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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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背后的媒体化浪潮

——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的启示
丹尼尔·胡德 来源: 2020.09.11 10:38:31



被全球自由主义媒体塑造的香港“反修例事件”

发生于香港的2019年“反修例事件”被解读为一次媒体化运作事件,抑或是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是2019年度甚至近年记忆中最突出的全球媒体事件。Mary Hui的研究表明,本次“反修例事件”乃是人类历史上被直播最多的一场社会运动,直播的传播速度又极大地增加了运动本身的现实效应及直观感受(Hui 2019),并得到了“全球自由主义阵营”及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明确支持。

与本次事件相比,2014年的“占中”运动或“雨伞革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既没有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与世界其他欠发达或“次重要”地区发生的示威运动相比,该运动已获得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也没有得到大陆媒体及共产党的足够重视及反馈。从本次“反修例事件”的全球轨迹及其直接取悦西方媒体的能力(本次事件领导者直接飞往美国,以赢取美国国会中反华“鹰派”人物的支持),再对比2014年占中的情形,可知事件背后的反香港特区政府、反中央力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支持该派别的人口很可能在香港市内占据了多数——尽管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绝对多数”(Bradsher 2019)。抛开其实现特首的自由选举诉求不谈,这完全超出了香港政府的权限(完全违背198412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方针政策又会规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19904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199771日生效。)——这次风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首先,他们实现了《逃犯条例》的暂时搁置,继而强迫特首公开撤回了该条例。他们没能推动针对所谓警方施暴的“独立”调查,却成功强迫香港特区政府开启了一项专门调查,逼迫政府承认其在某些事件中犯了错误或滥用了权力。此外,在“反修例事件”几个月中,因参与示威而遭到逮捕的大量人群也将使暴动罪行的定罪(这使得运动的另一项诉求即对全体示威者免于追责)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尽管“反修例事件”取得了全球大量媒体的支持,尽管运动在制度/选举层面(不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一场民主运动,我们却不能因此判定这场发生于2019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且为之推波助澜)的全球媒体事件对香港及全球带来了积极的发展 (Vukovich 2019Chan and Pun 2020 Solomon 2020)。这场风波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混杂性,一方面由暴力冲动所驱使,另一方面被明确的反共/反华冷战媒体思维所左右,同时又自始至终追求特区行政长官的直接提名及一人一票选举制,并且对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满足其诉求表达愤怒之情(这也集中表现了运动所谓的“民主性质”)。除此以外,运动却还寻求实现一种自治乃至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香港人的普遍诉求(大约40%的选民实际上倾向于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定位);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已经和大陆紧密相连,而且这一纽带将来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抛开政治理念上的混杂性不谈,这次事件为我们审视当前的政治及政治事件媒体化(我将其定义为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带来了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本次事件中,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不仅表现为全球媒体在事实上为其反政府/反北京诉求推波助澜,还表现为这些参与者寻求并最终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法案为其声援。与此同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应对本次运动之影响的能力——通过简单地拒绝回应,中央政府有效回应了港独引导的“自由化”或“民主化”诉求。除却表面上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香港泛民主化阵营对权力的追逐,这场运动中裹挟的复杂政治背景因素,令人很难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媒体的力量一如既往的强大,甚至借由新技术的繁衍以及各大媒体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时所构建的统一战线得到了极大增强;另一方面,经历了西方媒体化的强烈冲击,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大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强大依然如故。

香港及国际媒体化浪潮

20196月以来,“反修例事件”在港独主导下,已经从一场针对现已撤回的《逃犯条例》的大型和平游行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力性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不仅如此,通过一系列暴力对抗行动,企图将本次运动与传统的泛民主党派运动(致力于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推进选举政治)以及与香港传统市民社会实行无缝衔接。这一点实际上并没能躲开公众的注意:在过去几个月里,香港街头随处可见汽油弹造成的火焰和催泪弹造成的烟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警察逮捕示威者,示威者袭击警察,还有示威者对所谓与大陆相关的商店、地铁站和交通信号灯的蓄意破坏。后来,甚至发展到针对说普通话的路人的袭击,针对反对游行者的袭击(这也导致了运动中出现的唯一死亡事件),三合会成员对游行者的袭击等;最近,警方甚至破获了一系列恐怖炸弹制造及军火走私的案件。示威者武装占领(并破坏)了两所大学,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从201912月到20201月,特别是在特区选举中,新加入了一大批反对当权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之后,暴力及大型示威活动已基本平息;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再次出现炸弹威胁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游行运动。

