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我如何学习中国

 

我决定留在成都

 

在重返四川大学课堂教学的前几天，我骑车穿过一片没人的校园，遇到了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从我身边滚过，它的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隔开五米左右尾随它。今天是5月27日，距离我上次去四川大学的江安校区已经过去三个多月。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曾匆匆来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学校通知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

在那个时期，离开中国似乎就能躲过病魔的侵袭，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使领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外交官配偶和子女也已经撤离。整个2月，我回复了焦急的美国亲友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很好，并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死亡人数看起来很可怕。

这个学期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世界大流行；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撤离方向发生逆转，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中国公民都拼命地希望回国。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四周，在5月27日，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机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条两旁是宿舍的道路边。一个电子声音叫道：“到达站点！”学生进入校园后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大学的每一个大门都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弹出，还有我的体温和我在学校的工号。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包裹。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通过淘宝网订购的。现在机器人也送货，学生说，机器人在来到她宿舍前曾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跟着机器人，终于，机器人停在校园远处一角的菜鸟驿站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人走出来装货。他说，菜鸟驿站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机器人，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住所，所以机器人是减少与学生接触的一种手段。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CHINA HEALTH”英文字样的白色帐篷。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被测出体温偏高，就会被送到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体温测量。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到校医院去做拭子测试。我走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学校为我准备的重返课堂的装备：五个医用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酒精棉片。

我是去年8月来到四川大学的，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1996至1998年我曾在四川担任美国和平队的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随后21年来，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缺席了一代人。

 

尝试网上教学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连线，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却被关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我所在的院系准备了一个在线平台，这时有近3000万中国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估计还有1.8亿的学童也在上网课。每天早上，这些用户就开始登录平台，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网课的流量暴增而不堪重负。

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只要有网课，家长就可以在线播放视频。如果打开摄像头，就只能看到老师。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的早期，我曾尝试直播一节课，但系统多次崩溃，我放弃了。后来，我都会避免直播，而是每周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我教三个班级，大约60个学生，而我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位学生。开学第一周，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居住的小区。

中国的隔离措施比世界上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格。居委会负责执行这些规定，它们是最基层的组织。在许多地方，如果有哪个家庭被怀疑接触了病毒，在进行检测和接触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完全隔离，限制家庭每两三天派一人外出购物。成都政府报告截至2月20日全市约1600万人口中，自2月下旬以来，只有71个症状病例，而且全部是输入性病例。成都的抗疫成功在中国是典型的。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学生：“你目前是否被允许在你的社区里外出？你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流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调查报道。

 

指导学生实地调查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做着普通的工作。从课程一开始，Serena就脱颖而出。她主修英语，文字非常优美。她的报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Serena的报告也是我在秋季注意到的一个趋势：很多学生都很擅长写报告。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左右的院校，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主修媒体研究的。即使在媒体研究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做实地考察，因为中国的新闻课比较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主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

但我很快了解到，这些学生很勤奋，当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标志、口号、引用、表情时，他们就会据此收集数据。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生组成，因此我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没有为Serena正确地注册这门课程。教务处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先是被拒绝上课，然后又不给学分，而Serena的反应却是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学期的项目，然后在春季学期在书上重新做一次。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总是尊重老师。

当我们解除封锁状态后，我让学生们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如何处理疫情带来的影响。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在南京附近开呼吸机厂的人，他去参观了工厂，在那里他了解到工厂的产量增加了十多倍。在东北辽宁，Momo调研了一家国有烟草公司的销量急剧下降。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新冠肺炎后的一个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愿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Hongyi跟随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经理进行调查。这个银行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贷款。Hongyi的报告中说，有370人给经理打电话询问这个项目。银行批准了22人的延期贷款。我喜欢这些来自各地的生活掠影。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但刺激政策依然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一样给民众发现金，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官员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摊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发起维护市容的运动。现在这些摊位一下子又出现了，傍晚时分拥挤的街坊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成都的感觉。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经从企业下岗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工资也减少了。

5月，在飞往杭州的国航班机上，一位空姐说她和同事们的工资是按照飞行时间计算的，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水平，是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可能更严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拿的工资变少了，但人们通常都说他们没事，因为他们有存款。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富裕多久，这也是他们有这么多存款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转变。

