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数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成就了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第一位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这是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学习，进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多年从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并撰写多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著作，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进行演讲，讲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以及他如何将书本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上。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一句话，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是领导力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读书学习的典范。”陈晋表示，读书学习对毛泽东来讲，不是一种简单依靠兴趣来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阅读的动力来自生命和精神深处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
陈晋讲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虽然每个时代的阅读半径无法完全重合，但那些经典的书籍是不会过时的，而读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读书的精神是永恒的。
“广博且偏深”的阅读常态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党史博采》刊发的《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一文写道，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陈晋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读书广博且偏深。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中，两米多宽的床上一半睡人一半放书，甚至卧室的餐桌上也放着书。这就是他的生命中基本的生活常态。毛泽东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整理他留在菊香书屋和晚年故居中的那些书，最终整理出来九万七千多册，而且这些书还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和兴趣逐步积累起来的，他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晋认为，一个人的阅读半径有多大，他的精神空间就有多大，学习能力就有多大。毛泽东的阅读半径非常大，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不仅阅读报纸杂志，也读大量图书。但是，读书广博并不代表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集中在哲学、马列经典和文史三大类。
以哲学为例，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博览西方哲学著作。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他受到四个德国人的影响，分别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克尔。在谈到海克尔的思想观点时，当时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读过他的书。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读过海克尔的书，到50、60年代，他又让人重新翻译了这本书，书名叫《宇宙之谜》。2014年，施密特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一书，书中写道，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钟时间听毛泽东讲解了德国哲学史上海克尔的那点糟糕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陈晋特别提到，有人以为毛泽东只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而不注重读西方的书，这是一个误解。“除了马列经典，近代以来包括伏尔泰、卢梭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都曾花时间集中阅读。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熟悉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都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很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籍，并注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提到长江发源地到底是岷江还是金沙江的时候，他格外注意作者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及贾母爱吃一种用胭脂米熬制的粥。后来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此书在一处注释里详细介绍了胭脂米的产地、颜色及形状等。“这个注是用六号字排列的，字很小，毛泽东在这个注上画了很多道道，旁边还画了三角，说明他很重视这段考证。凭他的眼力，实际上是看不清楚六号字排的书，显然是用放大镜来看的。”陈晋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引用两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就是，吃药能够医治那些不会死去的病，如果一个人病入膏肓或得了绝症，他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他引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喻指做人的思想工作，只能对中间派和动摇派有用，他们不那么顽固，你给他讲清利弊，他可能转换认识，接受你的观点；对那些花岗岩脑袋和铁了心与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做思想工作都很难。这两句话出自《何典》一书，是晚清乾隆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人写的一本滑稽小说。今天很多读者都读过此书，很偏僻。
毛泽东阅读偏深还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问道，外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的政策都是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那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去旅行了。什么意思呢？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想象着从地球到月球修一条铁路，来回旅游居住。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部科幻作品来回答那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荒诞稀奇古怪的疑问。
“活到老，读到老”
“活到老，读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状态的另一大鲜明特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把很多领导干部送到延安各学校学习，针对很多领导干部想到前线而不愿在后方读书学习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要学习，我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学习，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我一定要学习九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晚年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当时的毛泽东已病重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要来一本《容斋随笔》。半个多月后的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去世，但当天的护理记录显示：9月8日，他看书看文件共计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可以试想，他当天晚上12点10分去世前，还看书看文件，他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阅读的？因为经常昏迷，而且全身插满了管子，他就让别人把书托着，工作人员根据他眼睛的移动来翻页。曾经有一次，毛泽东醒来后要求读书，工作人员习惯性地把上一次读过的书拿过来，他却伸出手来在床帮上拍了三下，后来另一个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关于日本政治家三木武夫的书，结果他果然是要读这本书。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1974年任首相，当时正争取在1976年底的选举中连任。为了了解三木武夫的政治观点和外交观点，我们就把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于1976年汇集成一本书——《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976年底，三木武夫在连任选举中失败。
陈晋说，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他的精神和思维仍然在活动、在思考，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毛泽东的阅读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且是读到死。”
不当书虫，读书要有方法
除了爱读书、勤读书，毛泽东对读书方法也颇有心得。在他看来，读书不能当书虫，要有方法，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望，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读、真思考。
经典的书反复读
经典的书要反复读，这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他都是反复阅读。
“一本好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你的发现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阅读，你的感受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你的体会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阅读，你得到的启发也不一样。”陈晋指出，因为经典的和重要的书蕴藏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次就发掘完了，真正的好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从中读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他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本书。1939年12月，刘英、曾志到他的窑洞谈事情，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忍不住问：“主席，这书我们从年轻刚入门的时候就读，到现在你还看？”毛泽东答道：“这本书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于是在1956年专门找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研读。
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红楼梦》《资本论》等经典书籍，毛泽东亦是如此，坚持在反复阅读中不断积累和学习。
在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1913年，在他20岁那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讲课目录中。1954年，有一次在杭州爬山的过程中，毛泽东问随行的医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读后有什么启发？随行医生回答，他读《红楼梦》的印象是贾府上上下下都特别讲卫生。毛泽东说，《红楼梦》要多读，起码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发现，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二十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背后的逻辑在于，他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读的，并且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新发现。他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甚至宗教关系、财产分配和土地流转等各个方面，只有读懂了读透了，才能知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对照读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习惯于将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换言之，相同的题材内容，他习惯于把不同的甚至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同样一种观点，同样一个传记，同样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只读一个人写的，还要读不同人写的，要通过对照发现背后的逻辑和真相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就类似一种研究性的阅读。
1957年，毛泽东读《楚辞》时共对比了十几种版本的注释；读拿破仑的传记，他分别搜集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三种版本。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喜欢读拿破仑？他研究拿破仑的战略，研究拿破仑怎么失败的，最后得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树敌太多。当时法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经常谈起拿破仑，而且谈得很细、很透，包括拿破仑是怎么死的，他的成名之战是哪一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都很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阅读各种版本甚至观点不一样的书籍，毛泽东其实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要读读蒋介石的书甚至那些反面的东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就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的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陈晋认为，这种研究式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你不同意的观点要去了解，不同意的事件要去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与自身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了对立面，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相和逻辑，对事物的认知方可更牢靠、更坚固。因此，毛泽东经常讲，如果你不懂唯心论，那么你的唯物论思想就是不牢靠的。
