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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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新趋势

——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与评估体系
来源: 2020.07.21 10:43:25

 

内容提要:     

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说明,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地理区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全球供应链重整,地理政治考虑也成为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在新的一波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同时承接中高端升级产业落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出的“双向转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

国际产业转移也要求我们在供应链技术、管理理念、合作方式等方面具备化解风险的能力。本文基于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产业转移   比较优势   供应链   效益评估

 

战后三波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已经发生过三波比较清晰的产业转移过程。第一波是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推动日本和德国经济开始起飞;第二波是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典型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增长期。

回顾战后以来的历史,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对于产业转出国家和产业承接国家都是多赢的过程。无论从转出国还是承接国,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经济和市场因素,但是在一定时期也会有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

 从宏观经济因素来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前提,企业必然向具备获利空间的潜在市场转移。生产成本差异则是影响产业转移的直接因素。成本具体包括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租金、劳动工资等,也包括运输成本。从市场角度看,包括地理区位优势、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研发能力等。同时,制度因素(软性因素)也与成本和市场这样的经济因素(硬环境)同样重要。制度因素包括一个国家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国有化程度、国际贸易便利、国内市场准入、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对外资企业运行便利性等。

从承接国的角度看,产业转移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机遇,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吸收新技术的过程。在这方面,第一波产业转移中,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注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企业管理方法,为自身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乃至下一步的产业向外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特定的情况下,产业转移也有政治和战略性考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向西德和日本进行产业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有美国自身的产业转移需求,也有当时美国支持盟国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影响的地缘政治考虑。

 

中国目前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所处的位置

 

在持续的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产业承接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

作为技术承接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以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在低技术产品(包括纺织、鞋类、家居等基本民生用品)。2018年,中国出口额是进口额的7.8倍,净出口额高达6677.4亿美元。2018年中国低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的28.4%。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制造业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加大,但是潜力也很大。

在中技术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方面,中国的出口额占当年全球同类产品的10.9%,在三类产品中占全球比例最低,甚至低于德国(12.9%),略高于美国(9.2%)。在中技术产业中,特别是汽车、电机、机械设备等产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性、实用性、质量管理、自主品牌以及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中国的中技术产品进口量比较大,2018年达到4302.3亿美元。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发展迅速,2000-2018年间,每年增长35%2018年的出口额达到8017.6亿美元,在当年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21.3%,大大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但是,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额也高达6153.8亿美元。可见中国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处于“大进大出”的状况,说明了对于国外高技术的上游产品有较高的依赖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只是高技术产品的加工组装者,仍旧处于同一类产品全球供应链的下游环节,自有技术含量并不高。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本报告认为,评估产业转移效益的宗旨应基于“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国际产业转移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气候保障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

在评估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效益时,不仅要看表面上的“产业升级”,更要看产业结构是否优化、产业链是否完整。在高技术产业中,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对外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大自主创新的能力,着力向高技术产业的高端环节移动。同时,坚持中技术产品的制造是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避免“中空”,始终保持“中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并提高技术含量,这也是“德国制造”整体上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低技术产业中也要避免“空心化”,在转出部分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能的同时,确保国家的“低技术产品”的全天候供应能力,民生领域的基本产品和物资不能依赖进口。

从环境影响的角度看,评估国际产业转移效益必须考虑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而避免环境污染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设立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标准。以严格的环境、气候标准的实施,形成产业转移的环保“准入”机制,有效地避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对外产业转移也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和减排要求,形成可以量化的产业转移的“转出”标准,杜绝污染当地环境的生产项目。对于高碳排放项目也应辅以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项目、绿化植树等生态补偿措施。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直接效益包括对GDP的贡献、对税收的贡献、出口创汇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达2356万人,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比例5.4%。虽然外企就业人数比例有限,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达到1.04万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1.9%,可见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表1所示,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内容包括产业结构、环境气候、宏观经济三个层面,并且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指标(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同时,在衡量国际产业转移效益的同时,必须对于相应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控。

1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风险控制

产业结构

- 制造业吸收外资额(承接发达国家中高技术产业)

- 制造业对外投资额(向发展中国家部分转移低技术产业)

