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也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在发展动力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指导发展政策和实践，才能为制定创新发展政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和启示。
主流经济理论对创新的忽视
现代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核心议题。但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学者们的注意力却由经济发展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和效率提高问题上，对长期发展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市场均衡，更为关注那些隐藏在需求和供给曲线背后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产出、投入和价格。例如，自20世纪以来，尽管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科技和创新始终不是主流经济理论关注的对象，而是以“黑箱”方式来对待科学和技术（Freeman和Soete，2004）。直到20世纪中叶，主流经济学才把技术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把技术看作外生变量，仍然没有打开技术的“黑箱”。虽然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内生化，但是没有考虑创新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学家对发展的兴趣由来已久，但一直到现在为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无法有效地回答这一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谜（Helpman，2007）。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关心发明和创新，不仅是由于他们专注于其他问题或是对技术的无知，更根本的原因是主流经济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Freeman和Soete，2004）。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一种机械轨道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经济模型的特征是对资源数量的变化进行描述，但没有描述与“质变”相关的演化过程（Dopfer，2004；陈平，2019）。以偏好给定不变作为假设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其核心是价格理论，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被简化为以生产函数来表示。技术进步被当作外生变量，即技术变迁和新发明会“从天而降”，并向所有人免费提供，企业可以随时获得相关技术。但是这种理论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累积经验所创造的进入壁垒，知识被这些壁垒所保护，具有很高的获取成本，一般不容易获得（Reinert，2010）。
在当代社会，因创新而引发的“质变”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基础，这也是各国政府积极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理由。但是支撑当下发展政策的主流经济理论无法把握不同经济活动之间“质”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对提出科技和创新方面的政策建议没有多大帮助，这使人们对经济学的不满与日俱增（Reinert，2007）。
主流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误导
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落后状态，其发展政策随着发展理论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但是随着新古典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基本上都是围绕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提出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包括自由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自由、放松管制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林毅夫，2012）。但是，这些政策建议不但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反而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误入迷途、陷入困境。例如，拉美国家的改革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结构升级停滞不前，陷入了“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工资”的恶性循环陷阱之中（Reinert，2010）。用李斯特（F. List）的话来说就是，发达国家正在撤掉发展的梯子，即自己在崛起的过程中采用了重商主义手段，却向后发国家推销自由主义思想。
由于主流理论对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不足，从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更是不可行。发展中国家要么不知道如何改变，要么根本不能实现必需的改变。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教训的报告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过于强调对资源的配置和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提升。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提升这种能力。因此，发展政策需要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而不是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决。这就促使我们对现有理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反思，并寻求一种全新的思路，以确定制约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林毅夫，2012）。
创新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当一个更具创新性的经济出现时，经济学理论需要回应这些变化。新的理论体系应加入开放性、不确定性及新颖性等概念和假设，并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理（Arthur，2014）。创新发展理论的着眼点不应放在由一般均衡理论衍生而来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上，而应该重点关注技术竞争和创新、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等动态行为。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是形成另一种能够持久的、基础扎实的可替代理论，而不是追随当前流行的正统理论（Hodgson，2007）。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事物的不断涌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贾根良，2004）。
从经济学的源流来说，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们一直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Nelson，2001）。只不过到了新古典时代，研究长期发展现象的理论逐渐被边缘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沉闷世界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犹如一记惊雷，打破了均衡世界的宁静。熊彼特（Schumpeter，1934）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当某个产业或部门的某个企业成功地引入了一项重要的创新时，它将享受到高额的利润回报。一组新技术和产业的问世会吸引模仿者蜂拥进入这个产业或部门，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张，从而引导出一个长期的高涨阶段。熊彼特用创新理论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性、持续性和规律性。但是由于熊彼特的理论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因此被称作“新熊彼特学派”。该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理论，广泛地探讨了“熊彼特竞争”的各种问题，如创新收益率、竞争的可持续性、企业规模分布、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新企业创办的作用等，提出了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了目前对企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能力理论，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闻名于世（贾根良，2004）。演化理论是对经济变迁的速率和方向的解释，是关于一般动态过程中主体的差异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的重要性方面增减的理论。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对经济现象的演化解释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使创新、竞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有意义（Metcalfe，2004）。
创新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只有真正理解了经济发展的机制，才能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放眼世界，战后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成功的追赶。这些沿着产业和技术阶梯不断上升的国家，很少遵循主流经济理论范式的政策处方，而是采取“创新追赶”战略。为赢得竞争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制定自己的国家创新战略，改革税收和管理体系，加大对科技的支持，完善教育体系，鼓励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及采取其他各类促进创新的措施（Atkinson和Ezell，2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传统要素投入的基础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走向创新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主创新作为进取性的精神状态、后来居上的竞争战略和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在中国工业界顽强地扩散开来（路风，2020）。在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指导发展政策。创新发展理论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极具参考价值。而中国的发展实践也为建立和完善创新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甚至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创新发展的机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文一，2016）。
与创新在发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相比，创新发展理论的研究相对缓慢，而且在主流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现有的创新发展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案例为主，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虽然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现象，但是创新发展过程中涉及很多利益冲突（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而非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国家、制度与政策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支撑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指导创新发展实践，急需加强创新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
（编辑 高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