注重讨论式阅读
自年轻时起，讨论式阅读便是毛泽东格外重视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读书包括动眼动手动口——动眼睛看、动手写笔记、动口念，而讨论式阅读还要动耳朵，注重讨论式阅读，就是组织讨论小组，互相讨论。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于组织讨论小组；在延安时，毛泽东也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共同学习哲学和军事学，交流读书心得。例如，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每到周末晚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类是八路军的将领，另一类是延安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他的窑洞中，围绕书中的某一章节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进行总结发言。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又组织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而且号召全党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将毛泽东讨论这本书的谈话整理成笔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些笔记中选了4万多字收入《毛泽东文集》。
在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的很多观点闪烁着非常活跃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深刻，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起码要有100年。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提法非常相似，这就是讨论式阅读带来的启发。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100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架构。
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的阅读生涯中，“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他一直坚持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来读书，绝非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之所以善于读书，是因为他的阅读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终身阅读，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在陈晋看来，终身阅读的人不少，读有所得的人也不少，但是把读书所得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比较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读书所得知识的人就更少了。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土壤学》，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干部学习，让他们关注书中讲到的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后来，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逐渐归纳出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耳熟能详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改良土质要好，要施肥，合理灌溉，优选粮种，还要合理密植等等，这是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1963年，毛泽东读了我国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气象学论文之后，感觉自己的“农业八字宪法”好像还有不足，于是邀请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一起聊天。聊天过程中，他对竺可桢说，受到你的启发，我的“农业八字宪法”还要加上两个字——光和气，光就是光合作用，农业增产要靠太阳；气就是气候，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种什么农作物，是有规律的。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思考规律和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了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做到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要当“两员”，即联络员和评论员，要用联系的方法看待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以致用。
顾名思义，当联络员就是学会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书中的人物、事件，比较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的关系。比如《史记》，你读刘邦的高祖本纪的时候，一定要读读项羽本纪。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评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自己的历史结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这样才能拓展视野，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波澜壮阔的阅读人生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程，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阅读史。“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而读书可以获取未知的知识，毛泽东将读书作为实现精神成长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以一生尽量填充未知的空间。”陈晋指出，在一场场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中，除了思想境界的提升，还实现了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
读书要为天下奇
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阅读目的完成了从修学储能到寻找真理的转变。最初，毛泽东说他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1917年，他说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寻找大本大源；1918年以后，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读书目的又变成了寻找主义。
在陈晋看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是不断深化的。青年时代，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毕业后干出更好的事业，这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一样的。第二阶段，他要寻找大本大源和终极真理，大本大源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朱熹认为世界是有本源的，做人也是有本源的。五四运动后，他要寻找主义，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和信仰工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个外号叫毛奇，对此来历一个说法是青年毛泽东特别崇拜一个德国军事家毛奇，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经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陈晋归纳，毛泽东年轻时读的奇书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个时期比较偏好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作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介绍西方的著作，有助于跳出中国传统思维看世界、看中国；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书；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陈晋特别提到，毛泽东读过德国康德学派的哲学家鲍尔森的《人类学原理》，这本书是蔡元培翻译的，共有11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批注就超过1.2万字，其中就提到了精神上之利己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这种观点进行深化和升华，他把信仰理想可以深化出的道德理想、人格进行凝练，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了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革命时期实践家的阅读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即宣传家和实践家的阅读。
1933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专门到漳州的一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很多书运回中央根据地，其中两本书非常有启发。他读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把它推荐给彭德怀。此后，他又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看了之前那本书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1948年，毛泽东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提醒大家必须消灭实际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在陈晋看来，这就是实践家的阅读，读后就可以用于实践当中。
延安时期的两大跨越
阅读是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高峰。20年没写日记的毛泽东从1938年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从保存下来的7页纸的读书日记看，1938年2月，他读了850多页涵盖社会学、军事、逻辑学等领域的书籍。
陈晋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科学理论，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延安时期窑洞里的阅读，毛泽东成为了领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
在延安时期，通过大量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写了很多总结中国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著作，例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和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经济上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进而成为全党的理论权威，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有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这使得他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三级标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阅读和运用变得更加丰富。有一次外出，他带走了很多书，从书单看，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10多种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及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没写出书名、只写出作者名字的包括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里叶等，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还带走了十几种有关老子的书籍。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转变为文史方面的书籍，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和心境有关。
致敬经典 精神永恒（二级标题）
陈晋认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如今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必要按图索骥，但我们要体会他读书、编书、鉴书、讲书的一些特点、理念和方法，弘扬他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
陈晋建议，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那个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书籍之外，一定免不了回过头来阅读一些经典，包括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等等，不知道巴尔扎克，不知道莎士比亚，不了解肖洛霍夫，不知道苏联文学，你怎么能有文学素养、文学情怀，因为经典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阅读半径，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经典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经典，而我们应该向几千年中外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致敬！”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