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全球以及香港媒体(即全体非中国大陆媒体)的大肆鼓吹和驱动,人们很难想象这次事件会引发到如此规模并持续如此之久,甚至上升为一次全球性的划时代事件(被有些人称作“香港的最后一战”)。参与者运用(且不止于运用)了各类社交(及全球)媒体和技术:类似于redditLIHKG论坛,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以及无处不在的直播等等。和大多数香港游行一样,运动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场由媒体驱动的上镜式的民众运动:从挥舞美国国旗及特朗普宣传海报,并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集结,到焚烧中国国旗,喷涂种族主义涂鸦,并蓄意破坏香港中联办及立法会综合大楼,再到Cosplay风格的美学应用(在示威人群中,除了明显模仿日本“忍者”的黑衣黑面具“激进分子”,还出现了“蜘蛛侠”),香港的示威者显然熟知如何运用镜头并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正如让·鲍德里亚和居伊·德波曾警告我们注意媒体和奇观(spectacle)的诱导能力,我们也要警告那些职业媒体工作者和评论员——透过手中的镜头和录音笔所选取的录制对象,他们正在操纵观众。这些示威者可以直接获取全球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的注意,他们深知自己是“天选之子”——作为来自中国的自由民众,他们所发出的关于暴政和“共产主义殖民”的信息将被广泛接受。这显然与政治上的东方主义相关,也彰显了西方势力在冷战及殖民主义时期给香港留下的印记。

除此以外,关于香港取得国际媒体及知识-政治文化界关注的方式,还存在一些其他学者较少论及的方面。众所周知,香港市内高楼林立,窄小的街道多如牛毛且行人如织,交通堵塞频发。这意味着游行人群从A点步行至B点(通常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位于金钟和湾仔的政府大楼)耗时颇长,也使得人群数量统计变得非常困难。由高楼大厦和窄小街道构成的“峡谷”极易被填满,导致人群的规模被夸大,并且看起来远比实际多得多(参考Reuters, 2019Scar et al., 2019)。不仅如此,对旁观者而言(即通过屏幕观看者),香港的市貌还为游行人群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深度和广度。在“黄马甲”运动期间,众多西方媒体毫不迟疑地采用法国警方对游行/暴动人群数量的估算;香港“反修例事件”中,同样一批西方媒体却选择直接采用事件组织者对人群数量的计算。

另一个全新的现象是,街头出现了大量业余或平民“摄影记者”,他们身穿标有“记者”字样的反光马甲,随着人流的行进不停地拍照或直播游行过程、大学占领及警方回应的实况。很多时候,这些“记者”(姑且称其为记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游行的人群数量,更远超警察的人数。这也是某些游行“老手”的阳谋——伪装自己以躲避警方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香港的运动在很多方面混淆了参与者/游行者以及与记者/旁观者间的界限,对于这一现象众多媒体并未予以披露或反思。

在这里,我并不想悲叹新闻行业内专业水准及从业资格的缺失。媒体/新闻的“大众化趋势”自有其民主化的潜力。然而,正如社交媒体和新技术并非天生具备进步性或解放性,我们必须去追问此类媒体奇观——数以千计挥舞着相机的参与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记者/示威者——所实际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对游行进行报道的时候,这些人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样,不免带有某种观点,并代表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有意忽略中国大陆对香港所拥有的不可置疑的主权;也包括故意抹黑中国大陆通过边境对香港市民所传达的友好信号;还包括对香港警方形象的有意塑造——警方被妖魔化为释放催泪弹的可怕士兵,而不是一群被抛投汽油弹的港独“激进分子”所包围却严令禁止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人。

香港“反修例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也许)被拍照及直播最多的政治事件,却并不因此而自动具备民主性质,也不是代表真实的“人民之声”。虽然大量使用了“民主”或反殖民主义的修辞,但主导者实际上更多地应和了一种反华、反移民,同时兼具种族主义或仇外主义的国际政治潮流,其内核具有深刻的反自由或反动性质——时下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英国脱欧运动便是明证;除此以外,还有美国防止墨西哥涌入移民的边境墙修建,以及借“让XX再次伟大”之名对移民进行的驱赶(事实上,本次运动中也有人提出了“让香港再次伟大”的口号)。当游行者们高唱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时,大众媒体不会告诉民众,该口号实际上发源于一个受到仇外主义及美国特朗普主义茶党运动启发而创立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组织。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大多出身中产阶级的游行者们不仅见证了自身组织的演进和变化,还一直经历着理念及政治上的混杂性(Sum 2019)。

