与到帮助别人的志愿活动中来:这几天我也在积极联系媒体朋友为残障群体发声,以期获得社会的关注以及必要的支持。我想,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我还能多做一点的事情。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多残疾人没有办法投入到线下的志愿活动当中,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发挥自身能量,像余静那样投入到在线信息收集与分发工作中。也有许多残疾人成为了线下志愿活动的一分子,疫情期间,湖北省黄石市有数百名残疾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卫国平尽管下肢残疾,还是主动为居民送餐送药。黄石居民陈耀模感慨道:没想到,我一个‘外来户'初来黄石,疫情期间照样有饭吃、有衣穿,生病了,还有人代购药品。

作为无法完全参与到抗疫一线工作的群体,留学生和残疾人都积极展开自我动员和组织,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这为疫情期间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志愿者体系进行了补充,切实为各地居民和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武汉抗疫亲历者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G2004)的研究成果。

* 王润泽,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洁、郝红菊、王汉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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