- 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参股、并购额

- 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

- 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占全球比例

- 低技术产品制造业产能必需保障国内需求

- 推动中技术产品的自主国际品牌

- 降低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对于国外的上游依赖

- 维护供应链安全,避免“去工业化”

- 针对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匹配,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和提升

气候环境

 

- 承接产业的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 转出产业的污染物排放量

- 相关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对承接的产业实施严格的环境、气候“准入”标准,杜绝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

- 对于对外转移的产业实施严格的“准出”标准,满足相关国家的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要求

宏观经济

- 外资企业对GDP和税收的贡献

- 创造就业机会

- 外资企业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

- 继续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公平竞争

- 保护知识产权

 

 

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政策建议

 

全球供应链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新冠疫情前国际产业转移已呈 “回流”、“分散”趋势。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类结构性问题突显并尖锐化。发达国家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通用电气、福特、松下、夏普等制造业巨头纷纷着手将海外制造基地迁回本土,而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如苹果、Home Deport和亚马逊等则表示将组装企业迁往东南亚国家,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回归”和“分散”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美国企业面临高关税风险,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以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新冠疫情凸显全球供应链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目前国内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势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中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的“全球化”,而是以兼顾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推动与中国“产业脱钩”,印度力图渔翁得利。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近年来政治因素再度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以印度为例,新冠疫情前期我国供应链暂时断供,曾导致印度电子、汽车、制药等支柱产业大范围停产停工,加强了印度修补本国供应链的决心。与此同时,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也在大力推动与中国的“产业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但是,印度自身的各种条件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在低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是顺差(421.5亿美元),但出口仅占中国相同产品的9.2%;印度中技术产品贸易是逆差(428.0亿美元),出口仅占中国同类的8.8%;印度高技术产品出口也是逆差(高达791.6亿美元)。也就是说,印度承接国际产业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替代中国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需要将现有的中技术、高技术产能增加16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竞争者,在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地处亚洲的印度的新依赖。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和印度联手大力推动在华美企撤离赴印度,其实无需过多担忧。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在封城后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制造业的韧性和管理能力。而且,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移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中国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新版全球化将演变为“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

疫情加速了已经出现的供应链的重组,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北美的区域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制造业基础的美国为主导,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墨西哥为核心成员,并将吸收南美国家进入供应链。欧洲区域供应链以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和出口国德国为主导,同属七国集团的法国、意大利等国为核心成员,扩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东北亚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制造业和庞大市场的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为主导,拥有高科技实力的日本、韩国为核心成员,并延伸到东南亚、南亚国家。

这样的 “三极化” 供应链体系是新版的全球化趋势,兼顾新形势下降低生产成本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双重要求,对于未来突发的事件将具有韧性和抵御能力。三大供应链并非闭环运行,将会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医药用品和器材等产品的生产将出现本地区化和多元化,不会依赖单一或几个国家。

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建议

根据对于产业转移历史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下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优化产业结构,保障供应链安全。

在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时,应当为低技术产业特别是民生、医疗健康基本用品设立最低国内“产能红线”(可参照“耕地红线”)和物流基础设施保障,保证在全天候、各种紧急情况下的自给自足,在任何情况下不依赖进口。

鉴于我国中技术产品制造业大而不强,建议大力鼓励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重点支持国有、民营企业发展中技术产业,保证其竞争性、创新型和实用性,以高质量的中国自主品牌和服务水平扩大国内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对外依存度高,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我国向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高端移动。

推动东北亚区域链的形成,扩大东南亚、南亚朋友圈。

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动向愈发明显,将形成北美、欧盟和东北亚三个主要的区域性供应链体系,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疫情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互信、经贸联系,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如三国商务人士互免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

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印度),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保持与北美、欧洲产业链的密切互动和联系。

“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维,重点扶持非洲国家。

疫情后全球化面临重整和供应链区域化的新形势,“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进行工业化的潜力将大大降低。我国企业借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建立出口基地、规避双反以进入欧美国际市场的固有思路难以持续,同时在这些国家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盈利性也没有保障。建议国家和企业调整思路,在“一带一路”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同时面向全球出口,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发展分布式光伏供电,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社区卫生条件,助力非洲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民生目标。

鉴于新版全球化的亚洲、欧洲、北美的三大产业区域可能将非洲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进而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建议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目标是达到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全部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编辑  季节)



* 于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资深实务专家、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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