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报道了一位姓陈的河北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原本经销白酒的小企业。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腐运动，禁止用公款办酒席和搞其他娱乐活动，陈先生的销售额直线下降。对此，陈先生成功地转型到牛奶配送业务，但是当疫情到来时，一切又崩塌了。陈先生开始了两个月每天10小时的骑行，和他的送货员一起，与沿线每家店的老板谈判。他制定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可能得感谢这场流行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疫情，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称，它仍然含有“酒”字。Cathy问，对于一个经销牛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陈说，“他们不看你的名字，他们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离”，这是中国人版本的“社交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185个座位全部坐满。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就像去年一样握手。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须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所在的三年级一个班级有55名学生，复课时人数达到54名。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一点点都不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后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写着一首新歌谣的歌词：

回学校，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口罩，好好学。

口罩保护你我他。

 

第一天上音乐课时，老师还教我的女儿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来，把笛子塞进嘴里。放学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外戴上了麦克风，连接在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地区，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儿的学校也放宽了规定。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像小袋子一样，在里面装满吃剩的骨头和其他食物残余，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喇叭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我女儿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中国官方从封城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他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口罩来阻断病毒。中国从不允许居住在病毒传播严重社区内的居民自由活动。他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减少感染。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查。Serena在两个月内，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调查当地的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委会起着突出作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2012年以来，中国着手加强党组织的建设，重新加强社区居委会的作用。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发展得非常迅速，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在新的政府资金下发后，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挨家挨户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工作人员追查感染者。有时他们也会犯错。Serena介绍，1月底，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元的小区。整整两天，这位官员和那些合同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户爬楼梯敲门。但他们还是错过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无人应答，而他们既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也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全国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职。也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一点点小错误而被解雇或被惩罚。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一间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告诉Serena，那间被错过的公寓里住着该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当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位住户正在洗澡。在不知不觉被一名湖北人感染后的3天内，这位刘先生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3家加油站和6家餐馆。刘先生的口味多样，从煎饼店到美味鱼头，什么都吃。然后他接待了一个姓黄的朋友。然后他去看望他年迈的父母。然后他去上班。然后他发烧了。发烧后，他又去了好几家药店。然后他又接待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真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中国如何组织追查记录感染者

 

这样细致的旅居史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挥下的工作人员汇总的，他们负责追查感染者的行踪。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3000多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接触追踪员在武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80%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5到7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其余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但他们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细节的中国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而且他们往往熟悉本地的情况。许多接触追踪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24岁的江熹霖是为中国疾控信息和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3月初，江熹霖担心英国最初对新冠的回应过于乐观，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在上海，江熹霖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做模型、写代码和提案。他告诉我，“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把那个提案搞定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江熹霖意识到，如果深夜来电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都要回国。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对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的I.P.登录信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存在数据隐私问题。”他说。腾讯告诉他，他们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应。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著名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在欧洲，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某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传统数据收集方式，方法论是50年或70年前的，它没有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有抱怨。但后来他们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情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8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56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暴发疫情。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编码，并测量体温。即便如此，还是有300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50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传统科学发挥作用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北京有能力每天检测40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暴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嘉柏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暴发出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班级的学生一起批改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特朗普开始说“中国病毒”。随后，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接着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10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0倍。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译注：Sigmund Freud，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错误。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同时视觉线索和各种方式直接沟通也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拘谨。他们笑谈特朗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人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它们的体制不能支撑领导力和强大的组织力。

一些宣扬自由的例子指责隔离失去了自由和人权等。这种极端例子往往会分散对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一位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他美国人是否从中国的现状中有可以学习的地方。“社区参与。”他马上说。“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暴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努力做非常基本的接触追踪，这对资源的要求极度苛刻，而公共卫生已经土崩瓦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让社会更加繁荣却不失锋芒。20多年前，我教过的年轻学生希望通过努力摆脱贫困；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性。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也会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称疫情为“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

 

我们是在报道历史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教室。大四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大学引进了发烧检测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开学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学校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连线。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经历对这些年轻一代“新冠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她最后的一份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要开始记笔记了。”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的计划。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做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害必然是长期的。到7月初我登记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年轻的中国人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中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在第十七周，最后一节非虚构写作课，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不知怎地，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为我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组成生日标语的字母，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学校门口。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谢谢你看了我的粗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转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做了成都银行经理的小跟班。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我最希望我们还是能见面，但知道他们存在于远处某个地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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