除此以外,本次运动中“赤纳粹”和“支那”(日本侵华时代对中国的蔑称)等种族主义词汇的频繁使用,白人至上主义仇恨符号“佩佩蛙”的出现,以至于针对说普通话人士及反游行人士所出现的暴力行动,大都被上述媒体有意忽略或忽视了。当然,仇外主义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并非新生事物;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身份政治矛盾同样根深蒂固,并且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争论——即香港人究竟是否能“真正”算作“中国人”。虽然经过众多媒体的政治性/反华立场的粉饰,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香港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仇恨情绪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这一切尚需时日。当下,针对本次事件的报道和叙述,大多将其标识为一场追求自由、投票及民主的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维度却避而不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佩佩蛙的图案,而在于整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它不仅反对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大陆移民以及“大陆式”的观点。此事件暴力行动还破坏了许多公共交通设施及本地企业,原因仅仅是他们与大陆有联系抑或拥戴中央政权;换句话说,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游行者及其斗争方式的不认同。只有在视而不见这些极端反动因素的前提下,香港民众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赞美和拥护。

中国的香港问题及回应

总而言之,关于香港及国际媒体如何通过迎合反华/亲美/帝国主义政治阵营来驱动修例事件游行运动,以及上述媒体如何以种族主义的话语来重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治理,同时又避谈本次运动及其策略中事实存在的仇外主义及种族主义现象,至今仍少有学者进行探究。上文提到的FAIR报告触及了前一个问题,即针对香港示威运动的海量报道——相较于委内瑞拉等国发生的同类事件而言,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霸权及利益,并符合美国所推行的对华贸易战及遏制战略。

在黄之锋、何韵诗等人的全球游走呼吁下,港独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对美国甚至英国出手干预的恳求——被划入了西方政治势力的外延范围,并成为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所发动的“遏制战争”之一部分。我之所以指出本次运动及其媒体化运作中存在的诸多丑陋事实,并不仅是想要揭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媒体偏见问题;中国是一个稳定存在且未受到任何致命威胁的政治实体,而时下,针对中国的政治双标现象却屡屡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将香港的反送中/反政府运动及其“本土”问题和危机,绑架或裹挟入宏大的中美对抗之中,对各方(尤其是香港自身)而言都极为不幸。从公共关系或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次香港“反修例事件”可以说既机智又成功;然而,香港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最终仍然不可能通过媒体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鉴于本次在香港发生的全球媒体事件/示威运动的规模之大,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某种形式做出的回应,却被香港一些媒体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包括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并资助香港暴乱的长篇评论抨击,也包括对特首林郑月娥及香港警方的坚决支持。除此以外,大陆政府还再次重申了对于界定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本法》系统(一国两制)的支持。另外一些来自大陆的报道则分析了香港的总体局势,并呼吁给予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住房及福利救济(新华社 2019)。其后,作为对本次危机的间接回应,特首林郑月娥也出台了一系列小型经济及社会政策措施(包括放宽按揭贷款期限、提供教育补贴、下调公共交通费用等)。

鉴于大陆政治系统的强大与稳定,外加本次媒体及游行运动从6月到秋季一直由反华阵营的香港身份政治集团所驱动,可以预见,这种运动很难跨越边界去动摇大陆的经济稳定,抑或改变大陆不予回应的姿态(不少人对此抱有期待)。也许,在中国政府强大政治体系下,媒体反制的力量无法对基本制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却能够复制并强化某些政治理念和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对香港事件及其造成的媒体所给出的政治/宣传/沟通回应非常简单——静观其变不予对话。与同时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所吸引的关注相比,哪怕是针对香港事件中帝国主义外来干涉的批评都显得异常平静。

大陆对本次事件的回应或拒绝回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霍布森式的选择(Hobson’s choice)——于毫无选择余地之际,选择静观其变:如果大陆在行动层面或修辞/理念层面出手干预,则必然要被扣上那顶早已戴了多年的大帽子:干涉内政、殖民主义、越俎代庖,至少也是侵犯了《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所谓完全自治权(香港其实从未被赋予完全自治权,然而这一点早已被人们所忽略)。然而,如果大陆选择拒绝干预香港事件,遵守《基本法》原则框架,同时对相关的全球媒体事件几乎完全视若无睹,这对于所谓媒体化浪潮的力量又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大陆的回应简洁而有力地验证了新媒体文化批评者的观点——从塔希尔广场到华尔街,从北京到香港,事实证明新媒体浪潮不过是披上了包容与机遇的民主外衣,实质上并不具备推动政治进步与改革的能力。  (编辑  季节)



* 丹尼尔·胡德(Daniel Vukovick),香港大学文学及文化研究硕士项目副教授兼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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