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精神财富

 

编者按：J.V.亚列缅科院士（1935--1996）是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著有《多层次经济学理论》等多部优秀学术著作，曾经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的科学顾问。他通晓苏维埃时期的经济体制，并对经济改革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他坚定地主张按照“计划+市场”观念发展俄罗斯经济。亚列缅科重视和认同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方式，其经济学观点对于中国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亦有重要借鉴价值。

 

亚列缅科院士的仁爱在子孙身上得到了传承，他的创作热情倾注于他的双手和智慧，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富。对先辈的崇敬，对祖国历史的尊重，在糟粕中汲取精华并用以创造未来的能力，是所有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前提。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35年8月8日出生于后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一座距离中俄边境不远的城市。1953年，他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搬到遥远的莫斯科，但并没有剪断这位未来学者与故土的牵系。1957年11月，亚列缅科来到北京，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求学深造。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60年毕业。多年来在中国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亚列缅科在俄罗斯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顶级专家，而且也让他成为关于中国风俗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百事通”。

回到莫斯科后，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供职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动态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研究。

 

方法论——钻石是如何诞生的

 

亚列缅科的自律及其对自身研究成果的批判态度，让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基本问题:如何评判经济学知识来源是否优质，经济领域的科学知识和肤浅耳闻的区别标准是什么？例如，如果说历史学家会有一门叫做“来源学”的学科，借助这门学科他们可以清晰判定科研成果的深度和质量，而经济学家却没有类似的学科。

于是，亚列缅科摒弃了当时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对大众传媒的偏见，开发出自己特有的信息来源搜索方法，他查阅了行业部门出版的文献资料，包括宣传册、专著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文献资料，一点一点地找出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以在眼观全局的同时突出重点。

自律的精神内核和不可思议的工作能力塑造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世人提供了宝贵的经济理论、实用模型和方法。在自然环境中，珍贵的钻石正是这样在高压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从碳的灰烬中诞生的。

 

多层次经济理论

 

1973年，亚列缅科离开国家科学研究所，就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实验室主任。在这一时期，多层次经济理论得以成形，并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成果之一。

这一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述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家拒绝因循陈规，从不同角度切入问题的学术能力。例如，亚列缅科认识到，即使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统计观察、测量和综合分析都是研究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这还不够，不能仅限于这些手段；追求绝对化是错误的。

亚列缅科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时，看到了一个多层次的经济空间：最上层面的是宏观经济统计，中间层面是专题研究，而最下层面的是微观层面。这位学者认识到，在宏观层面上，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存在着特殊机制。而且经济结构中的各个技术组成部分会按照总体经济增长的既定规律相互作用。

当时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本密集度、储蓄率等的综合估计，将经济描绘成一个“黑匣子”。对亚列缅科院士而言，深入研究整个经济系统的深层运作机制是很重要的。他认识到，自己所研究的苏联经济结构是一个金字塔，这一结构是由与其资源分配相应的技术层面的因素组成的。低层次因素对应廉价易得的大众资源，而技术层次越高，资源的质量和回报率就越高。就劳动力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能是其质量的衡量标准。就其他资源（设备、材料等）而言，衡量标准是各类技术指标的综合考量。

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就要消耗大众（低工资劳动力）资源，这些资源由于回报低而迅速枯竭。这类资源短缺造成的空白正在被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源填补。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替代”。新出现的替代性资源将经济系统推向更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亚列缅科写道：“形象地说，经济是在‘拖自己的后腿’。此外，这种‘马达’就是为维持某种技术平衡而运作的。我的核心概念包括对技术异质性的看法、技术异质性与非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补偿效应、替代效应、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产业经济功能。”[1]

 

而与“替代”相反的过程，即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空白的过程，亚列缅科将其称为“补偿”。替代与补偿的比例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

亚列缅科将他的理论投射到世界经济中，提出了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经济系统的想法。新古典主义概念中的“资本替代劳动”，在亚列缅科的术语中，则表述为优质资源对大众资源的替代。而其相反过程（补偿）则是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的不足。

同时，国际社会是割裂的，各个板块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民组成的。发达国家正在实现高层次技术资源的集中，即智力资源----高生活水平精英人群。将重型设备的生产和使用逐渐转移到中等水平国家，而原材料开采和高污染技术则集中在发展落后国家。此外，这种结构使人口移徙成为替代机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黑匣子”中停滞不前：苏联最后阶段的经济学

 

亚列缅科很可能是真正看透苏联末期深层次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能够提出正确解决方法的经济学家。

当时的问题在于，高技术资源事实上被大量从民用经济中挪用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这导致在国民经济的更低层面缺乏替代资源。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众资源开始被大规模使用，这也导致这类资源的严重短缺。

用较高水平的资源进行技术替代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高技术主要是为军事工业部门服务的，正因如此，大众资源的使用持续增加，并最终导致大众资源的枯竭。

此外，亚列缅科还指出，中央集权的急剧削弱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资源和资金分流。各部开始代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苏联经济失去了战略上的可控性和集中性。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所起的作用是致命的。苏联经济短期内获得了实施消费品进口计划的资金，同时国内紧迫问题的解决被搁置。随后，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对苏联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亚列缅科指出，苏联政权试图在“改革”过程中解决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但“代价高昂，损失惨重，扭曲现象严重，我要说，有精神分裂的趋势。”苏联政权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即使可能有效，也得有赖于奇迹的发生。[2]

 

1981年，亚列缅科的专著《多层次经济》问世。然而，出版社将该书的篇幅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变化》。“几十年后，当被问及拿着他的书是什么感觉时，亚列缅科回答说:“痛苦和失望。”[3] 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的声音并没有被世人听到。

 

有效应对危机和研究中国的经验

 

亚列缅科非常了解当前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清楚地看到了克服这些问题的途径。

1987年，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成为苏联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他一直在这个研究所担任领导职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1987年，他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里，亚列缅科虽然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仍对当时的政府改革方案持批评态度。他尤其不赞同苏联政府草率向市场关系的过渡。亚列缅科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伪市场机构只会成为另一个幌子，掩盖国家主要资源、技术潜力一直脱节于国民经济真正迫切需要的事实。”[4]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经济在结构上是扭曲的。它不能很快地转型、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亚列缅科院士深刻地描述了目前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花费多少力量把经济推向市场，国家只会碎裂，而且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形态进入市场。”[5]

 

亚列缅科既批评了俄罗斯转轨的加速政策，也批评了赋予企业经济自主的政策。如果俄罗斯经济继续保留以原材料为基础而建立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在民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注定要从一种缩水走向另一种缩水。在20世纪90年代，亚列缅科的这些话完全得到应验。

值得注意的是，亚列缅科批评苏联改革模式的声音并不孤单。只要回顾一下1996年由俄罗斯和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共同撰写的《美国和俄罗斯学者眼中的改革》一书就足够了。本书作者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克莱纳、J.托宾和K.阿罗。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责俄罗斯当局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市场改革方法”。[6] 1991年，众多美国专家向苏联总统致联名公开信，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莫迪里阿尼、J.托宾和索洛。经济学家们强烈建议，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应由社会所有。

亚列缅科认为，地租问题是后苏联时期最现实的问题之一。他坚信，一个拥有地皮和相应租赁收入的部门与成本高却收入微薄的加工部门之间，不可能实现健康的财富交换。其结果就是，经济的出口部门坐拥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大量资源。亚列缅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创造条件，把这部分地租收入纳入国家收入。

亚列缅科阐述了他对改革时期通货膨胀原因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在于价格结构本身的缺陷。当时的价格政策使企业收入不足，导致实际工资下降，需求下降，最终导致产出下降。

亚列缅科提出的正确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经济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将科学和技术资源集中分配给国民经济的民用部门，并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重点；

——生产的社会性调整；

——全面恢复经济的结构和技术平衡。

至于转向市场的问题，亚列缅科建议政府将其搁置15至20年。

作为具体步骤，亚列缅科提议将技术从国防工业大规模转移到民用工业。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充实包括住房和汽车等在内的消费品的市场供应、提高民用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文化。对“人”本身的关怀，包括创造新的工作奖励机制和光明的生活前景，是一个单独的课题。亚列缅科认为，创造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包括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技能和健康水平，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因素。总的来说，他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不在于产出的数量增加，而在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有针对性的提高。

亚列缅科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看法非常有趣。他认为这是某些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对这些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是适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其他国家有利。苏联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体上，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苏联经济体系是一个生产有机体，它的发展不仅建立在经济交换的基础上，而且其主要的分配标准是保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和确保本国基础产业走向世界技术前沿。

在谈到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时，亚列缅科经常把苏联和中国拿来作比较。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利用大众资源（低劳动力）来解决的。而在苏联，作为劳动力来源的农村的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耗尽，在中国，农村在人口层面在整个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许多过渡的社会层次。他说:“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力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分层所蕴含的‘弹簧’机制是紧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弹簧机制给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中国有社会竞争的条件，有选拔干部的条件，得益于此，性格开朗、富有才华的能人得以凸显。我去过中国很多次，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亚列缅科如是写道。[7]

 

总而言之，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环境愈加稳定，政治领导层愈加负责。他还指出，在中国，社会是以千百年来形成的秩序观念为基础而运作的，这是它实现成功发展的关键。

亚列缅科指出了苏联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高效的双轨经济模式，即政府规划和市场运作。不管怎么说，两国都曾拥有相同的经济模式、相类的遗产，中国经济成功演变的经验对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总体来说，在谈到俄罗斯的未来时，亚列缅科认为，只有扩大国内市场，做强做大国内生产部门，俄罗斯经济才能实现蓬勃发展。

 

尊祖尊昔

 

亚列缅科于1991年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1994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于1996年9月18日逝世，葬于莫斯科特罗耶库罗夫公墓。

俄罗斯为永远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无疑将有助于传播他的思想。在俄罗斯社会院的支持下，“亚列缅科奖”和同名奖学金于今年8月8日成立。该奖项和奖学金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表彰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在发展多层次经济理论、预测模型和方法、经济结构分析、产业和科技发展问题及经济学历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今天，不仅仅是俄罗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批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声音，这种模式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利用天才学者们的经验是合理的，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扮演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角色。

                                    （编辑  苏歌）